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體:小 中 大 | |
|
|
2006/02/08 20:42:34瀏覽10118|回應0|推薦8 | |
對史學家來說,文學作品一直是能反映社會現實的重要資料,紅樓夢就是一個好例子。 對台灣的「外省人」來說,有兩個作家的作品相當程度反映出他們那個時代的「外省人」,我認為很具代表性,分別是白先勇的《台北人》與朱天心的《想我眷村的兄弟們》。 白先勇,今天大家可能因為他提倡崑曲而知道他,他的《牡丹亭》引起了極大的注目,很年輕的朋友或許不知道,他也是極著名的作家,《台北人》是他風靡一時的小說,而白先勇,他的父親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白崇禧將軍。 白崇禧,國民黨是沒有給他什麼「正面描寫」的,如果要看這位人稱「小諸葛」的風采,可能要看唐德剛所寫的口述歷史-《李宗仁回憶錄》。 白崇禧,在大陸時也是個叱吒風雲的人物,1937年夏天,出生於廣西桂林的白先勇在大陸當然也看過父親的風華與不可一世,然而,白崇禧來台灣後與他的老長官的對頭蔣介石當然處不好,白崇禧軍權、官勢盡失,從此落入凡間。 也許是在這個背景下,白先勇在《台北人》中寫了篇《永遠的尹雪艷》。 在《永遠的尹雪艷》中,一群大陸人在台灣過著還在大陸的生活,麻痺自己,像是「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但最可悲的是,他們其實是知道「亡國恨」的,這批人與台灣人在經濟與階級上距離最遠。 這是第一種「外省第二代」。 第二種「外省第二代」則是「眷村世代」。 眷村成長的作家像張大春、朱天心、朱天文…等,是其中比較有名的幾位。 朱天心,山東人,一九五八年三月生於高雄鳳山。這個世代其實就是目前「泛藍外省人」的中堅,也是我在「台灣的外省賤民階級」提及的外省中產階級的後代。 這批四五十歲「外省第二代」,由於在眷村的「耳濡目染」,對國族有著特別凝聚的國家認同,他們特別「熱愛中華民國」,關於他們,台灣有一大堆文學及社會分析了,特別是學者與碩士論文。 這批「外省第二代」也不盡然都是「藍的」,有一批「外省第二代」如謝志偉、金恆煒、黃光芹、孤影、凌子楚等外省人第二代、第三代,還有外獨會、台教會、北社、南社的外省教授,他們常以前二者的特權或特殊利益批評他們是「既得利益者」,事實上,他們也在其中,他們並極為擁護民進黨及台獨,關於他們的討論在「台灣的外省賤民階級」。 第三種「外省第二代」則是「賤民世代」。 「賤民世代」的誕生我在「老兵為什麼那麼挺泛藍 」、「台灣的外省賤民階級」有提到,以我的看法來說,這批人欠缺「眷村世代」的共同記憶,因為國民黨根本不比照軍官階級照顧他們,而當時台灣經濟已經起飛,這個世代在經濟上是弱勢的,而「賤民世代」的家庭也往往是弱勢的組合,已成為外省「老」兵娶的老婆很少是「普通人」,很多也淪為可悲的「買賣式婚姻」,這群人也往往受前二者的言論所宰制,社經地位低下的結果,他們活的極無尊嚴,關於他們的文學作品極少,有的話大概在報紙的「社會版」,有部紀錄片倒值得一看──「石頭夢」。 在「賤民世代」中,關於國家認同的趨向不如「眷村世代」那麼強,原因是時代與環境都大大不同,但他們由於被泛藍外省貴族綁架,又被台獨及民進黨羞辱,他們大多是「藍的」。 可以把這一切「推」給大時代,但「人為因素」遠大於「時代因素」,「賤民世代」聲音的存在其實對上面幾種人都很「刺眼」、「刺耳」,對台獨及民進黨更是,台獨及民進黨柿子挑軟的吃顯現出他們的「殘忍」,更告訴了所有島民,台灣絕不可能是「命運共同體」。 外省人是有階級差距的,但這很正常,任何社會都有階級差距,但以階級差距做為差別待遇的基礎、理由是錯誤的,我對那些外省台獨持續踐踏所有外省人遺憾,但我也對部份外省人感到不解。 生為貴族或賤民外省人或許不是個人能決定,但良心也是嗎? Written by blackjack
