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天安門卅周年加上中美貿易戰，各方盛大紀念達到新高度，看到柴玲痛哭罵吾爾開希的文，這位曾說六四要血流成河的學運領袖終究在持槍士兵與坦克下離去，劉曉波侯德健對在場學生的苦勸及吾爾開希和王丹「先跑」，甚至吾爾開希被稱為「吾爾開溜」，都讓我想起當年的爭議：  

六四學生該撤嗎？

已經事過境遷卅年，如果是現在，想法當然與當年不同，劉曉波作為溫和改革派，當然不會認同「玉碎在廣場」的作法，而他在中國抗爭到生命結束為止，與離開中國到美國的王丹，或是到台灣的吾爾開希相比，也是各自做了不同的生命抉擇。

劉曉波作為一個象徵而得到了2010諾貝爾和平獎，他對於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感到內疚，認為獎項是應該獻給全體六四亡靈。又認為獲將的應該是天安門母親。我認為無論劉曉波說了或做了甚麼事，他這個說法最為正確。

王丹後來接受陳水扁的捐助，海外民運每況愈下，這些都無損當年六四學生的赤誠，至於他們選擇面對中共的方式各異，乃至我看到公小玄《劉曉波傳》提到「吾爾開希經常在公共場合犯病」(p.93)、柴玲哭著趴在劉曉波身上說「劉老師，吾爾開希真是個王八蛋」(p.104，但封從德否認此一說法並認為是劉曉波說的)云云。我認為當領袖的人可以很多，但面對危難時才會知道哪一個人是最適合的。雖然王丹吾爾開希與柴玲日後相比「好像」更用力反共，但六四當天敢站在廣場上的仍是柴玲。

不過，吾爾開希也曾多次硬闖香港要返回大陸，又曾在六四當天去夜店，而且在台灣酒駕被捕，日前則說「若能重回30年前，不會那麼篤定行動」，我看你在談這些之前，也顧慮一下台灣人的生命安全別再酒駕了吧。

劉曉波於93年投書聯合報”我們被我們的「正義」壓倒”引起爭議，根據封從德《六四日記》，柴玲被不同意見的人用槍指著要撤及要留，當年侯德健勸離大家時被痛罵，劉曉波說

「同學們，我是，劉曉波！我是劉曉波！請大家相信我們，不要犧牲了！我們已經流了太多的血！一滴血和更多的血是一樣的。」
封從德日記寫到：
咒罵的勢頭稍微平息下來，侯德健緩過一口氣，接著對大家勸說道：
「同學們，我相信，現在留在紀念碑上的沒有一個怕死的！我們都不怕死！」在靜聽的人群中傳來陣陣輕微的哭聲。「但是，我們死得要有意義！眼前的事實說明，現在的政府已經不值得我們為之犧牲了！我再說一遍：我們追求的絕不是死亡，我們追求的是真的生命！同學們，請相信我們，趕快撤走！我會留到最後一個同學撤走為止！」…

當時柴玲已經被侯德健劉曉波等人說服要帶學生撤離，也由於侯德健劉曉波之前與解放軍先談判在廣場東南角留出一條通道，讓同學們和平撤走，學生也就沒有全滅。在封從德日記提到臺灣《中國時報》記者徐宗懋在廣場南邊遭槍擊，當時滿身是血，子彈從頸部打進去，穿過喉嚨，從嘴巴出來，隨即被送往同仁醫院。後來他的前排牙齒被換成假牙。徐宗懋他昨天也發表了一篇「海外民運的變調與墮落」談六四。

倖存者究竟有沒有為中國民主留下「火種」，誰也不知道。郭台銘近來曾「善意」 建議大陸「六四是需要撫平與癒合的歷史傷口，台灣自由民主的發展是一盞明燈，可以提供對岸參考」，但也是同一個郭台銘說過「民主不能當飯吃」而且在1988年就「錢進中國」並且壓榨利用中國農民工廉價勞動力而成為台灣首富，還在他的富士康內部設立共產黨黨支部呢！

