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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8/25 16:25:54瀏覽555｜回應5｜推薦9 | |
一、前言
最近大陸歌手刀郎的一首歌“羅剎海市”在網路上爆紅，據說有80億次的點閱次數。刀郎的這首歌究竟在批判或諷刺什麼人或群，眾說紛紜。但是，很多人都認為和他之前被歌壇大姐大那英等一干人修理的往事有關。也就是說，他因為曾經在歌壇受到委屈，所以藉著這首歌來尋求報復，或者說申冤，又或者是把歌壇一些不公平、不合理的黑幕給揭露出來。那英等人也因為刀郎的這首歌而受到廣大民眾的議論，責罵聲浪排山倒海而出。
值得注意的是，這首歌會引起那麼多人的關注，顯然並不完全是因為大家都那麼在乎刀郎個人受委屈的故事，而更多是因為很多人都曾經受過類似的委屈，而藉著他這首歌可以一紓胸中塊壘。之前，人們找不到適當題目，或者有各種現實顧慮，所以即使心中有委屈，也偏向暫時隱忍。至於究竟要隱忍到幾時，沒有人知道，連當事人自己都不知道。而刀郎的歌，至少讓這種委屈情緒有了一條抒發管道，於是集體情緒就蔚為一股洪流一起爆發，其勢難擋。
我談這個，是想藉此引出一個應該很重要的議題：中國社會中的“獎懲-報應”機制。刀郎的歌，及其網路上的附和者的聲音，可以視為一種“獎懲-報應”機制的具現。至於他所描述的顛倒黑白的國度，指的究竟是誰，或者是哪個國家，還有待未來有人給出答案。但是，既然有這麼多中國人似乎都懷有這種委屈情緒，那麼，不管刀郎自己想要指涉的究竟是誰，中國都可能普遍存在那種黑白顛倒的問題。
二、 報應機制
“報應”，這是個很古老的詞彙，通常也是反映某些較古老的思維。語云：“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後面可能再加一句：不是不報，時候未到）。字面上看，這話其實缺少主詞。也就是說，報應機制由誰來操作，或者是誰制訂了這套規則，並不曾交代。我們一般的理解當然是上帝/神。但是，我們其實不容易確定，神究竟是不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甚至不確定究竟有沒有神。從而，這種報應機制究竟管不管用、合不合乎我們對正義或善良的期待，似乎缺乏保證。中國諺語有云：“好人不長命，禍害一千年”。這顯然也是某些經驗觀察的結果（雖然觀察未必嚴謹），而這種觀察似乎並不支持善有善報之說。
德國社會學者韋伯，也曾經稍微討論過報應之說，他顯然並不以為然，認為這是2千5百年前古印度宗教裡的說法（吠陀經），而到現在竟然還會有人相信。也就是說，他自己是早已經不相信了。
那麼，究竟有沒有“報應”這回事呢？我以為，並沒有超自然的、即時的、機械式的報應法則。不過，某種“報應”或“反饋”卻也確實常常發生：某種報應機制存在在社會本身，是由社會來執行所謂報應或反饋。具體來說，被認為過度惡性的行為，往往會受到社會的懲罰；反之，也有些行為則會受到社會的獎勵。通常，善行會受到社會的獎勵。獎懲可視為是報應的具體方式。所以，“獎懲-報應”機制其實也不妨簡稱為“報應”機制。
在臉書上看watch的短視頻節目，裡面有許多動作片剪接、介紹。一個最典型的情節就是看到那些欺負別人（被欺負的當然主要是女性）的人大體接著就會狠狠挨揍。只要英雄出場，不管是傑森史泰森，史蒂芬席格...，就看那一大群流氓被打得落花流水、痛快淋漓！看得讓人真是爽啊！
但是，看到這種電影故事情節，心中卻不免升起疑問：惡人的報應總是來得這麼快，又這麼痛快嗎？現實世界裡也是這樣嗎？電影似乎在告訴我們，“惡有惡報”的機制是有的，而且是由社會中的某些正義人士來體現。這是真的嗎？