相關主題: 7. Human angle 11.從文學作品看外省第二代 12.台灣吊頸嶺 13.請別為十八趴哭泣 16.唉!外省人 17.老兵為什麼那麼挺泛藍 18.風和日暖下的台灣外省人 . keyword:外省人,原罪,階級壓迫,族群歧視,族群仇恨,二二八,蔣介石 . 消失的人口 by王浩威(精神科醫師) 以下引自人民網 http://tw.people.com.cn/BIG5/43948/3739302.html 2005年09月30日08:30 去台灣駐點多次后,有位朋友突然說起:“你應該去看看老榮民。” “榮民”是台灣對服役多年的退伍軍人的稱呼,所謂“榮譽國民”,老榮民則已成為1948年、1949年隨蔣介石退居台灣的那批軍人的特定稱呼。從高階職位退下來的榮民退休金不算少,可以頤養天年。這位朋友讓我去看的低階老兵。 最糟的不是遺忘,而是污名。民進黨執政后,島內一度談大陸色變,對大陸懷有感情的老榮民,也不能幸免,被指“通共賣台”,還有甚者攻擊他們是“台灣寄生虫”。台灣的媒體對老榮民鮮有報道。很少的報道中,也絕大多數是參與詐騙、被人欺騙,或者自殺、事故等黑色新聞。這也難怪,這群年紀至少70歲的老兵,每月退休金隻有1.3萬元新台幣(合3000多元人民幣)左右,而在台北,街頭小店的一碗面也要100元新台幣,老榮民生活都難以為繼,甚至幾年前,“退輔會”也從人道出發,建議允許老榮民回大陸安度晚年,以他們的收入,在大陸的農村生活還是綽綽有余的。又老又窮,再加上少小離家,沒讀過什麼書,老榮民自然成為台灣社會的最底層。 被人左右的人生 一次駐點,我們來到台北縣北投林裡,傍山有一片違章建筑,數十間簡陋板房裡住著一批老兵。我們去時,幾位老榮民正坐在路邊的破椅子上聊天、晒太陽。聽說我們從大陸來,一位姓劉的老伯笑了,說:“我是湖南人。”劉老伯說,他18歲時是被抽丁當了兵,“我抽到了第二個,以為當兵很好玩,其實一點不好玩。”就這樣一路打仗,南京、唐山、北京都去過。有一次打著打著,一搭話,原來是老鄉,“自己打自己干什麼嘛?”劉老伯說到這裡,長嘆一聲。后來,他就一路走,也沒明白怎麼回事就到了台灣。 從1948年、1949年開始,100多萬人隨國民黨遷移台灣,其中有60多萬是軍人。大多數老兵都有著類似劉老伯的經歷,十幾歲的年紀糊裡糊涂當了兵,渡海赴台的時候也不知道這一去將幾十年都不能再回故鄉。 當時的台灣從自然環境到人民生活都比久經戰亂的大陸要優越,20歲不到的年紀重新開始生活也不是難事,但是各種復雜的原因 ,他們仍然沒有進入正常生活軌道。 1952年,台灣當局一方面實施“精兵政策”,讓老弱殘兵從軍中退下來﹔另一方面,為了反攻大陸的需要,設法使軍中有過戰斗經歷的年輕士兵留下來。因此規定,青壯士兵無論當年在大陸是志願或被迫從軍,都被晉升為“士官”,服務年限也相應延長,士兵須年滿40歲、士官50歲、士官長則要58歲才能退役。 而為了便於管理,這些士兵還被各種條件限制不能正常成家立業。