所以，對中國民主我只有一個結論：

正如只有廣場上的學生才能決定六四那天該不該撤，外界對中國民主的關注，就像今年中正紀念堂紀念六四的坦克一樣100％是假的。中國民主的發展歷程只有「在中國的中國人」才能主宰，其他人都無能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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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ckjack 2019/6/5

Link: 卅年前的六四天安門事件其實也改變了台灣命運：從郭台銘的富士康談起

*註：見
封從德著 《六四日記》 六月四日全文
[6]劉曉波的回憶裏面也有這句話，但變成柴玲對他講的。這句話是撤到半路上柴玲告訴我的，意思是很感安慰：大家在最後關頭終於團結一致，而劉曉波也終於明白吾爾開希是怎麼一回事。劉曉波低聲地對柴玲說：「吾爾開希真不是個東西！我現在才理解你們。」
作者: 封从德   "六四"凌晨天安门广场撤离过程录音（刘晓波、周舵、封从德） 2010-11-21 15:20:42  [点击:14485]

[9] 劉曉波在書中說，“在封從德主持廣場上的人就撤留問題表決時，柴玲趴在我的身上，不住地抽泣。她最後趴在我耳邊說：「劉老師，吾爾開希真是個王八蛋。」”這不可能，因為我記得那時柴玲就躺在我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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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六四韓國瑜盼大陸開展政治改革郭台銘籲對岸參考台灣民主發展
Yahoo奇摩新聞 (新聞發布)-18 小時前
鴻海董事長郭台銘認為，六四是需要撫平與癒合的歷史傷口，台灣自由民主的發展是一盞明燈，可以提供對岸參考。新北市前市長朱立倫則呼籲中國 ...    

鏡頭下的歷史／1989天安門：「劉曉波的跪求」，六四當天
2019/06/04 轉角24小時

清晨5點半左右，多數人已撤出，6點左右，戒嚴部隊已完全控制天安門廣場；但周邊依然...
清晨5點半左右，多數人已撤出，6點左右，戒嚴部隊已完全控制天安門廣場；但周邊依然還有不願撤離民眾。矗立在廣場上的民主女神雕像，已在清場過程裡倒下。圖為法新社攝影，6月4日的清場時刻。 圖／法新社

【歷史上的今天 1989.6.4 中國】

鏡頭下的歷史／1989天安門：「劉曉波的跪求」，六四當天

「四位老師，求你們想想辦法，救救廣場上的學生！」1989年6月4日，軍隊從各路口進逼，絕望跟隨著槍砲與坦克，襲向天安門廣場。凌晨1點多，李錄在廣場上廣播，號召民眾集結到紀念碑，以非暴力形式做最後抗爭；12小時之前，李錄還只是在廣場上反覆播著《歡樂頌》。凌晨2點左右，各集團軍已陸續抵達廣場外圍；廣場裡，崩潰的學生懇求四君子——劉曉波、周舵、高新、侯德建，能出面勸群眾撤離。

▌延伸閱讀：〈鏡頭下的歷史／1989天安門：「《人民日報》的短暫反抗」，六四凌晨〉

從木樨地進軍以來，廣場是什麼時候被包圍的？約莫在凌晨1點40分左右，至少已有4至5萬名軍力接連包圍南側與東側，殺得最兇猛的第38集團軍，則分別封鎖了長安街東、西側進入廣場的路口。直到早上7點後，坦克與高砲團都已陸續抵達廣場。

陷入終局的情勢，讓廣場上還有近3千多人的群眾分裂。有人堅持要以和平示威的方式，留守到最後一刻；也有人決心挺身而戰，要屠殺的軍警血債血還。目睹人間煉獄的北大學生邵江，凌晨找到廣場裡絕食的四君子周舵，淚訴廣場外的血腥，「求你們想想辦法，救救廣場上的學生，現在只有你們四位老師能做到！」