姑且不論報應的遲速，社會本身確實可能會體現某種獎懲-報應機制。這個說法應該是可信的。無論如何，主要是人際間的互動體現了所謂的報應，並且衍生後續的影響。縱使背後還有未知的力量在指使，實際形成報應的作用力量主要還是藉著人際互動而產生。雖然還有某種意外狀況也可能產生報應的效果，譬如純粹的意外死亡、受傷，或者撿到意外之財等，但即使是這樣，最終的禍福主要還是取決於通過人際互動而產生的意義。而且，這種意外的發生頻率與嚴重性，除非是受到生活方式不同的影響，否則通常會趨於常態化，而變成是常數，也就是不太會影響不同群體的生活品質。
如果存在所謂“報應機制”，社會才會是這個報應機制的具體運作者。每個社會都會發展出其自身的“獎懲-報應”機制，這是形成成員依循社會規範並且努力“向上”的誘因基礎。但是，我們很難想像這種由人的諸多行為綜合構成的報應機制會是完美的。就好像上面提到的例子，有些人就在這種機制下受到委屈。問題是，不同社會的這種報應機制的實際運作似乎有不同的規則。也可以說，對相同的行為，社會給予的反饋卻可能不同（反之，對不同的行為也許給予相同的反饋）。這意味著不同社會的評價標準並不一致，或者社會所欲型塑的價值、規範並不一致。甚至於即使是在同一個社會內部，就可能存在不同的報應機制。另外，與此相關，"報應"的具體方式與強度也有很大的變異性。
社會內部的報應機制並不單一、一致，對此，我們或可舉實例來稍作討論。岳飛被宋高宗賜死，但是即使是在當世，除了少數人例外，恐怕多數宋人都認為岳飛是忠臣，不應該被賜死（而應該受到獎勵）。這就反映存在著不一致的報應原則的狀態。而這種不一致很可能會削弱報應的規範效果。因為大家會依據各自的實際狀況而抉擇要依循哪一種規範要求。這種不一致的情況如果頻繁出現，很可能反映社會其實已經有某種程度的分裂，或者說社會整合本來就並不成功。。
不同的社會有不同標準、形式、強度的報應機制，這應該就足以顯示這種“報應”機制不是來自那至高無上的、獨一的神，而主要是人為的事物；而且，這種人為的“報應”，對社會本身的長期影響顯然也不相同。
舉例來說，在當今的阿富汗，神學士政權禁止女性上學，違者將遭到毆打、逮捕處分。這也可以納入所謂“報應”機制之內。妳違反禁令，偷跑去上學，所以要被懲罰。這種報應模式的結果，當然就會讓其他的女孩對上學感到害怕。她們很可能就放棄上學的嘗試。從而，女性就都處於教育缺乏、知識缺乏的狀態。這當然會有更多其他的、延伸性的影響。
或者像是在北韓，批評國家領導人就會受到嚴厲懲罰。那麼，人們就再也不敢批評領導人，而只留下歌功頌德的聲音；領導人也就再也得不到什麼真實的反饋意見。
當然，有人可能會質疑，這哪裡是什麼“報應”，這種反饋機制一點正義性也沒有。的確，這裡舉的反饋事例看不出有什麼正義性。但它確實是一種反饋。它可能不符合許多人認為的正義性，但也許它的真正意義是在塑造正義的標準。因為有這種反饋，所以人們漸漸了解並接受：引起這種負面反饋的行為是不應該的、是錯誤的；反之，也有些行為則因為得到正向反饋而被理解為應當、值得讚許。
所以，嚴格來說，上面所謂“報應機制”，其實比較適合稱為“反饋機制”（mechanism of feedback），比較可以避開直接連結到關於善惡、正義的評價與因此衍生的困擾。不過，如此卻也容易失去讓人們產生聯想的效果。人們尋找的是”報應”機制，我這裡所討論的也是報應機制。我是試著要回應人們的尋找努力。至於這種被我稱為報應機制的反饋機制很可能並不符合人們對報應機制的正義性期待，卻也正是我希望點出的客觀情境。我把現實中起報應作用的機制（來自社會的反饋機制）呈現給大家，讓大家意識到，大家所期待的報應具體可能主要就來自這裡。但是，這種報應卻也可能有問題，它未必就是我們所想要、應該要的報應機制。而我們想要、應該要的報應機制，還有待於大家在現實世界中的行動努力，而不只是等待與盼望。更重要的一點可能是：我們直覺以為的正義原則或標準，如果未經嚴格檢視、測試，未必是理所當然正確的。而我們不甚自覺的偏見、誤解卻可能是構成他人委屈的來源。
