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社會風氣需要導正嗎？」到「你覺得需要什麼教育才好？」這兩篇東西之後，應該要做個結論了。

還是不可免俗的要提到蔣渭水。
他在1921年為台灣下了一份「臨床報告」。
提出他個人對當時台灣的認知，以及「解決之道」。

到了2007年的今天。
相信很多人還是認為，台灣的社會在本質上，依舊是「道德頹廢」，需要「教育」解決。

如果，僅僅認同這些浮面的結論，卻忽略在這將近90年的時間裡，台灣究竟在政治、經濟、教育、社會等等結構上產生巨大轉變的「過程」。
難道我們所處的現實環境，是從石頭縫裡蹦出來的嗎？難道都不會受到整個社會大環境的結構改變而有所影響嗎？
如果不是，那，過去和現在若是本質相同的「道德頹廢」，還是需要開很多「教育」處方籤嗎？

有件事情不能忽略，在1921年的台灣，當時的社會菁英份子是少數人，而且教育並不普及。

如今2007年的台灣，社會菁英份子的定義和數量已較90年前擴大太多了，教育普及到堪稱「氾濫」的程度，相信每個人都是知識份子。
怎麼，對於台灣社會的看法與結論，還是呈現1921年的未曾進化觀點？

也許，教育這件事，並不是我們想像的這個樣子，能夠滿足各種需求。

或者，我們換個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

我們之所以批判社會現象，究竟是要為社會把脈？然後進一步找到病因，開立藥方，解決社會問題？
或者，批判社會現象，只是提供社會大眾一個宣洩情緒的出口？
還是說，批判社會現象，有助於社會大眾，認清事實的本質，更深層的思考事件背後的意義？
或是，只是習慣性的批判，讓批判成為一種本能？

有沒有可能，透過批判社會現象，讓我們更了解自己？認清楚自己在這個社會的定位？讓自己看清楚社會現象與自己的關係？

在1921年的蔣渭水，身為一個當時屬於鳳毛麟角的社會菁英，他是有社會責任站出來為這個社會開張處方，救人救國。畢竟，當時的中下階層人數廣大，教育水準不高，唯有讓知識份子站出來鼓吹教育，廣開民智，才能讓台灣社會脫離被日本強迫灌輸皇民思想的環境。

如今呢？
我們的知識份子數量龐大，也勇於批判，更願意為社會把脈，也更有能力為台灣社會開立處方。
只是，為什麼，台灣的症狀還是一樣的「道德頹廢」？台灣需要的處方還是一樣的「教育」？

請恕我下一個非常無禮，非常膚淺，又缺乏根據的結論。
那就是：在這個屬於我們的年代，我們太有能力批判，屬於本能性的批判，也太有能力不加思索的提出解決方案，而且是屬於本能性的提出答案，所以，我們很容易找到各式各樣的答案，甚至是出自於我們本能性的不加思索而批判以後的直覺性質的答案。

這就是答案嗎？
老實說，我不太相信。
到底真正的答案是什麼？
說真的，我也不知道。

真正的結論是，真正的答案是不一定會有絕對的答案。
還是別急著找答案，多多思考再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