起初本來不願撤場的劉曉波，被邵江與周舵等人說服，決定勸離廣場上的學生；但登高呼籲的劉曉波與侯德建等人，卻被堅守派當場痛罵是「叛徒、懦夫」。凌晨3點半左右，由侯與周在醫生陪同下，先與戒嚴部隊接觸談判，並得到指揮部允諾，讓廣場群眾先行從廣場東南角撤離。

分頭說服其他人的劉曉波，事後回憶到，當時還有一些怒不可遏的工人團體，亟欲武力對抗軍隊。劉曉波找到兩名挺著機槍的工人，他們憤怒地對劉說：「只有大學生的命才是命？我們工人呢？為了保護你們，都死多少了！」但劉仍不願見到持有槍械彈藥的工人，演變成與軍方駁火、最後導致更慘的鎮壓。

「沒時間談了，要嘛你倆打死我、要嘛你倆把槍撤下來。」劉曉波跪在持槍工人面前哭求，在憤怒、悔恨、悲傷的複雜情緒裡，工人與劉抱成一團，終於被說服放棄武力反抗。

原本還在廣場上的封從德、柴玲等人，與決心留下的群眾都還堅持不撤，但清晨4點，原本已被熄燈的廣場重新亮燈，戒嚴部隊向廣場廣播「現在開始清場，請撤離」。同一時刻，部隊正向紀念碑方向團團逼近，有所動搖的封從德等人，則透過廣播號召群眾撤退。

「法西斯！法西斯！」廣場群眾仍在高聲痛罵中國軍隊的鎮壓行動，而原本堅持不撤退的柴玲，根據劉曉波自己的回憶，「柴玲趴在我的身上，不住地抽泣。她最後趴在我耳邊說：『劉老師，吾爾開希真是個王八蛋。』」當時，吾爾開希和王丹，人都已不在現場。

在混亂中，廣場群眾才分頭組織起來撤離，而劉曉波等四人則一邊繼續勸退，是最後一批離開的人。雖然爭取到一些時間，但根據劉曉波和吳仁華等現場回憶，撤退過程依然還有一陣一陣的槍聲、動用棍棒銅條驅趕，撤場時仍混雜著哭聲、慘叫、槍響。

清晨5點半左右，多數人已撤出，6點左右，戒嚴部隊已完全控制天安門廣場；但周邊依然還有不願撤離民眾。矗立在廣場上的民主女神雕像，已在清場過程裡倒下。

中國著名學者、翻譯學家楊憲益，4日在北京接受BBC專訪時痛心地說：「戒嚴部隊屠殺平民，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可恥的事。北洋軍閥不敢幹、國民黨政府也不敢幹、就連日本侵略佔領北京時，也沒幹過這種事。」

這是30年前的6月4日，「六四天安門事件」爆發後的清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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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重回30年前 吾爾開希：不會那麼篤定行動
2019-05-23 14:39中央社 台北23日電

六四30年，當年20多歲的學生領袖，如今已是50多歲的中年人。對吾爾開希而言，「天命」早在鎮壓那刻起便已知曉；回首往事，他說絕不後悔，但若能從來，不會那麼篤定行動。

吾爾開希於1968年2月17日出生於北京，籍貫則是新疆自治區伊寧市，是維吾爾族人。他在天安門事件爆發後流亡海外，之後定居台灣，成為中華民國國民。

身為台灣人最熟悉的八九學運學生領袖，吾爾開希卻認為，這個身分並不是他自願的。「中國共產黨當時要把中國帶向另外一個方向，使得每一個人在這時都要調整自己的角色。共產黨幫我們做了這個抉擇，我們就是異議份子，說實話我們也甘之如飴啦，也很光榮」。

對許多人而言，50知天命，但對吾爾開希來說，他早在21歲時就做完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抉擇，「歷史也選擇把我們放在正確的一方，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幸運吧。這就是我對自己的角色的心態」。

