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寶德先生七十壽辰，肇立兄通知我們寫些文字為賀。回想1967年漢先生初返東海大學任系主任，75年起我留學返國赴東海專任教職兩年，後又於78~81年在漢光事務所參與設計工作，前後歷經十五年光陰。我想就以這段時間為範疇，寫些當時所見所聞。 

漢先生初返東海大學任系主任，年僅33歲。當時先生新婚不久，身材瘦削，戴黑框眼鏡，打一條素色窄邊領帶，步行時常若有所思；談話時神色較肅穆，許多同學見之心生畏懼而不敢言語，故先生常有「學生對面走來不打招呼」之歎。

當時漢先生對系裡的佈局是這樣的：1967年我們大一時王有遂返國教授基本設計；大二時王體復及莊喆（專授繪圖）回校任教；大三時李祖原、華昌齡和Dillingham來校；再加上原已在校的胡兆煇、陳其寬和王錦堂等（上述先生均為專任），就每屆僅12~18人的建築系而言可謂陣容堅強，而我們這一屆很幸運地遇到好老師。 

漢先生當時除擔任系務外，另外還教授中、西建築史和高年級設計課。先生授建築史時相當專注，每有學生遲到開門就會打斷他思路一次；有時先後數人遲到，先生就不悅而言：「以後遲到的人就別來上課了」。在設計課方面，我大二、大三做設計好壞常是碰巧，時常摸不到要領；但是到了三下漢先生帶我們設計課，就有很大的不同。先生通常不動手改圖（就算偶然動筆時亦似乎故意畫得潦草不清），不以其想法影響同學，對於同學不成熟的構想總是不表贊同，但又不指出一條明路；直到用功的同學提出較好的圖面或是其餘同學逃避他為止。

漢先生帶設計課的方法大抵如此。他這種教法對我而言卻反較受用，經過幾次磨練之後我做設計的思路好像豁然開朗，而先生實為我的啟蒙恩師！我後來在東海、淡江、中原陸續教設計課近三十年，大體上用的也就是當年先生教我們的方法。不過偶爾碰到一籌莫展的學生時，難免要順其思路指點一二。 

當年建築教育在國內仍屬萌芽階段，中文建築書籍數量幾乎可以十隻手指數完，英文書籍雖多但大家程度實在不夠；在這種情形下我發現找漢先生聊天是最快又直接學到東西的辦法。那時也不管是否打擾到先生隱私，有時晚餐後我和王重平（後來又加上張岱文）兩個膽子大的就逛到教師宿舍區去敲漢家的門。先生應門時總是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但是話題一打開後就變得滔滔不絕，興致勃然。有時聊到十一、二點鐘我們都呵欠頻頻而先生尚面無倦容( 師母和子女已陸續入睡)。後來我們就私下給先生封了一個「消極的煽動家」的頭銜。

「評圖」一直是建築系的一件大事。那時全系四年級學生加起來不超過50人，漢先生儘可能參加每一年級的評圖，因而對各年級設計課的教學均知之甚詳。他評圖時往往不輕易發言，而一旦發言總能切中要點。低年級同學則很早就瞻仰到先生的風采。那是一個全系上下幾無隔閡的年代，我至今還能依稀想起先生當年熱切、專注的眼光和動人的言語是如何引發出我們對建築的熱忱。

漢先生嘗說他的思想體系大約在三十歲以前建立了。他早年寫於「百葉窗」和「建築雙月刊」雜誌的文章後來擇精印於「建築的精神向度」；而自我們大四起開始的選修課「建築討論」其內容則陸續整理發表於「境與象」雜誌。這兩類刊物在當時吸引了全台灣對建築有興趣的青年學子的熱切關注，雖然經營極為辛苦，但其影響力是相當廣泛的。那段時間東海建築系像是一塊磁石，先後吸引了夏鑄九、黃永洪、李乾朗、郭肇立等它校優秀的畢業生來東海擔任助教或助理。

1975年我留學返國，徵得先生同意赴東海專任教職。此時先生年約40出頭，身材較壯碩，面色紅潤，頭髮略長而蓬鬆，戴淡墨綠色眼鏡，打花色領帶，時常穿背心，有時甚至穿紫色襪子；這時的漢先生散發出一種濃厚的美男子般的學者氣質。由於我與學生接觸較密切，發現在學生口中「漢先生」己經變為他們生活中不可或離的重要話題：從衣著、到談吐、到授課等等，而先生與學生之間之互動也明顯改觀。記得當時師母（蕭中行女士）常留美國辦理身份，漢先生獨身在台灣；不久登琨艷來建築系旁聽，逐漸到先生家幫忙打理一切，開始了他們這段長達近30年的師徒關係。

