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必須了解，唯有去除「連任至上」思維，他的任期才能不負全民所託，「為連任而連任」是絕對無法推動改革的。

    　政治人物當選後一定會想要尋求連任，這是人性，也是生存法則。但是，已有太多例證顯示，政治人物愈想要連任，就愈會討好選民、百般妥協，結果就愈容易敗給帶來改革希望的挑戰者。

    　馬英九、歐巴馬雖同樣面臨民調急速下滑、民間聲望暴跌的重大困境，但歐巴馬至少已推動過去十幾年來美國最大規模的健保改革方案。儘管自由派、保守派都對歐巴馬不滿意，歐巴馬仍堅持健保改革非做不可，也在一定程度展現了「忘記連任」的破釜沉舟決心。     　

    　反觀馬英九，在縣市長、立委選舉連續失利後，至今做的是請回「金小刀」擔任黨秘書長操盤選舉、加強與藍委溝通，以及下鄉與深藍支持者「搏感情」，這些都是「想要連任」而非「忘記連任」的作為，也令人質疑馬英九在第一屆任期內還能推動什麼改革。

    　相較於歐巴馬強調「我知道人民生氣了」，馬英九更應該深思：我真正知道人民的感受嗎？
 
《萬曆十五年》
 
是我暨南大學經濟系系主任去年推薦給我的枕邊書。 

《萬曆十五年》，本書的英文版書名為 “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初稿是用英文在1976年寫成，黃仁宇窮盡三十年心血，出入典籍，宏觀細究，以超然獨到的眼光，俯瞰古老的中國，將中國的糾結、迷惘與困惑，纖毫畢現的展開在讀者眼前。 

投稿履履碰壁之後，1981年美國耶魯大學出版。有趣的是，該書發行後，接連獲得了1982?美國國家書卷獎和史類好書兩次提名和評論界的關注。被美國許多大學採用為教科書，另有法文、德文、日文等版本。在台發行迄今已多達二十餘版，是黃仁宇著作中最暢銷的一本。 

黃仁宇 （1918-2000），生於湖南長沙，1936年入天津南開大學電機工程系就讀。抗日戰爭爆發後，先在長沙《抗日戰報》工作，後來進入國民党成都中央軍校，1950年退伍。 其後赴美密西根大學攻讀歷史，34歲從大三讀起，獲學士（1954）、碩士（1957）、博士（1964）學位。曾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副教授（1967）及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1970）。

明朝萬曆十五年，西元紀年1587年，歲次丁亥，屬豬；對於歷史學家而言，其年四海平靖，幾乎無事可記。

然而，這一年卻也悄悄發生了幾件表面上無足輕重的「小事」。該年萬曆皇帝即位滿十五年，前任首相張居正才剛過世，「張派」勢力已在這年遭到清算、煙消雲散，由皇帝取得實際權力。然而大臣發現，萬曆皇帝心灰意冷，君臣之間隔謨日深；同年，當朝富有盛名、言行古怪的御史海瑞謝世；歲末，大將戚繼光則在革職數年後寂寞地死去。時年29歲的努爾哈赤起於東北，西班牙戰艦即將出征英吉利…..這一年發生的許多鎖碎小事，卻如大風起于青萍之末一般成為市帝國走向崩潰的前兆，明帝國內政江河日下；越數年，明朝覆亡。

從「大歷史」(macro-history)的眼光來看，「萬曆十五年」可以說是中國的帝國官僚體系失敗的總紀錄。這一年中發生的許多事件，事實上牽涉了過去幾百年來國家體系發展的結果。

本書以超越傳統史學道德判斷的眼光，描繪了明末代表人物與時代發展的關係；在這?，不論是當朝皇帝、首相、高級將領、帝國的文官與大思想家，統統被捲入整個大體系僵化、衰敗的過程。他們或者嘗試改造「道德治國」的傳統體制，或者希望在這種陳舊的體制中尋求妥協──然而最後的結果，都無法改變帝國頑固的行進方向；他們之中有的身敗，有的名裂，還有的人則身敗而兼名裂。
作者黃仁宇並不斤斤計較於書中人物一己的賢愚得失，而是將他們放在整個中國傳統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各層面來加以衡量。他們的命運，正突顯了整個中國傳統社會發展上的重大障礙。美國當代大文豪歐普戴克（John Updike）曾經為文指出：本書反省中國歷史發展的缺失，應可和西方國家的歷史相互攻錯──此一洞見，值得我們再三反思。 

比如，過去關子明史的敘述，幾乎無不宥“稅重民窮”的說法。意在說明當日的官僚貪污百出，無力的百姓被攤派的賦役過重，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這可以言之成理。要是認為全國稅收總額過高而導致百姓貧困，則與事實有所出入。十六世紀末，全國田賦額最重的為南直隸蘇州府，約佔農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此外各府縣一般都在百分之十以下，其中又有輕重的不同，山東曹縣全縣的賦役約佔農村恢入的百分之九；去蘇州不遠的溧陽縣，情形就更為奇怪，約在百分之一至五之間。而以比例而言，與此同時的日本大名跛權，稅額佔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總額而言，十七世紀末期的英囝，人田為五百萬，稅帔每年竟達七百萬夾鎊，折合約銀二千余萬兩，和人口為三十倍的中國大體相埒。據此而作進一步探索，可知“民窮”的根本原因不在國家的賦稅過重，而端在法律的腐敗和政府的低能。圖家的稅率低，受惠者並非農民，只是鼓勵了大小地主加重剝削以及官僚鄉里額外加征。 

明朝採取格的中央集，施政方針不著眼于提倡扶助先進的經濟，以增益全國財富，而是以均衡的姿態維持王朝的安全。 

明末是中國開始落後歐洲濫觴，然而到底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呢？作者很明白地指出其因乃一是僵硬的文官制度，二是儒家道德觀念，我們從小就學習儒家的觀念，也知道過去都以儒家作為修身治國的至高標準，但真正以儒術創造盛世的有 幾個朝代呢？別逗了！政治權謀說穿了就從來不講儒家的，然而國家卻教導人民儒術，只因為儒家對統治者還說的確是個好用的「古代洗腦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