1989年6月4日六四事件發生後，吾爾開希位列被通緝21位學生領袖名單的第二位。他在朋友幫助下，從蘭州乘坐軍機經香港逃離中國大陸，開始了漫長流亡生涯。

被問到會不會後悔，他毫不猶豫地回答「完全不會後悔」；但若能重來，還會做一樣的決定嗎，這位自傲豪氣的維族大叔聲音變緩和了。

「不可能料到會有那麼慘重的後果，不可能料到有這麼多人傷亡，不可能料到會30年見不到父母。如果有機會重來，會不會再做，那就不敢那麼篤定地說『完全不後悔』，那麼堅決了，要想的東西就很多了，可是世界上並沒有時光機呀。」

談起父母、長輩，縱使吾爾開希的眼神再銳利，還是閃過些許柔和與愧疚。「父母、長輩不可能更年輕，不可能更健康。這件事對他們的打擊也是非常重大，包括他們的身心健康，都因為我當年的參與而受到很大的影響」。

但在鏡頭前，維族大叔還是有他的堅持，對父母的內心話，他堅持「我會自己對他們講」。

吾爾開希認為，自己20多歲以前跟台灣沒有關係，但在此之後，他的一生就與台灣息息相關。他不能選擇血緣、出身，更不能選擇流亡與否，「但台灣是我可以選擇的，而且是我選擇下來的結果，我成為台灣人」。

談到台灣對他的影響，吾爾開希認為，台灣人每呼吸的一口自由，都是奮鬥而來的，有民主運動人士奮鬥的結果，也有每次投票的公民所爭取來的結果。「所以，台灣人有一種自豪感，那種自豪感是讓我與有榮焉的」。

他也坦言，剛到台灣時，沒辦法擺脫心裡的中國大一統想法。「但近30年時間過去，我還蠻確定的是台灣絕對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台灣百分之百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只不過，我是華獨，我認為這個國家的名稱是中華民國」。

談到現今的中國大陸，吾爾開希則說，那是個讓人非常難過的地方，它是個不文明，而且威脅世界文明的地方，「絕不是一個我能夠心中嚮往的祖國」，「我為那裡的人民而難過」。

他也警告，台灣有不少人對中共鄉愿、懦弱，只願看到它的經濟崛起，因為它是個經濟大國因此就產生嚮往。「這樣的人，我覺得我非常不齒。我來自中國大陸，我作為一個看到那個地方走向不文明，而感到非常痛心的這麼一個人，想要跟文明的台灣國民說『你們嚮往他們是瘋了嗎？』」

吾爾開希強調，台灣對他而言非常重要，「我百分之百認為我是台灣人，這一點跟我是中國人、我是維吾爾人的身分完全不衝突。我的孩子出生在這裡，孩子在台灣面臨的治安、教育等等，這些一般台灣人面對的問題，我做為家長也要一起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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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爾開希酒駕緩起訴罰6萬- 社會新聞- 中國時報 - 中時電子報
https://www.chinatimes.com › 中國時報
2019年4月12日 - 員警隨後將他帶回派出所調查，才知道酒駕的是大陸民運人士吾爾開希，檢警訊問時他態度配合，檢察官以他坦承酒駕且未肇事，訊後請回。吾爾開希 ...

吾爾開希酒駕年輕員警不識- 社會新聞- 中國時報 - 中時電子報
https://www.chinatimes.com › 中國時報

2019年4月1日 - 正值政府修法嚴懲酒駕之際，又有名人酒駕被逮！大陸民運人士吾爾開希3月31日凌晨酒後騎車，被員警攔查，酒測值達0.40毫克，員警當場扣車並依 ...

吾爾開希酒駕緩起訴繳6萬元| 法律前線| 社會| 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7321/3749271
2019年4月11日 - 知名民運人士吾爾開希，上月底凌晨一時許，因為酒駕騎乘機車遭大安警分局攔查，酒測值達每公升0.4毫克，被依公共危險罪嫌送辦。台北地檢署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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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波∶我們被我們的「正義」壓倒
作者∶劉曉波
摘要∶1989年的天安門運動是「一次盲目的革命正義的大轟動」，它「┅┅延緩了改革開放的進程、削弱了民眾對鄧小平政權的信心、中斷了執政黨走向民主化的漸進的自我改造的過程，使中國發生了全面倒退。」

