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道見骨的傷口，痊癒後會結疤。每一段傷痛的記憶，時間沖不去歷史。當人們汲汲營營於利益、政治主觀的同時，在二二八公園的一角，留待後人見證的時代傷痕在此慢慢癒合。

儘管早知道柯美黛 (巴奈) ，卻沒有對她的生命史詩有更深一層的了解，你可以想像我看見這本書時的驚訝！

原住民身分的柯美黛，找回了『巴奈』之名，在迷茫中尋回了身分認同、在內本鹿反思族群與土地的連結，爭上了凱道，最後轉進了二二八公園，扎營在此堅持七年。

今年四月份，時報出版了由巴奈口述、徐璐代筆的《巴奈回家：凱道．二二八公園的二六四四天》，可以說是巴奈的半自傳，也可以說是為求轉型正義的抗爭記錄，很可惜的，七年來的抗爭沒有換來相對應的成果，但卻喚醒了人們對土地、回歸自然的嚮往。

有一年前往台東採訪自行車暨極限鐵人好手范永奕，以及原住民歌手舒米恩，三個人聊著海洋廢棄物的議題。帶著笑意的舒米恩說，原住民都會說要吃甚麼海鮮，等一下去後面的冰箱拿。他所指的冰箱，是靠海維生原住民的大海。

過去數十年的過度開發與汙染，濫捕等種種問題，豐富的海洋資源少了，直到人們有感漁貨的短缺與昂貴，才意識到『人們以為的無限，其實還是有限的』。壯闊的海洋是如此，海面上的土地更是如此。

原住民傳統領域遭到侵襲，從日據時代到蔣介石國民政府收攏土地 (清朝之前的漢族入台就不可考了)，而承襲土地權利的政府一如梭哈桌上的贏家──永遠都是贏家寫歷史。收歸國有的土地，隨著轉型正義而有前進的步調，但畢竟離原住民的需求太遠，也離我們所知的正義太淺，淺得黑墨色無法印上紙張。收歸國有的土地無法歸還給原住民，反而能交付給利益團體進行採石、破壞山林的企業。

台灣原住民佔總人口 2%，沒有政府會因為 2% 人口的意見做考量。要為大多人作優先考量，無論是年長者、幼兒以及一般青壯年，而少數的族群就會被條件式地遺忘。每個成熟的人都理解選票很重要，但對原住民來說，這不是孰輕孰重的問題，因為土地就是他們的根。

人們議論民主時常說『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但其實民主的真正價值是『平等每人的權利與福利』。在顧及大多數人的權益時，是否也能尊重且積極修正對少數人的政策呢？這是台灣的議題，也是民主時代世界的議題。在這個世界，沒有人是局外人。

讓我們重新思考1946年德國基督宗教信義宗牧師馬丁·尼莫拉的短詩：

起初，當他們來抓共產黨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黨員。

當他們來抓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

當他們來抓工會成員，我不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

當他們來抓天主教徒，我沒有說話，因為我是新教徒。

最後，當他們來抓我的時候，就再也沒有人站出來為我說話了。

讀《巴奈回家》，書頁是淡淡的哀傷，也有深沉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