當年的理由簡直有幾分可笑,為了防止女匪諜假借結婚之名滲透軍中,也為了避免軍人因為結婚而分心,國民黨當局制定了所謂“戡亂時期陸海空軍軍人婚姻條例”和“軍人戶口查記辦法”,規定隻有年滿28歲的軍官或技術士官才可以結婚,且以“軍人身份補給証”作為軍人唯一的身份認証和管理依據,而現役軍人除非在軍營以外的地方仍擁有家庭,擁有棲身之所,才能申請身份証。簡單地說,一個低階的士兵不能結婚,而沒有家庭,也不能領取身份証。 這些限制使得本來已經語言不通、習慣不同的老兵根本無法融入台灣社會。1959年,執政當局才將婚姻限制放寬到年滿25歲的所有士官都可以結婚、現役士兵服役滿三年也可以結婚﹔1968年又修正“軍人戶口查記辦法”,讓大多數的軍人可以擁有身份証。但此時,那些低階士官兵都已差不多40歲。 最低層的兵日子都不好過。開始不讓退役,劉老伯指著背后的綠樹成蔭的山坡說,“這山上以前都是石頭,都是我們種的樹。”不過,他還是想盡辦法退了。“當兵不自由啊。”退役后,不懂技術,找不到什麼好工作,什麼雜活都干過。 86歲的黃傳金老人終身未娶。他出身在湖北孝感的農村,1946年被抽壯丁來到台灣。他由於有輕度中風,靠從大陸過來的女兒照顧,女兒也60歲了。我們走進了黃傳金老人的家。屋子裡非常的簡陋。房間成一字型排列,臥室裡放著兩張單人床、一個衣櫥和一張桌子,空余的地方僅容一人站立。中間是一個能放下一張長沙發的過道,放著一張飯桌,既是吃飯地方也是休息的地方。過道連著廁所和廚房。房頂距離地面也就2米,顯得很壓抑。 當時,作為當局“安置計劃”的一部分,退役的老兵也成為台灣基礎建設的主力軍,從1961年起,有將近4500個沒有達到退休年齡而想退役的士官,組成兩個“開發總隊”,沿著台灣花東縱谷進行墾荒工作。開發隊的成員,要至少勞動兩年以上,否則隻有身體較差、無法負荷墾荒工作的人才能提前退伍。台灣從南到北都留下了這些退役老兵的足跡,島內最著名的中橫公路就是老兵們當年修筑的,很多老兵有爆破經驗,修路時的爆破工程自然不在話下。這些道路至今也是島內的主干道之一,不過,走路的人向來是不會記著真正修路的人。有人叫老榮民“台灣寄生虫”也就不奇怪了。 痛苦一生的婚姻 一位從小在眷村長大的欒先生說:“語言不通,又不識字,當時什麼樣的人才肯嫁這些低層老兵呢?不是殘疾就是智障。常常看見他們娶的媳婦,一瘸一拐地來了,或者嘴斜眼歪,都不少見。” 七十年代,在后裡馬場,一位老兵娶了一位全身萎縮的媳婦,一動也不能動,每天躺在床上,吃飯喝水都要喂。老兵當時在馬場工作,每天喂馬、放馬,還要回家照顧她,平時還要找時間上街撿垃圾,好多賺一點錢。 年輕的欒先生不理解,問他:你這是何苦?他說:你們年輕人不懂,這樣我就可以不用花錢出去找妓女了,也不會染上什麼病。 即使如此,根據“退輔會”統計,有超過5萬以上的老榮民始終未婚。 大陸新娘在台灣是弱勢群體,“老榮民”卻被大陸新娘騙得最多,有的甚至被騙的很慘。 77歲的高老伯就是如此,他說,之前娶的一位大陸新娘把他迷昏,拿走了他的全部積蓄就跑回家去了。另一位老先生,也被老婆騙走200多萬元新台幣,但他表現出很無悔的樣子,說反正是給大陸做貢獻了。 盡管如此,不少人還在前仆后繼地迎娶大陸新娘。理由很簡單,孤獨,想念家鄉,他們回不了家,但對家鄉的一山一水還是記憶猶新,而且年紀越大,越是懷念老家。但現在回去,又不能適應了,不要說環境,連天氣都有點過不慣了,因為畢竟在台灣過了大半生。大陸新娘成為他們的感情慰藉。66歲的陳宜奮說,這麼大年紀了,娶老婆干什麼啊,因為孤獨。兩個人說說家鄉的話,做點家鄉的菜,回憶起小時候的光屁股生活,晚上有人睡在旁邊,感到安慰和溫暖。 