正文∶

我們這些被稱為「民主鬥士」、「民主精英」的大學生和知識分子，也只懂書本上、理論上的民主，而不懂實際操作上的民主，不懂民主作為一種政治制度和一套完整的法律程序應該如何具體地建立和實施。被稱為中國的薩哈羅夫（沙卡洛夫）的方勵之教授，在八九抗議運動之前就放棄了運用法律手段保護自己基本人權的大好時機，他受美國總統布希（布希）之邀參加宴會被阻事件毫無聲息地過去了。著名持不同政見者，被稱為中國的良心的劉賓雁，在八九抗議運動之前仍然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堅持他的「第二種忠誠」。所以，在這樣一種連民主的A、B、C、還需要從頭學起的知識群體中產生民間反對力量的可能性幾乎等於零。這種現實所產生的八九抗議運動，只能是一種意識形態化的空泛訴求。

誇張的使命感和過於宏大的歷史感使學生們失去了自知和自我控制的能力，他們不知道自己那稚嫩的肩膀根本擔不起那麽沈重的使命。被一次次強化的正義誘惑著學生們以生命、以死亡為代價與政府進行著不斷升級的徒勞對抗。似乎只有奉獻生命才能打動政府，只有犧牲才足以喚醒民眾，只有死亡才能夠成就正義，才有資格代表正義。無怪乎當廣場的總指揮柴玲成gong地流亡國外，有人指責學生們只有激情和勇敢，而缺乏智慧和理性之時，她頗為理直氣壯地回答說，「在當時的廣場，勇氣就是水平。」別管現實，拋棄理性，我們只要勇敢，只要肯于獻身和犧牲，我們就是八九抗議活動的英雄。

四十年來，我們沒有任何民主政治的經驗，我們耳濡目染的全是專制政治的殘酷鬥爭和陰謀詭計，我們一旦革命就自以為唯我獨尊，像我們投入文化大革命時自以為自己最革命一樣，我們一旦投入八九抗議運動，也自認為自己最民主，何況我們在為民主而絕食、而獻身、而犧牲，就更使我們確信我們的行為就是最高的正義，我們的聲音就是唯一的真理，我們擁有絕對的權力。於是，真理變成了不容質疑的絕對，正義變成了為所欲為和要挾，民主變成了特權，廣場成了檢驗真理、考驗意志、錘煉情操、伸張正義、行使權力的萬能場所。誰不來廣場，誰指責廣場，誰就是反民主、非正義、懦夫。一時間，廣場似乎成了人人必須過關的試金石。「我在廣場待過」、「我去過廣場」成了民主意識和社會良知的標誌。

革命了，民主了，我們就可以不要協調、不講合作，可以隨意拉山頭、搞組織，自封為王，高自聯、絕食團、對話團、外高聯、工自聯、知識界聯合會、新聞記者聯席會、敢死隊、飛虎隊、西路軍、童子軍┅┅誰也不服誰，誰也管不了誰。

革命了，民主了，我們就可以滿懷深仇大恨，拿著一件血衣控訴萬惡的共產黨，咬牙切齒地謾罵和污辱別人的人格，肆無忌憚地進行人身攻擊，可以聲言槍斃XXX，油炸XXX，活埋XXX，可以對非我族類者惡語相加，態度蠻橫，甚至大打出手；可以把我們的個人恩怨借正義之名盡情宣泄。

革命了，民主了，我們就可以睜著眼睛說謊，在光天化日之下造謠，就可以面對當事人還要狡辯說謊有理，就可以不負責任地宣布∶鄧小平死了。李鵬跑了。楊尚昆被打傷了。趙紫陽復出了。萬里在加拿大組成新政府了。作為民主運動像征的天安門廣場變成了謊言和謠言的集散地，越撒越大的謊和越編越沒邊的謠言成為運動直線升級的重要動力之一。「六四」之後，流亡海外的「民主鬥士」們為了誇大共產黨的殘酷和罪惡，為了塑造自己從血泊中爬出來的英雄形象，任意歪曲事實，渲染天安門廣場的血腥場面，誤導國際輿論。

