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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8/15 11:36:37瀏覽461｜回應2｜推薦8 | |
德國《世界报》最近（8.11）發表題為"中国突然间面临崩溃"的文章，列舉了中國經濟面臨的十大問題，分别為：房地產泡沫、債務山、通缩、人口問題、美國制裁、投資者逃離、央行、政府、信任缺失和青年人失業率等。
我不是經濟學者，也不是政治學者，所以會傾向把上述的問題予以簡化，或可大概分成三方面的問題：經濟問題、對外關係問題（以下簡稱“外交”問題）、信心問題。前述人口問題則比較是諸問題的綜合結果，而且人口問題（生育率過低、人口老化）雖然可能造成進一步的困擾，譬如生產力、創新力、撫養問題等，但應該比較是漸進性的，未必會立即產生明顯影響。另外，政府失能（及失去信任）的問題，也可以擺在不同的、更根本的層次，可以分開討論。當然它與上述幾方面都有複雜的關係。
經濟問題當然可以再分成幾個大類，譬如：房地產泡沫、債務山、通缩、投資者逃離、失業率等。但是，廣義來說，這些都可歸納為經濟問題。經濟問題對人民來說可能是最直接的關注議題。經濟出大問題，人民是會餓肚子的。而無法求得溫飽的人民對執政的中共來說，也將形成對其統治權的重大威脅。換言之，經濟問題會深深影響信心問題。
當前中國大陸面臨嚴重經濟危機，應該是人所共知的事情。分析家們如果有看法上的出入，主要是在於經濟困難對中共政權的衝擊為何。有些人認為，中共政權可能因此崩潰。但有趣的是，一些海外大陸異議人士在其自媒體上的持論卻似乎多半傾向認為中共不會因此崩潰，認為中共的性質不同於其他國家，包括前蘇聯、東歐共產國家在內。所以，即令前蘇聯崩潰了，中共卻大未必然。
“中國崩潰論”，幾十年前就曾經被提出，之後一度消沉。最近卻又再度受到矚目。這次的聲浪會不會再度消沉，尚未可知。但是，中共崩潰的論述最近會再度被提出，恐怕不是偶然，而是有些更現實的理由。
嚴格來說，沒有人真正知道中國大陸的政局究竟會如何演變。有人提出三種可能的演變走向（參見上報2023.7.11：顏純鉤“中共國最終可能的三種結局”）：朝鮮化、地方自治、中共崩解。而究竟會朝哪個結局走，也還是只能待觀察。
中國大陸近幾年遭遇了各種不同的不利事件，而幾乎都對上述三大問題（經濟、外交、信心）產生衝擊。其中，中美貿易戰爭、疫情、在俄烏戰爭中的角色及其國際影響等估計影響最大。而大陸最近各地鬧嚴重水災則是屋漏偏逢連夜雨的又一樁不幸事。水災除了也衝擊經濟，很可能也會對對中共的信任度產生巨大不良影響。
這次的華北水災除了災情嚴重，可能更詭異的是中共高層官員的反應。簡單說，高層官員幾乎都不露面。沒有人出來慰問災區、災民。這很反常。雖然發生了水災，即使出面慰問，官員也很可能會遭到災民們的抱怨。但是，該慰問還是得要出面慰問，怎麼會閉門不出呢？這就很詭異了。一個最簡單的猜測是中共中央內部出現矛盾、裂痕，使得各個官員多有顧慮，不好出面進行慰問。出面慰問有可能變成是裡外不討好。可能有人質疑：是不是想要討好民眾？是不是覺得自己是人民領袖？是不是...。
理論上，習近平應該自己出面慰問，因為他才是最高領導人。但是，他可能產生了心理恐懼，怕被責求：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也或者，他覺得一切災難責任是在別的某些人身上，所以應該是由這些人出來處理災情。
有災禍，上面卻沒有人出面擔責、積極解決問題，這絕不是可喜的現象。
在華北水災發生的期間，我看到有大陸網民質疑，是不是美國藉著控制氣象來對付中國。當然，這種質疑不多，也沒有引起注意。但是，會出現這種質疑也並不奇怪，因為這其實是中共處理內部困難的一種典型模式，一般稱為“甩鍋”：發生壞事都是外國人的錯。