上面的討論，可說是對於“報應”意義的限制。報應沒有那麼高大上；報應並不當然符合正義原則。人們的“報復”行為，確實可被視為是某種報應，是報應機制的具現，但是，它並不因此就當然具有正義性。它是不是符合正義原則，還有待考證。人們可能實際上傾向把自己的報復行為想像為正義，認定那就是報應，是應該的。這其實是錯覺，這種心態需要被提醒改變。
人們不自覺地會以一己的標準或我群的標準來評價是非優劣。但是，這卻未必真正公平。同樣地，我們也因為這種主觀標準，而傾向認定我們的報復行動是正義的。但是，這樣的評價，乃至這樣的報復行動卻可能恰使行動的對方覺得委屈，而思對我們有所報復。
就上述刀郎與那英等人之間的過節而言，也許那英等人之前確實對刀郎做了不公平的評價，造成刀郎的委屈。刀郎的才華也許沒有得到公平的評價，沒有得到應有的肯定；而且因此在歌壇的發展受到了某種程度的限制。我並不詳知內情，無從給出任何評價。我只是假定如果情況是這樣。而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也許是因為那英等人對於歌曲抱持某種評價觀點；而且，他們可能自認為這是懂音樂的人應該持有的評價標準。他們努力以公正的姿態做出了這樣的評價（此說同樣屬於假定）。只是，這種評價也許其實是帶有偏見的。是對另外一種類型的音樂的偏見。就好像美國的爵士樂，也曾經長期被認為是不入流的音樂。總之，那英等人未必是故意要貶低刀郎的音樂，而是真心認為這種音樂不夠水準。如果情況是這樣，我們也許可以說，是那英等人對音樂的偏頗或狹隘的評價標準讓刀郎受了委屈。
類似這樣的情形多不多？其實可能非常普遍，普遍到讓我們驚訝，甚至讓我們氣餒。我們也許可以拿兩個較極端的人物為例來做討論—馬雲、愛因斯坦。
據說，馬雲參加高考三次才勉強上了大學；多次謀職失利；而在35歲以前，曾經10次創業失敗。據說，他有一次謀職面試，24個人中只有他一個人沒有被錄取。當然，我們現在大概都承認，馬雲其實是個了不起的企業人才，是能夠創造全新企業經營模式的人才。那麼，他前期的失敗很可能涉及選材單位的偏見，乃至惡意。
愛因斯坦早期的職場經歷會值得討論，當然是相對於他的成就的極端性。他在物理學界的成就是突破性的、劃時代性的；而他的IQ一般估計至少是在160以上。但是，即使是像他這樣的人，也曾經在職場上、在學術工作領域潦倒過。他大學畢業以後失業兩年。之後勉強憑藉朋友父親的幫助，找到一個普通技術職位，勉強可以糊口。即使他的論文已經刊登在重要學術期刊上了，短期間內（1905年以前），他的研究其實仍然沒有得到學界的重視（Max Planck據說是當時唯一的例外）。他的相對論論文獲得某種經驗研究確認，據說是憑藉一位英國學者亞瑟‧愛丁頓（ Arthur Eddington ）對日蝕前後的觀測而得，時間已經是1919年，距離愛因斯坦1905年、1915年的狹義、廣義相對論的提出分別已經過了14年、4年。
其實，20世紀初的德國物理學界已經是大師雲集的時候，但是能夠了解並且肯定愛因斯坦研究的人仍然如此稀少，愛因斯坦在學術專業領域裡的發展仍然經歷了如許的頓挫。那麼，在各種不同的領域裡，人們的努力能夠得到他人適切理解、認可的可能性又是多少呢？有多少人會因為缺少知音而遭遇像刀郎那種命運呢？這已經不是某個人被欺負這麼單純的問題，它也牽涉到整個文明進步遲速的問題。大量個別人的智力開展機會被剝奪、成就被忽視，這往往意味著社會整體文明進步的遲緩。
重要的是，每個階段的“報應”，如果其正義性沒有得到普遍認可，那麼，迎來再報應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因此帶來社會動盪的可能性也越大。