當然,騙老榮民的也不僅是大陸新娘。欒先生的表哥也是老榮民,由於他在大陸有不愉快的遭遇,一度想娶個印尼太太,欒先生勸他:“你六十多歲,娶一個二十幾歲的,別的不說,身體就對付不了。”他聽從了。第二次他又要娶,也是個印尼女人,比他小幾歲,年齡還相當。但是現在的情景是,他每半年領一次退休金,拿到錢后,他的印尼太太就會按時回來和他住上一個月,然后帶走他的一半退休金離台回鄉,因為這是結婚時說好的。平時,表哥仍然一個人孤獨地過著日子。 歸鄉路如此曲折 1987年台灣開放回大陸探親,很多老兵喜極而泣。然而歸鄉也並不是沒有尷尬和傷痛。 77歲的朱有福是上海人,1949年從上海坐船來台灣。當過海軍。1955年退伍,成家,老伴1978年去世。 朱有福說,1949年有一個口號是:“一年准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我們堅信是能成功的,誰也不會去懷疑這個口號,誰懷疑誰的思想就有問題,思想有問題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誰都相信這句話,因為蔣介石是神。可是一喊就是幾十年,就再也沒有回家過。那時回家的決心不隻刻在心上,還刻在身上。說著,他伸出左手,往上撂起袖口,我們赫然看到了刻在他手上的“反共抗俄,民國40年1月1日”的藍色字跡。皮膚已經失去光澤,但印跡卻難以去除。他說他當時所在的裝甲兵隊1000人身上都刻下了這樣的印跡,他們也就是在這樣的決心下,日思夜想地反攻大陸成功,想打回老家。 “剛開放,我就回去了。”劉老伯開心地說,那時,媽媽已經去世了,沒見到,老父親還在。“父親還認得我呢,現在他已經過世了。沒趕上見面,他們三天后,打電報給我。”說到這兒,劉老伯混濁的眼睛泛起一層淚光。第一次回大陸,劉老伯說,看到家裡屋子正中挂著一個毛澤東的畫像,便立刻遮上眼睛說:“這是誰啊,挂這裡?我不想看。”果然,第二天,畫像就被取走了。說起這件事,劉老伯表情很得意。 欒先生的表哥也是老榮民,來台灣之前,曾在大陸娶過一個媳婦,還生了一個女兒。 兩岸解禁后,他立刻回到家鄉尋親。妻子是已經過世了,當地幫他找到了女兒。 他給女兒一家蓋了房、買了三大件,還買了一輛摩托車。十幾年前,摩托車在家鄉的那個小地方,還很轟動,平時有什麼活動,甚至由他們騎著摩托車在前開路。可是女兒還是不滿足,找各種名義向他要錢。 表哥隻是從上士退伍,沒有太多退休金,不久,他就開始感到經濟壓力了。台灣的家人出主意,讓他和女兒談談,告訴她們其實他自己也沒什麼錢。一深談,表哥越來越覺得不對勁,這才發現,此人根本不是他的女兒,是當地的某人找來的自己親友。 表哥從此再沒回過家鄉。 快要離開的時候,我終於忍不住問劉老伯最后一句話:“你這樣過一輩子,恨不恨誰?” 劉老伯嘴角顫動了半天,看不出似哭似笑,隻是混濁的眼睛盈出了淚光,“誰也不恨哪,要恨隻恨自己命不好,打仗沒被打死,活著受罪啊。” 說著,站起來,拿起拐杖,一跛一拐准備回家。不過,他轉而還是開心地說,“過幾天,我就要回老家了。” 我們走時,80多歲的周瑞老人揣著手仍在村裡游蕩,他說他會落葉歸根,死后埋在湖北的家鄉。 要不了多少年,“老榮民”在整個台灣就將絕跡,“老榮民”也將成為歷史名詞。實際上,也許歷史根本不會記錄他們這群渺小而卑下的小人物,隻是,小人物的慘淡一生就可以被輕易抹滅嗎? 來源:人民網 |
|
( 時事評論|政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