只不過，華北水災要甩鍋外國實在有困難。一般的認知裡，颱風、水災還很難由科技操控。說美國能夠操控颱風、操控製造水災，那未免把美國說得太神了，這究竟是打臉美國，還是替美國增光？再說，近年中共喜歡喊“厲害了，我的國！”，那這一下豈不是又要露餡了？
華北水災其實曝露的問題是多面的。有中共對人民的態度問題（究竟中共有沒有優先考慮人民的生命財產？）；再者，中共的“基建狂魔”稱號有沒有虛假成分？那些應該鋪設的下水道、排水設施，究竟是怎麼弄的？中共的基建有沒有“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問題？
看到鄭州的水患、華北與東北的水患，還有之前齊齊哈爾市中學體育館天花板塌陷的事件...，我們至少是會覺得可疑。
但是，中國大陸和外國的關係，特別是與西方國家的關係，其實我特別憂心。中國大陸需要和外國、特別是西方國家維繫密切的關係。中國大陸經濟的繁榮高度依賴與西方的外貿。外貿受到打擊，中國經濟很難有起色。而外貿會受打擊，關鍵因素是中國敵視西方。
中共大體以美國打壓中國來解釋與西方交惡的理由。但是，一則這並不能解釋其他西方國家對待中共中國的態度。再則，中共敵視西方、敵視美國，早在發生中美貿易戰爭之前。只是，美國本來相信，只要也讓中國富起來，中國就不會那麼敵視西方，就會走向民主化。然而，近年中共的表現卻是在稍顯富強以後，愈發敵視西方與美國，也愈發顯得鷹派、獨裁、專制、自大。也就是說，美國原先的期待幾乎完全落空。要美國不擔心這樣的中共中國危及自身安危，那美國豈不是傻子？這裡，問題重點在“敵意”，而不是在爭誰是第一。美國與英國大約在19、20世紀之交，開始出現國力相近的情況。但是，兩國之間並沒有爆發戰爭或明顯衝突。可見，爭第一並不一定會導致兩者之間的衝突、敵對。而且，中共中國對美國的敵意是明顯長期存在的事情，韓戰開始的時候，兩國之間根本還沒有爭第一的問題。
中共對西方國家的敵意和其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有關，也和中國的民族主義看待中國近代史的態度有關。只是，中共中國一度和西方關係轉好。改革開放政策緩和與西方的關係。只是，習近平上台後卻又與西方再度升高了敵對關係。這和習近平個人的性格、心態恐怕脫不了關係。
改革開放政策本身不是沒有問題，嚴格來說，問題還是很嚴重。但是，在一定期間內，問題還不至於會嚴重爆發。改革開放的主要問題大體是貪腐問題惡化，以及貧富不均日益嚴重。尤其是後者，作為結果幾乎無從掩蓋。吉尼係數的計算與呈現，估計就讓中共非常困擾。甘犁的研究顯示中國大陸的吉尼係數是.61，這表示貧富不均情況非常嚴重，已經形成社會不穩定的火種。儘管中共官方報導的係數只是在.4幾的水準，但是，外界大概更相信.61的數據。只是這個數據也只能是曇花一現，然後就戛然而止。
貪腐現象通常只是被視為個人問題，而且不到最後爆雷，外界難知真相。即使因為判決確定，所公佈的貪污數字很可能也並不真實。不過，時間一久，貪腐問題的普遍存在也就逐漸被世人所知。只是究竟到什麼程度，大家都只能猜測。重要的是，人心已經漸漸疏離。在海外華人中異議人士的比例，大概很難有哪個國家可堪比擬。我們知道美國也有對美國政府持異議立場的人士，譬如斯諾登。但是，鮮明反政府人士的比例顯然極低。這和海外華人反中共者的成片出現，不可同日而語。
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存在嚴重的政治、經濟問題。只是中共不承認，也不允許民眾討論。為什麼不允許民眾討論問題現象？當初中共在批判國民黨政府的時候是持這種立場嗎？顯然不是。共產主義思想中的所謂“解放”，至少一個重要的含義就是從政府對人民的桎梏中解放，讓人民能夠自由思想、自由言論與行動，而不受政府不合理、不合法的過當限制。那麼，現在又為什麼不讓人民討論問題？