那時建築系新系館剛開始興建，漢先生派我兼做監工。其實我當時缺乏結構與施工的經驗，委實不夠資格。記得有一件事我與先生意見有所不同：由於新館之設計是一自高年級至低年級逐層下降的建築物，而一樓最後方的一年級繪圖室的室外即為大片草坪（那時服務道路尚未興建）；我認為各年級向下向外能看到草坪是工作之餘眼睛休息的良好方式，故建議將漢先生原設計的整面牆打開做為大片玻璃窗。孰料先生不表贊同，說道「如果學生要看風景，大可以走出去看」。後來終於勉強同意在每根柱旁開兩個直條窄窗。另外有一次我晚上有事去先生住家時，先生單獨一人在家。我敲門後聞其音便推門而入，始終找不到人；後來終於在一間僅兩坪大的小房間看到先生：他正在為寫一篇文章找搭配的幻燈片，旁有一小收音機小聲地播放西洋流行音樂。從以上兩件事我發覺到漢先生做事時是全神貫注的，而且他不喜歡開放的空間感覺─像Mies那樣的玻璃屋更是先生絕對無法忍受的！

東海校園大部份的道路都是自西向東的緩坡，路雖緩但上坡路走久了仍會腳酸。有一陣子少數學生便試著以腳踏車代步；但是上坡得用力踩，下坡常需一路煞車。記得是在1974年某天，漢先生竟然買了一部新腳踏車騎到系館，但是當天下班後就出了意外。原來建築系舊館到生物系南側那一段路較陡，路到盡頭又是一個左彎；聽說先生煞車不及，連人帶車摔到路旁低處的草叢中，腿部骨折而不能動。偏偏他山東人的傲性使然不願大聲呼救，後來被經過的學生發現才送醫治療。之後在復原期某天赴清大簡報，又勉強不持拐杖走了些路，形成多年後右腿常酸痛的情形。

漢先生最令大家感到有趣的是他對這類細瑣小事似乎無法做好 (或者可以說他根本不在乎生活中的瑣事)，這也成為先生的迷人之處。現在是監察委員的馬以工原也是學建築，某一年夏天（約在1977~80之間）在眾人鼓勵下提出願請大家吃一桌她親手做的菜，「只要漢先生同意洗碗」。後來賓主盡歡，酒菜均美。記得在座的還有李乾朗、陳志梧（已逝）、宋宏燾和羅聖莊等人。事過多年，其它菜名我已模糊，但印象最深刻是的一碗菊花黃魚羹。

自我們那一屆（1971）開始，東海的畢業設計便成為建築系一件大事。漢先生以方法學的作法要求每一位同學先提出問題，再針對問題定出目標和策略；但是那個年代的學生有幾個人能想出什麼建築上的問題？於是乎挫折、煎熬隨之而生。到了後來幾屆，學生、老師都苦不堪言，於是有一次我聽到先生嘆息說道他應去研究所（而非大學部）教書。記得在1975年秋，后德仟、張玫玫那一屆學生為獨自在台的漢先生辦了一個生日會，那時師生間相處融洽，漢先生有感而發便寫了一篇方塊文章名為「生日蛋糕」。這屆學生以為如此一來畢業設計便無需憂慮，快快樂樂地過了一個學期，到後來發覺「惡夢」仍不可免，有些人便說先生是翻臉無情。其實先生公私分明，那裡管這許多。後來白鍚旻和幾位同學畢業後在台中做房地產（理想國）做得有聲有色，他告訴我說「老漢的方法學」真的管用。

東海當時始終未成立建築研究所（一直要到1980年）。到了1977年四、五月時，漢先生已安排好將離開東海去接中興大學理工學院院長。他說己將他最好的十年給了東海，應該是離別的時候了。我那時一則要為先生拍些照片留念，一則也恰巧與張肅肅定下賭注（要拍先生抱著東大附小石獅子的照片）。便利用某日先生快下班時，先拍些他與系館的合照，隨之是校園中的生活照；待下行到教師宿舍區的公車站牌附近時 (通常漢先生要右轉返家)，我突然提議幫他拍些附小庭園的照片可以寄給在美國的子女看，他一口答應。後來照片沖出，相當成功，不但有獅子，連大象、長頸鹿的全部拍了；張肅肅依約定請全系老師在台中吃了一頓烤鴨全席。   

