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反而構成一個難題。照理說我應該選擇聖母大學﹐因為只有它給我全額獎學金﹐而且學校的名聲也不錯。家裡人都以為我去定了聖母大學﹐但是我心裡實在想去柏克萊﹐因為那是美國學運的大本營﹐我早就嚮往的革命聖地。老實說﹐一直到上飛機前我都無法做決定﹐辦出國手續還是用聖母大學的入學許可辦的。到了舊金山﹐馮華清兄來接我﹐安排我暫住在舊金山百老匯街一家餐廳的二樓﹐晚上被餐廳的樂隊吵得睡不著。清晨起來﹐我走到百老匯街盡頭﹐看到晨霧漸消的海灣大橋仿彿從海中冉冉昇起。正如歌曲《我的心留在舊金山》所唱的﹐從此我的心就留在那裡。立刻寫信給聖母大學說抱歉不能來了﹐第二天就到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報到。

當時這樣的決定實在有些冒險﹐因為帶的錢勉強只夠一個學期的學費和生活費。從舊金山百老匯街﹐我搬到柏克萊的青年會館﹐每天積極找地方住。剛好在當地的社區報上看到有人租房間給學生住﹐一個月才三十五美元﹐趕快打電話去問。原來這房間在地下室﹐下雨天還會積水﹐所以特別便宜。但我貪便宜還是租下﹐每天早上對著唯一的氣窗唱國際歌然後騎車去學校﹐倒也甘之如飴。一直到劉大任來柏克萊﹐那時也拿到獎學金﹐才搬去和他合租了間比較像樣的公寓。

和劉大任相識不過是出國前幾個月的事。那時台北有一堆喜歡搞思想的朋友經常聚會討論問題﹐輪流到幾個朋友的家﹐阿肥家是其中之一。阿肥就是邱延亮﹐搞現代音樂但對人類學和田野調查也有興趣﹐和我在台大文學院二十三號教室的哲學討論會認識後﹐從此成為臭味相投的朋友。他可以說是最早拒絕聯考的小子﹐比後來因為寫《拒絕聯考的小子》出名的吳祥輝早了許多年。在一次聚會裡我第一次見到劉大任和陳映真﹐而他倆那天也是初次見面﹐大家就談得很投機。劉大任說他才從夏威夷回來﹐但是覺得夏威夷這人間天堂很無聊不願意留在那裡﹐想去柏克萊。我說真巧我也想去柏克萊﹐說不定在那裡我們還會再見面。後來不但再見面﹐還成了室友。

我先到柏克萊﹐不久劉大任也來了﹐然後是王靖獻夫婦從艾荷華大學轉來柏克萊加大。靖獻那時的筆名還是葉珊﹐後來才改為楊牧。除了大任和靖獻﹐常相往來的還有傅運籌﹑鄭清茂﹑唐文標﹑水晶等人。一年後﹐李瑜和郭松棻又從洛杉磯加大轉來。這麼多隻健筆﹐更不要提隱居在柏克萊的張愛玲﹐一時柏克萊真是人才濟濟﹐盛況空前。其實還有李家同﹐不過那時他一心想當神父﹐寫文章還是後來的事。

在柏克萊我又認識了一批在加大唸書的台灣留學生﹐參加他們的讀書會。這些朋友和上述的文人朋友不是同一批人﹐應該說是思想比較左傾的一群。但是這讀書會不久就因為內部鬥爭而散伙﹐也是我第一次嚐到政治鬥爭的滋味。不過和國內相比﹐這只能算是茶杯裡的風波。在台灣的朋友卻真正受到政治的牽連﹐阿肥﹑單槓(陳述孔)﹑陳映真等人統統被捕。直到後來我才明白﹐個中原因牽扯到權力中心的政治鬥爭﹐這些朋友全是政治鬥爭的犧牲品。當時我只感覺到白色恐怖無孔不入﹐覺得這個社會非徹底改造不行。

在台大時我參與過兩份刊物的編輯工作﹐一份是《大學新聞》﹐一份是《大學論壇》﹐兩份刊物的社長都因為我的文章被台大記過。一九六八年﹐從前在台大一起辦《大學論壇》的老友何步正和我聯絡﹐說他幫忙一群有理想的朋友在台灣辦一份思想性的雜誌﹐希望我不但在海外幫他們拉稿﹐並且設法募款支援。這份刊物就是《大學雜誌》﹐這群有理想的朋友我也多半認得﹐多數是無黨派的書生如金耀基﹑楊國樞﹑陳鼓應﹐也有少數和國民黨走得比較近的如許信良﹑張俊宏。誰知道當時大家以為是老K派來臥底的﹐後來卻成為黨外健將﹐沒有他倆就沒有民進黨。

步正雖是香港僑生﹐但是對《大學雜誌》特別熱心﹐他有廣東人的牛勁﹐這就是為什麼搞革命不能沒有老廣的道理。正好我也深深覺得必須為台灣做些什麼﹐至少可以介紹國外思潮趁機點醒眾生。於是積極串連上述幾個圈子裡的朋友﹐出錢出力創辦了「域外集」。

「域外集」裡寫稿的人最初多半是被我強拉進去﹐不但寫稿﹐還要捐錢﹗但是大家的理想相當接近﹐所以我總是開玩笑告訴朋友﹐「域外」集也有稿費的﹐不過稿費是個負數。據步正說﹐我們捐的錢對當時的《大學雜誌》不無幫助。「域外集」維持了兩年多(大學雜誌第十五期到四十八期)﹐由我和大任等輪流主編。直到保釣風雲驟起﹐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到釣運上面去﹐不久無可倖免開始內部鬥爭。「域外集」改為專欄「域外人語」﹐斷斷續續以專欄形式又繼續了一陣才結束。這時候《大學雜誌》已經成為台灣頗有影響力的思想刊物。我也回國﹐不再是域外人﹐和王曉波﹑陳鼓應﹑王拓等上山下海﹐在《大學雜誌》聯名發表「救救孩子們」(五十九期)為礦工請命。但曉波和鼓應不久被警總短暫逮捕﹐我再度出國﹐從此步入人生另外一個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