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新聞：聯合新聞網「個資外洩案 傳藝人作證」報導

之前，筆者好像曾經以「垃圾信」的困擾問題為例，來談論個人基本資料外洩的社會學意義，不過那是在不考量當事者權力、社會地位、財富之情況下的論述，然而這回的個人基本資料外洩風波，當事者卻全都是有權力、有社會地位或者有財富的人。

筆者以為，若將提供個人基本資料的「內神」與需要轉賣、利用這些資料的「外鬼」之間以社會關係來比喻，不用說，當然是「資源」與「報酬」的交換關係最貼切，這回藝人或其他知名人士的個資外洩風波，「資源」當然是交換與使用價值均極高的私密資料，「報酬」當然就是金錢(無論是現金、支票、戶頭匯款)。

誠如其他評論者所說的，個人基本資料外洩的源頭，依然是垂涎金錢利益、報酬的公務員或公司行號員工，將民眾、顧客留下的個人基本資料洩漏給八卦雜誌、媒體業者、詐騙集團以獲取利益的行為，就此，雖然公務員有刑法「瀆職」或「妨害秘密」罪章的條文可以規範，但是刑責好像也都不重。

然而，被洩漏資料的民眾、顧客，包含「職業聲望」分數極高的知名藝人或其他公眾人物，不見得都有「被害自覺」，或者怕提出告訴、透過媒體公佈自己個人資料遭到外洩的消息，會給自己帶來無法預料的風險，於是乎，不見得每個個人基本資料遭到外洩的知名藝人，都會提出告訴。

就此，筆者以為「個人資料保護法」告訴乃論的規範，恐怕忽略了這項可能：不是所有個人基本資料遭外洩的人都會有所謂的「被害自覺」，也有些被害人可能怕提出告訴之後會給自己帶來難以預測的風險，而不敢提告，或者被害者缺乏法律常識而不知如何維護權益，遑論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提出告訴。

就此，筆者以為有兩條路可走：第一，修改現有刑法「瀆職」或「妨害秘密」罪章的規範，或把個人資料保護法由告訴乃論改成非告訴乃論，由檢察官提起公訴；第二，加強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常識的推廣教育，尤其是知名藝人、公眾人物，不過，這可能需要考量法律常識涉獵的障礙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