我以為這與“信心”有關。中共對自己沒有信心，也對人民沒有信心。反之，人民也對政府沒有信心；而且，人民也對人民自己沒有信心。重要的是，這種缺乏信心的狀態可能已經達到某種強度，以致於“解放”云云，只能是空話。
缺乏信心既是其他問題的結果，卻也是其他問題的成因。“革命”其實很可能就是一種缺乏信心的行為反應：因為不信任社會集體能夠理性改革，所以就必須採取革命行動。中共的文革，很可能部分是反映毛澤東對官僚群沒有信心，不相信他們能夠保持革命理想。現在，中共致力維穩，也反映中共官員們不相信人民群眾可以理性行動；不只是懷疑民眾的行動是惡意的，而且也擔心不靠鎮壓就難能有秩序。
中共的對外關係惡化，部分是因為對內部缺乏信心的結果。習近平很可能擔心民心背向，所以必須尋找甩鍋對象，必須不斷“洗地”。從而，甩鍋的結果就是對外關係持續惡化。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來說，他們完全不需要用那種刻薄語氣、那種白眼相向的動作，來和外界對話。因為一點好處都沒有，只會壞事。他們這麼做其實主要就是做給中國民眾看的，要突出外國人的惡意提問與敵對關係，也突出中國官方在面對外人時的“勇敢”、“尊嚴”姿態。
在面對關於新冠病毒源起的質疑時，中共甩鍋美國，透過“民間”聲音質疑病毒是美國實驗室的出品或是由美國官方散播到中國。問題是，美國當然會因此惱怒。
至於關於東海、南海主權的爭議，中共的高姿態很可能也是做給人民看的，讓人民藉此獲得民族“榮耀”。問題是這同樣會讓外界不滿、不安，最後對中國越形敵對。糟糕的是，中共中國幾乎和所有鄰國關係不佳，或者欠友善。即使是中、俄兩國的關係也是非常微妙，儘管彼此互相支援、依靠，卻也是繼續爾虞我詐，也隨時可能翻臉。這反映的是自我防衛太強，因為缺少自信。
從我的觀點看，中共對外的種種作為，背後往往都隱隱有某些強烈的自我防衛心理在支配或起作用。而最後結果卻很難真正有利於中國。而為什麼會那麼做？其實更多是和對內的統治有關。舉例來說，1962年，中共出兵中印邊界拉達克，打了一場很慘的勝仗。1979年前後，中共又和越南打了幾場慘勝的戰爭。重點是這些戰爭固然造成不小的犧牲，結果卻很難看出是達到了什麼客觀目的。重點往往是在於彰顯、維護中國的天朝上國之尊。而這主要是做給人民看的。
中共作為統治者，與人民的關係也非常微妙。中共的國號裡就有“人民”，做事情都打著“為人民”的口號。但是，中共和人民之間的關係其實很緊張。如果不是，就不必那麼防著人民。“維穩”的重要內容，就是防人民。控制教育、媒體、言論...，強調以黨治國，其實都是在防人民。也就是說，擔心民心可能背離，而不相信人民與政府之間可以達成理性共識。六四屠殺，則更是一種鎮壓異議人民的行動。
前面提到德國世界報提出了最新的中國崩潰論。其中列出的十點，大體都是事實。如果要質疑，只能是質疑這些困擾問題究竟是否會導致中共失去其統治地位，以及是否能夠在這種情形下，國家不至於失序。無論如何，中共當前處境窘迫，應該是事實。中共高層這次沒有出面慰問災民，很可能就是這種窘迫感所致。窘迫，而又不知道如何歸責，就出現了現在這種怪現象。
歸責其實也很容易：最高領導負最大責任。所以，應該是由習近平出面負責。問題是，底下的人當然不敢提出這種說法。權力集中制的不良後果也就包括了這個。那麼，關鍵是習近平自己能不能有此體認。難就難在人有自我防衛心理。自我防衛心理會引導出不同的認知。而且，中國人是特別重視面子的民族。越是身在高層，面子也越重要，也就越放不開。從潛意識到充分有意識的層面，習近平很可能會有很複雜的想法與認知。但是，他就是很難誠懇地面對自己的錯誤，並且對人開誠佈公，承認錯誤或責任。