在1978年尾，我到漢光建築師事務所開始工作，記得事務所位於富錦街359巷某條衖子的五樓上，是相鄰的兩間公寓打通而成。同事約有6~7人，繪圖桌多半在左側，我和登琨艷均在此間工作。由於漢先生院長事忙，平時均由其弟漢寅德先生（我們稱小漢以與老漢有別）負責行政工作；小漢先生人很爽朗，是一位相當好的結構設計師，曾誇口說過「只要模型搭得起來的建築物，都可以設計相匹配的結構」。漢先生通常每週六上午必來事務所，瞭解各案子大致的進展和交待相關事項等等。通常每一個案子他都會有一個初步的構想，然後或以草圖，或以口述交待我或琨艷進行工作；後來則另有一組人處理古蹟維修方面的計畫案。漢先生事雖忙但總能同時做好幾樣事情，例如他總是利用搭火車時寫方塊文章，偶爾也寫社論；並提出諸如「台北市獨特風格研究」等計畫案。人雖忙，但在外表並不顯出匆忙的樣子，固然與先生個性有關，也因為有充分準備和時間運用得宜罷。

我在漢光三年半，除中山大學競圖案外，主要共參與過三個案子。聯合報第二大樓費時最久，原先配合舊大樓外觀如蟬蛻般再生的新大樓構想一直持續到設計發展定案，但後來終不為業主接受。事務所同仁在最短時間發展出6至8個不同的外觀構想，其中之一由我提出的曲面造型終被接納而定案。記得某一天漢先生對我說他曾試著畫出不同的曲線平面但還是我畫的曲線稍好些，這令我十分得意；但也看出先生總是利用時間思考事情，即使是一條曲線。

第二個案子是三總民診大樓，該基地最難之處是縱深約為面寬的三倍，且縱深面偏東西向。而基地的北側面臨丁州路，亦為未來主入口的方向。這個案子讓我學到許多與醫院設計有關的知識。而漢先生因不能忍受我原提草案平面的單調也使得最後定案平面有變化得多。學弟唐寧則協助我針對大量偏西晒的窗戶找到理想的遮光角度。

第三個案子是彰化文化中心，也是漢光作品自西式外觀轉向本土化的第一個案子。自從70年代初漢先生對傳統建築開始關注，進行調查測量以及提出修復計畫以來，把對本土建築的瞭解轉化到事務所作品上應該是很自然的發展。本案一開始漢先生交到我手中的草圖已具相當雛形、我主要所做的除了略為調整柱距以增加一個面對挑空大廳的環狀公共走廊外(這是我認為最重要的)、 就是將面對廣場突出的左右兩翼做了一些凹凸處理使其更細緻些。這個案子有許多特別考慮的結構手法，如沒有小漢先生是無法實現的。學弟李安國協助處理立面細部，琨艷幫忙做會議廳的室內設計。建築完工後效果相當好，後來得到了1983年的建築師雜誌獎。

漢先生雖然個高，但卻算是「北人南像」，個性與其弟寅德完全不同。先生每寫方塊文章總先謙虛說他不是專家，但是筆名卻叫「也行」；而先生面對公眾演講時有時客套話甚至講上五分鐘以上，連我和夏鑄九兩個杭州人都覺得實在太過。多年來旁觀漢先生凡事好採「客」位，得要別人上門找他；而逢寫方塊或站上台演講時，立場忽然變為「反客為主」，不得已只好客套幾句，先反回客位再說。這大抵成為他的標準模式了。

記得那幾年間漢光舉辦了一個事務所同仁的環島旅行，沿途下榻處有好幾處是漢光設計的救國團活動中心。一日車行至墾丁，天氣忽然轉熱，眾人紛紛除下衣物；我忽然看到一副很有趣的畫面：先生與師母併排而行，師母左右手掛滿了衣物、相機，而先生一手持煙斗，一手置於背後緩步而行。我想這應與大男人主義無關，先生當時的思考大概早已遠離衣物和相機的層次了罷。             

以上所記約為漢先生33至48歲之間的事情。一晃眼二十多年去了，我試著以舊書和老照片來追憶先生的「似水年華」，只怕是不能令他滿意。這些年來勉強維持一間小事務所，實在不能算是他得意的門生。每年頂多去拜訪漢先生一次，看到先生頭髮雖斑駁，精神仍康健，身上早已換上一襲長袍，有一種返璞歸真的氣度。漢先生對台灣建築界和文化界的影響實在太大，我這篇短文只是小品，相信應有許多篇文章可以描述先生的貢獻。但願天長地久，先生未來的日子依然充實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