革命了，民主了，我們就可以只要我們自己的言論自由，而強行剝奪他人的言論自由。我們像當年的毛澤東，不允许任何不同意見存在，我們也像共產黨的警察一樣，強迫新聞記者不要拍攝對我們不利的、有損於我們形象的照片，我們野蠻地搶過記者手中的照相機，打開暗盒，讓拍好的底片曝光，甚至砸碎記者們的攝相器材。為了不給政府以口實，我們把向毛澤東畫像投擲污物的人扭送公安局，致使他們被共產黨分別處以二十年、十八年、十五年的重刑。

更可悲的是，八九抗議運動的正義性對所有人都是一種要挾。有不同意見的人在這正義的壓力之下沉默了，絕食之舉使大學生成了不能批評不允许批評的革命聖人。當人們看到以生命為代價與專制政府相對抗的年輕學生的悲壯之舉時，誰還能說出「不」字，誰還敢說出「不」字，絕食使大多數人喪失了理性，使極少數保持理性的人沈默不語

由是觀之，我們在運動中所狂熱追求的恰恰是字面上的盲目正義，所放棄的恰恰是現實上的理性正義。

八九抗議運動的失敗，不僅僅在於流血、死人，而且還在於運動的不斷升級所釀成的激烈對抗在一段時間內延緩了改革開放的進程、削弱了民眾對鄧小平政權的信心、中斷了執政黨走向民主化的漸進的自我改造的過程，使中國發生了全面倒退。儘管鄧小平仍然堅持改革開放的路線，他的南巡講話又掀起了發展經濟的熱潮。但是，政治上的全面控制導致了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畸型發展，趙紫陽的下台使鄧小平死後的權力交接成了最危險的火藥筒，平穩的權力過渡因深具民心的趙紫陽的倒台而危機四伏，一種「世紀末」的瘋狂心理驅使所有的人都想在天塌地陷之前大撈一把，民眾真切感到鄧小平的健在是最後一次機會，如果錯過，就會在那死後的天下大亂中成為無謂的犧牲品。

執政黨的政治恐懼和民眾的「世紀末」心理恐懼使中國平穩地走向現代化的民主社會的前景變得非常暗淡，似乎鄧小平死後的天下大亂已成為必然的結局。除非執政黨和全國民眾從現在開始就結束對抗、實現社會合作，否則的話，雙方的恐懼和仇恨都無法消除，而且隨著鄧小平死期的逼近，只能愈演愈烈，甚至有提前爆發社會動亂的可能。

因而，結束對抗、消除恐懼、實現社會合作，使中國平穩地過渡到現代民主社會，不僅要靠執政黨從現在開始的有魄力的自我改造，重塑自己的公眾形象，而且要靠民間反對力量的合作，促其自我改造的漸進完成。能夠拯救共產黨的只能是共產黨自身。逐步地漸進地向民主化的自我改造，共產黨則存；而頑固地堅持一黨專制，共產黨則亡。同時，社會上的各種民間力量要在共產黨還在進行自我改造之時，不是取消它的執政地位，而是促成它在執政時期的轉變。

在此過程中，有一張政治牌非打不可，那就是「六四」。任何人也無法迴避「六四」事件的重新評價。「六四」牌非打不可，關鍵在於怎麽打？在什麽時機打？我以為明智的選擇是不必發社論，不必開大會，不必公開聲揚，只要私下裡撫恤「六四」死難者的家屬，釋放所有在押政治犯、為因「六四」而受到各種不公正待遇的恢復地位，把靠「六四」之血上台的人逐漸降級、免職，讓因「六四」而流亡海外的人安全回國┅┅，如果某位政客在鄧小平死後靠為「六四」突然平反而上台，那不僅是這位政客本人的災難，也是中國的災難。突然平反所帶來的爆發性後果是任何人也無法控制的。)