古代的王朝在結束的時候，往往都會發生非常慘烈的悲劇，特別是前朝的皇家貴胄子弟往往陷入巨大的苦難。北宋滅亡，據說約2萬名朝廷大員及其家屬被拉到金朝首都，過著悲慘的日子。這種際遇也可以說是“報應”。當然，這並不蘊涵正義體現之義。這些人可能之前過著比一般人更奢華的生活，也可能做過一些政策決定，不利於之前作為北方邊民的女真族。結果，他們也作為被統治之異族的代表而受到最大的懲罰。過了107年，南宋合兵蒙古，滅了金國，而且也屠滅了大量的金國人，顯然也是一種報復。後面這個悲劇當然也可說是報應。只是，其中必然有不少人受到過當的懲罰、欺凌或屠殺。就好像北宋朝廷受到金國人的凌虐，說是報應，其實必然也有很多人受到的凌虐是過當的。
本文所謂“報應”，顯然比較是廣義的概念，包括所有的社會反饋行動。其中並不必然體現正義。而且，前一波的報應可能會蘊蓄、激發下一波的再反饋，也可以說是下一階段的報應。而這種再反饋的發生很可能與上階段報應是否欠合理、是否背離正義攸關。當然，至於究竟是否合理、合乎正義，是由相關當事人來感受、定義。這種定義可能很主觀。而過於偏頗的定義則容易讓被報應的對方不服，從而激起再反饋，亦即下一波的報應。
而各個社會中的報應機制並不相同，甚至可能南轅北轍。而某個社會的報應機制究竟是否合理、合乎正義，並沒有預定的統一答案。有些社會的報應機制可能比較不合理、不合乎正義，並且因此容易造成悲劇與整體社會動盪。
三、中國社會裡的報應機制
抱歉！扯遠了！我想談的是中國社會裡的“獎懲-報應”機制。且先回到刀郎的那首歌。我猜，刀郎這首歌在台灣大概就引不起像大陸那麼廣大的注意。這裡有對相關文本熟悉度的差異、流行文化內容的差異，也有個別歌手在群眾裡的知名度、關注度的差別。不過，我想強調的一點則是：人們在生活中感覺到受委屈度的差別。也就是說，一般台灣民眾心中抱著委屈感的程度可能比較不那麼強烈，所以也就對這首歌所提出的批判議題沒有那麼在乎。
我知道，我這麼說對大陸民眾來說，又會是一種讓人不愉快、甚至憤怒的感覺。但是，抱歉，我就是想指出一些我認為存在的問題，所以，這裡直言不諱地說出我的這個想法。我承認無法證明這一點，但是，是不是需要我去證明，其實也不一定。說不定很多人直接就能夠體會、認可我這種說法。而我這麼說，其實並沒有惡意。指出問題，不一定是為了奚落，而可能是為了尋找問題解方。雖然別人難以分辨我究竟是上述兩種動機裡的哪一種，但是，就算是奚落又何妨？難道就不可能因此促發找出解方的契機嗎？
由委屈所引發的回應，本身也可以激發下一波的反饋，或者說下一階段的報應。就好像現在那英等人所承受的如山批評浪潮，也可以說是那英等人前階段評審所造成的再反饋或再報應。只是，不論是刀郎自己之前受到的評價，還是那英等人現在受到的責難，作為報應，都未必充分反映正義，甚至也可能是更多地製造了不正義。從而也都可能迎來下一階段的再報應。
近代西方文明進步快速，而近代中國文明進步緩慢，上述評價、反饋機制的差別作用應該是扮演著最關鍵的影響因素。相對於近代西方社會，傳統中國社會缺少分化，也缺少對異己者的寬容與尊重。這實際上可能扼殺了文明進步的諸多契機。越是僵滯、封閉、未分化的社會，對異己者、他者就越少寬容與基本的尊重。這種態度難免會反映在報應機制上。許多人會因為在某些場合是以他者、異己者的身份出現而遭到負面反饋，從而留下未來再反饋的因緣，當然，通常會是更負面的反饋。
中國歷代的胡漢之爭，其實也很可以拿來作為報應機制的討論案例。一般認為“五胡亂華”是胡人大肆侵擾中國的開始（歷史上，五胡亂華究竟是不是真正的胡人南下中國的第一波，很值得再考證），中國境內的大量漢人因此受到“凶悍”胡人的荼毒。但也就在這個期間，曾經有冉閔發出所謂“殺胡令”，導致大量胡人被屠殺致死。究竟誰報應了誰，誰還欠誰，越到後來就越難講得清楚。