權力集中，其實無形中也會讓責任集中，會讓領導者承擔過度的責任，而且是來自各種不同利益立場、意識形態或勢力集團的期望責任。這不是任何個人實際上能夠承擔得了的。於是即使是身為領導者的人也會設法躲避責任。只是，這個責任雖然沒有什麼法律意義，卻可以是很主觀地扣在領導者身上，會讓領導者感覺壓力。領導者必須自己擔任自己的心理諮商師，以釋放或緩和壓力。而如果不成功，他就會漸漸變得怪異。而且可能會不自覺地進行轉移，讓全體來承擔這個壓力，而且，這個壓力可能會在傳遞過程中變得非常巨大。
釋放壓力、走向正途的辦法，我以為其實也還是開誠佈公，並且分權。分權其實也就是分責。讓更多人一起承擔責任，責任就不會壓得人喘不過氣來，也不會扭曲變形，造成集體的痛苦。當然，這裡說的其實就是民主化。只是，民主化在一定程度上已經被妖魔化，所以需要稍做分解。而更重要的是，民主化其實很需要有一種寬容、諒解的心情，或者理性調整。基於一種狹隘的、仇恨的心態，即使在民主體制下也還是可能出現某種奇怪的弄權、攻擊手段。希特勒、納粹黨的作為其實就是一例。
領導群容易把個人權力欲、成就欲和救國救民的責任攪和在一起。結果是自苦苦民。他們應該更清楚地、有意識地分清楚自己應該有的權力與責任。不但是區分，而且要有節制。節制權力，也節制責任。如此才比較能夠順利運轉。我懷疑習近平把過多的責任揹在自己的肩膀上，結果壓垮了自己，也弄壞了大局。這是他個人的性格問題，但更是體制問題。中共的專制體制讓他掌握了極大的權力，也承擔了過大的責任。他可能樂於如此，但是他也不得不如此。他並沒有太多選擇。如果有，或許是他不應該繼續擔任第三任的國家主席。他如果按時卸任，或許卸任後會挨罵，卻也可能就給了中國喘口氣的機會。但是，他決定連任，讓中國繼續走向緊縮、封閉、僵化。然後出現現在崩潰的危機。
中國社會太多爾虞我詐、陰謀權術，結果總體的發展卻並不亮眼。不但是不亮眼，甚至是遲滯、困頓、危機重重。中國古人說“不誠無物”，立人、立國貴在真“誠”。但是，很遺憾，中國人似乎恰是很少真誠的心態。尤其在統治群和準統治群裡，好像表裡不一、爾虞我詐才是常態。即使勉強立國，結果也是隨時讓人憂心是否崩潰。
中國崩潰論，之前被提出以後，中共似乎已證明其為不實之論。但是，會不會它並非不實，而只是時間點不準確呢？是不是緊接著就會有大事發生呢？而中國的政治只能是這種時時岌岌可危的狀態嗎？就不能好好走上康莊大道嗎？為什麼不能呢？
90年代初的蘇東波變局，戈巴契夫讓蘇聯解體。中共大概對戈巴契夫的軟弱態度極不以為然。反之，鄧小平表現強硬，鎮壓了異議份子，很多中國人肯定鄧小平的強硬做法，認為幸虧夠強硬，中國才沒有像蘇東波那樣解體，甚至還有了後續三十餘年的快速成長。問題是故事並不是就到此終結。我們不知道後續還有什麼變化。中共中國會不會遭遇到什麼嚴重的打擊，尚未可知。或許此刻就是中國大陸即將面臨的一個關頭。德國世界報的所謂10大危機，絕非虛言恫嚇，而是實實在在的困難問題。中國大陸能夠順利渡過難關嗎？
其實過關是一種相對消極的態度。期許中國未來能夠穩步走上康莊大道，必須建立可長可久的體制，而且必須培養一種真誠面對問題的態度。民主體制也許不完美，但仍然是相對優於專制體制的重要選擇。而真誠的態度則是心靈層次的改變。
我相信，要真誠並不那麼難。放下，就可以步向真誠。放下執著、放下自我防衛，坦然面對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沒有那麼可怕，是內心的陰暗製造了可怕的外部世界。而只要能放下就可以廓清這一切陰暗。問題存在，困境非假。但是，困境的形成卻有我群主觀的作用。改變心境，也將改變那個困境狀態。
危機時刻，祈願中共高層能夠相信上述見解：開誠佈公，坦然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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