我不知道，在「六四」血案發生四年後的今天，在「六四」使中國的全面倒退持續了近三年的現實面前，在充滿著世紀末恐懼的今日中國，我們這些扮演了兩個月的民主精英和革命聖人的大學生以及知識分子們，是否會從心底里產生深重的罪惡感和自我反省的良知，是否能夠理性地，平靜地、公正地、現實地評估我們在八九年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是否能夠正視目前危機四伏的中國現實而拿出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勇氣和具體的智慧，切實的設計、從一點一滴做起的耐心。如果能，即使我們只有微薄之力，「六四」的血也沒有白流，它仍濃於水。如果不能，「六四」的血不但只是白水一杯，而且至多能供養那些吸血的無恥者罷了。

但願「六四」是中國的最後一次人皆自以為是政治家的全民政治！但願「六四」是中國的最後一次盲目的革命正義的大轟動！

——原載台灣《聯合報》【1993-06-05/10版/大陸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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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媒體人：徐宗懋》海外民運的變調與墮落
20:132019/06/04 言論
徐宗懋

六四事件30周年，港台都有紀念活動，但我都無法參加，因為這些活動並不是當年我們所目睹和參與的，而是過去10年被改裝變造的。許多嘴巴喊著中國民主的人，所作所為不僅沒有民主可言，而是分離主義的法西斯，這是過去10年海外民運快速墮落的真實面貌。

30年前，我們是踩在天安門廣場的土地上，看著一輛輛的坦克車開進來，一排排的部隊靠近，廣場槍聲大作，不久我倒在血泊中，完全失去知覺。在中時創辦人余紀忠老先生的指示下，同事楊渡先生和江素惠小姐全力奔走救援，把我從醫院接回了台灣。從此六四體驗就是我靈魂的一部分。在廣場為中國民主據理力爭，出發點是熱愛中國，希望中國變得富裕、強大和民主，這是六四的初心。

早期在港台紀念六四的都是熱愛中國的，所有出席紀念活動的都是堅定的中華民族主義者。民進黨對六四非常冷漠，他們對中國大陸的民主根本沒任何興趣，覺得那是「中國人的事」，只有馬英九長年支持六四活動，即使到擔任台北市長時也是如此，他在台北「二二八紀念館」舉行六四紀念活動時，還被台獨人士嫌棄，覺得「汙辱」了「二二八」，因為讓「二二八」沾上了中國人的色彩。

最早邀請海外民運人士王丹擔任台北駐市作家的是馬英九，並不是綠朝新貴，不過在陳水扁執政後，開始變調，王丹接受了台獨政權的捐款後開始罵馬英九，並和台獨站在一起。想想看，參與六四是因為熱愛中國，怎麼可能在熱愛中國的同時，又去支持分裂中國，並且協助西方野心勢力搞垮中國呢？這是哪門子的海外民運？任何有良心的中國人都會羞與為伍。王丹之流雖然掛名在哈佛大學，但毫無學術成就，他在太陽花法西斯青年運動中跟著搖旗吶喊，反映真實的他毫無民主素養，只是專搞批鬥的最新版本的學生頭頭罷了。

中國的民主不是靠幾句口號能夠實現的，更不是去當台獨和西方勢力的工具，那只會離中國的民主更遙遠。中國的民主是一個長期發展的過程，需要經由經濟發展和法制實踐，一步步走向憲政民主，而和平穩定的環境是基本的條件。台灣經由和大陸的和平交流發展，穩定大局，這正是中國人民主長遠發展的必經之路。今天一些海外民運人士扮演台獨的跑腿，實際上阻擾和破壞中國民主的必要歷史進程。

看看今年台灣舉行的六四30周年紀念有哪些「民主人士」呢？賴清德覺得蔡英文民主嗎？他們的靠山美國政府，有誰認為川普是民主的代表呢？倫敦市長薩迪克‧汗認定川普是當今西方極右法西斯的代表。至於所謂海外民運人士則包含了一些經濟罪犯，以及自甘做民族叛徒的台獨鷹犬，扯上「二二八」更是亂套一通，「二二八」的要角謝雪紅是中共黨員，批判美國帝國主義和台獨，要談「二二八」就一定要把中共請來一起紀念，而不是自己造假歷史。