類似的胡漢衝突悲劇其實一再上演。1618年，後金汗努爾哈赤發表“七大恨”，開始了與明朝公然為敵的系列行動，並且最後帶來改朝換代的大擾動。所謂七大恨，反映的就是不滿明朝廷對後金的一些不仁、不義的對待。雖然列出的是七點，很可能，類似的不滿心理早已經累積甚深。文字只是把近期較鮮明的不滿列出，有些積怨卻未必能說得清楚。
當然，漢人與滿人之間因此展開了幾百年的恩怨情仇，報應循環。彼此互相指責對方，聲稱對方的不仁、不義，但也都缺乏神所做的判決。
日本可能是近數百年來與中國仇怨最深的對象。大體上，中國人認為是日本侵略中國，所以，因此讓中國產生的所有苦難都應該歸咎於日本。但是，日本方面顯然有不同的說詞。他們強調他們的行動是在致力於建立大東亞共榮圈，以及維護日本在華僑民的身家性命；倒是中國方面故意主動挑釁，導致戰爭激化。
我無意宣稱兩造的說詞有同等的合理性。日本方面的戰爭罪惡顯然是比較大的。所以，二戰以後，國際法庭的判決讓日本戰犯多人伏法。不過，中國方面在戰後對日本方面的仇恨是不是過於激烈、情緒化，其實還是可以檢討的。這種仇日情緒固然可能讓日本有朝一日再遭到下一階段的“報應”，但是，中國自身未必會因此而得到真正的好處。中國人如果常傾向把問題歸咎於外人、外力而拒絕檢討中國自身，最後對中國自身的進步、昇華不會有好處，甚至有可能會讓中國一再陷入各種災難悲劇中。
事實上，二戰後的中國很可能已經持續在承受著某種的“報應”。二戰方歇，內戰即起；內戰之後的中國也並不平靜，接著是一系列的“運動”，讓人民苦不堪言。好不容易走上了改革開放之路，人民才過上了比較安定、小康的生活。但是，此刻似乎又準備放棄改革開放路線而走向左傾社會主義回頭路。眼前共產中國出現了許多的問題，恐怕會讓中共中央非常頭疼。而這也不妨說是某種“報應”的結果，拒絕從基本觀念與內部體制進行改變的結果。
為什麼我會說，從戰後到改革開放之間中國人的苦難也可算是一種報應呢？簡單說，就是中國人走上了偏激的改革之路，用偏激的改革來反饋之前的諸多苦難。只是這種偏激也許矯正、平復了部分之前的不公義，卻又製造了許多新苦難。
中共在建政之初，進行過所謂土改、鎮反、反右…等系列運動。大肆屠殺地主階級以及與國民黨有關的官員、軍、民。這個行動，我們也可以視之為一種報應，是之前地主們、國民黨官員、軍人們對其他人進行剝削、壓迫等行徑的“報應”。但是，這是不是完全符合正義呢？沒有任何嚴謹證明；當然也不會有謹慎、仔細而公正的審判過程。掌握權力的共產黨人認定誰是階級敵人，被認定者就只得受到“報應”懲罰。當然，我不否認，被懲罰者中應該有些人確實是曾經侵害過他人的惡人。但是，被過當懲罰的人恐怕也是一大批。最有名的案例就是樣板戲“白毛女”故事中的惡地主典型黃世仁，事後經人仔細研究這個人的歷史，發現他根本不像戲裡描寫的那麼惡劣。
在文革過程中，許多社會菁英因為受不了紅衛兵的鬥爭動作而自殺。著名的例子如作家老舍、翻譯家傅雷、作曲家田漢（共產中國的國歌作詞者）、學者翦伯贊、吳晗…。這大體反映出文革對人的鬥爭迫害超出了人性可接受的程度。如果這也算是一種報應，那麼，這種報應也頗不符合正義。這也就蘊蓄了後面改革開放路線的潛勢。改革開放路線也可算是對文革運動的反饋或報應。檯面上的許多人進行了更替，當然，最主要就是四人幫的下台，鄧小平等官僚派人士上台。在政策路線改變後，不同的人上台，而壓抑、甚至報復前期那些曾經有權力並且欺凌過其他人的人。即使不是針對特定人進行報復，至少也是對先前政策路線的一種揚棄、反對，並且當然影響到相關人物的命運。
文革中出現了所謂“造反派”。他們與另外的所謂保皇派之間爆發了嚴重的衝突，這可能部分是更前期土改、鎮反…運動的後果。也就是有些人對前期的歸類、懲罰動作並不服氣，而試圖藉著文革“造反有理”的口號來進行報復或發洩不滿。
除了四人幫，改革開放本身比較沒有針對某些人或群進行打擊。就此而言，它作為報應機制的角色並沒有那麼鮮明。但是，它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策略卻可能讓紅二代得到很顯著的利益。紅二代可能在文革中受到衝擊，就好像習近平的那種文革經歷。而改革開放則讓他們許多人開花結果，繽紛奪目，成為高官、巨賈。這也可以算是對他們經歷文革衝擊後的“報應”。
不過，“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路線，固然成就了許多紅二代，卻也落實了所謂共產黨作為特權階級的事實。而且，這種路線也造成更嚴重的貧富不均。而消除這種問題本來應該是共產黨的立黨宗旨所在。究竟還要不要堅持原先的宗旨呢？這恐怕是兩難。另外，貪腐現象也在改革開放中嚴重惡化。也許就是這樣，於是迎來了現在的新一輪反饋，習近平式的改革—再度向左傾社會主義路線靠攏。
習近平上台以後，大力打擊貪腐，並且藉此獲得民心支持。他所打擊的貪腐對象，也許包括一些曾經在習近平家族勢弱的時候壓抑、歧視過習近平家族的人。無論如何，習近平的打擊貪腐多少是對改革開放階段中的獲利者、甚至欺壓者的報應。顯然有些人支持進行這樣的報應，所以習近平藉此可收穫民心。
但是，我們也可以預期，習近平打擊貪腐的名義下，還是可能有些人並不很服氣，而思有朝一日報復現在的執政者。這裡面，有些可能是因為被打擊而失意的紅二代，也有些人是在具體災難中嚴重受損的一般大眾。重要的是，中共後期主要賴以維持統治正當性的快速建設進步，特別是經濟的成長，此刻似乎不靈了，經濟成長越趨緩慢了，甚至可能倒退了。尤其是當前失業率高漲，可能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捆稻草。
習近平的路線改革，會迎來什麼樣的後續反饋或報應呢？
中共統治的一個基本問題是缺乏法治：權力大於法律。掌握權力的人就可以藉懲罰之名來壓迫、剝奪無權力者。而被懲罰者根本不是由嚴謹的法律程序來認定其有罪無罪。如果這樣的懲罰算是一種報應，那麼，這種報應很可能與正義距離遙遠，並且可能迎來下一波的再報應。中國社會也就在這種報應循環中持續動盪、不安。
中共作為統治者，在實施懲罰動作的時候，顯然不太在意讓被懲罰者服膺這種懲罰處分，而比較是要產生一種恫嚇效果，讓人民害怕，從而服從統治。似乎這樣就夠了。維護統治權，這是統治行動的主要目標。
中共的另外一個基本問題可能是其“鬥爭”理論。這使中國社會變成一個強調鬥爭的社會。這種態度當然也影響到中國社會的報應機制。簡單說，人們會更積極去報復，並且給予報復行動以高度正當性。但是，報復行動究竟是不是恰當、合理、公義，由於其群眾情緒導向、過程的草率、權力宰制與缺乏法治，很難想像它們會是很符合正義的行動。
中共這樣的統治行動當然陸續迎來了報應。而且，越是不回應民意的統治，會受到越多基於仇恨的反饋。中共的諸多鎮壓行動，犧牲了許多人的權益。這些人或他們的家人、親友難免會要有所反饋。一時沒有反饋，之後也還是可能會有。張三沒有，李四可能有。被犧牲的人多了，從總體來看，某種對抗性反饋大概無從避免。
某種“塔西陀陷阱”的效應也很可能會發生，而且似乎現在就正在發生。也就是說，中共的公信力一旦開始失去，就會越來越快地失去，乃至於造成政權的全面崩塌。其實，香港反送中的數百萬人抗爭的場景，就已經傳遞了這種信息。海外華人處處出現反中共的抗議運動，都可以視為某種塔西陀陷阱效應出現的跡證。
本文的目的並不是想要提出一種詛咒，希望中共遭到某種負面反饋。我只是想指出，中共前期的諸多專制、獨裁作為很可能迎來某種負面反饋，甚至因此導致中共垮台，以及社會動盪。所以，如果想要避免這種不幸發生，中共就要及早改弦易轍。台灣的國民黨政府很可能正是因為及時主動改弦易轍，所以免於在下台以後遭到嚴厲的報復（國民黨雖然現在也遭到打擊，但畢竟還不是像蘇聯、東歐共產黨那樣全黨覆滅的命運），更沒有讓台灣陷入嚴重的動盪不安狀態。台灣在全球的競爭力，近年都排在前十名以內。這反映民主化的台灣社會發展相對較平穩。
我並不希望中國大陸社會因為高頻率負面反饋而出現社會動盪不安的情況。但我卻也認為中共作為統治者很難主動改弦易轍。會改革，怕也是朝向更嚴厲控制、封閉的路線走。現在習近平的做法實際上大體就是如此。而這很可能不是好的反饋模式，而是會激發一波再一波連鎖負面反饋的做法。
四、跳出負面反饋圈的可能途徑
關於經濟與政治的改革，特別是與民主化議題有關的抉擇，中國大陸有如下的順口溜：一收就死，一放就亂。大體意思是，如果走緊縮控制的路，結果經濟就會完蛋；但是，如果走放鬆管制的路，卻又會陷入混亂的局面。換言之，這是個兩難之局。這意味著中國大陸要進行改革，往往是兩頭為難。
習近平選擇的路似乎接近“一收就死”的路子，而現在中國大陸的經濟果然陷入了嚴重的困境中。如何救治，很考驗中國人的智慧。有人宣稱只有朱鎔基可以救當前中國的經濟。但是，這種說法是不是故意要噁心人，頗有可疑。
我們不妨問：如果此時中國大陸開始走上民主化的路，那會怎麼樣？是不是真就一放就亂？這種可能性確實存在。但是，我並不相信什麼“中國人的民族性不適合民主化”這種說法。台灣的民主化迄今走得還過得去；而且，如果問台灣民眾願不願意放棄民主制度，估計絕大多數人都會堅決反對。現在台灣民眾對中共的統一主張普遍反感，相信一個最主要的理由就是關乎中共的不民主、反民主。
中國大陸很難忽然轉向民主化而不及於亂，首先是因為人心缺少準備。事實上，應該是說中國人普遍受到的教化是朝向反民主化的，是告訴他們民主化有怎樣怎樣的壞處的。他們中的許多人也就自我合理化種種關於民主化之惡的邏輯。他們好不容易在心理樹立起了這種反民主邏輯，如果忽然又告訴他們說要開始走民主化的路了，他們能坦然接受才奇怪。當然，即使沒有從價值層面反對民主化，也可能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因為屢屢出狀況，而產生質疑，乃至反感。尤其是那些既得利益者或還在專制體制中掌握權力者，更是很難不抵制。所以，中國大陸一放就亂的可能性確實不小。
不過，某種形式的“改革開放2.0”是不是可行呢？我以為未必不可。改革開放1.0是只改革經濟，而政治繼續走共產黨專政的路。現在的困境，相當部分就是改革開放1.0留下的後遺症。但是，改革開放1.0畢竟曾經拯救了中共，也拯救了當時的中國。那麼，改革開放2.0應該也有可能拯救現在的中國。至於中共，也許推動改革者也必須暫時拯救中共，至少是保留中共作為政黨的生機。因為如果斷了中共的生機，很可能也會讓中國陷入大亂的危機。權力必須逐步遞嬗，而很難藉著前朝統治者的遽爾滅亡而和平過渡。雖然這裡顯然存在兩難，不過，危急從權，應該沒有那麼多的顧慮。至於改革開放2.0究竟是什麼樣的做法，相信有高明人士能夠提出，就看未來執行者的胸襟與能耐了。
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運動，可以說是近代中國人對19世紀以來中國苦難的反饋，對之前的體制與作為的反饋。只是，這個反饋本身也為中國人帶來許多悲劇與痛苦。現在，又到了中國人必須對此刻的共產黨統治給予反饋的時刻了。
願天佑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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