總之，作為走過六四現場的我，所看到今天的六四紀念已不是30年前的原始精神，而是變調和墮落。看著一群反中的法西斯份子站在台上高談中國民主和人權，說實在的，除了噁心外，實在沒有其他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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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113903

作者: 封从德   "首次公佈《六四日記》六月四日全文文字電子版" 2011-01-03 10:55:20  [点击:6792]
這裡首次公佈【《六四日記》六月四日全文】文字電子版。1991年初寫完「八九學運備忘錄」後，曾將該日單獨整理出來，於1992年6月4日在香港《星島日報》發表一個獨家專稿，題目是「六四血夜——廣場燈滅的一刻」。2008-2009年重新整理「備忘錄」，根據十八年的資料收集整理經驗，在該日加了21個註。

近日因為劉曉波獲獎事，八九年六四凌晨在天安門廣場上到底發生了什麼，又引起眾說紛紜。這裡將拙著《六四日記》中六月四日正文及註釋的全文發表於此，以便大家參考、引用。

另外，我還整理了一個視頻【"六四"淩晨天安門廣場撤離過程錄音（劉曉波、周舵、封從德）】，見：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106080

封從德 2010年1月3日

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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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移指揮部新建廣播站
紀念碑上堅持非暴力
同仇敵愾，死守廣場
「談判」還是「斡旋」？
四點正，廣場燈滅
四君子勸撤
口頭表決，撤離廣場
心理分析
他最希望是我死了
李祿帶隊折回廣場
六部口坦克壓死11同學
西四路口無力組織
青天白日，四具橫屍
怒燒《解放軍報》社標語
死亡數字二千七？
解散指揮部 疏散外地同學
北大博士生的故事
去導師和丁校長家求助
小白兔


封從德著 《六四日記》 六月四日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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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 星期日 陰，下午雷陣雨 晝30℃夜20℃

轉移指揮部新建廣播站

凌晨一點。轉移了財務部之後，我鬆了一口氣。下一步要轉移指揮部。我建議將廣場上所有同學都集中到紀念碑周圍，並在那邊安一個廣播站，憑藉地勢作最後抵抗。李錄與柴玲留在絕食團廣播站，在廣播中請求同學們向紀念碑匯聚，並批駁了「拿起武器」的言論，強調學生運動歷來堅持的「非暴力」原則和「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紀律。[1]

我很清楚自己要做甚麼：在紀念碑上重建指揮部。兩個廣播站都在平地，很容易受到攻擊，因此都不能繼續作指揮部。我讓李錄和柴玲等人二個小時之後到紀念碑三層去找我，便告辭開始行動。

新的廣播站（也就是新的指揮部）建在紀念碑三層西南角，即原先財務部所在的地方，角上有一項帳蓬。這個方位最不容易受到軍隊攻擊––我估計軍隊主要從西面和北面來。而確保軍隊找不到學生的指揮系統，是我重建廣播站和指揮部的主要原則。重建廣播站，技術並不複雜，只須將「學運之聲」的廣播器材搬上來即可。我們啟用了那台長期不用的發電機來供電，以防軍方突然斷電。有兩桶汽油，足夠燒一夜。我請了一位懂行的同學專門看管發電機，並讓人將汽油隱藏到子彈打不著的地方，以防不測。[2]


紀念碑上堅持非暴力

凌晨二點過，柴玲、李錄等人撤到紀念碑三層上來，絕食團廣播站的站長王童告訴我，他將那裡所有的器材都砸爛了，衹帶了一隻收錄機上來。[3]

隨著指揮部轉移過來，各種情報、爭議和混亂也隨之而來。流血事件的報告依然不絕於耳，紀念碑上的市民和學生便出現了巨大的意見分歧，而這些分歧都戲劇性地匯聚到柴玲的頭上——一個工人拿一隻手槍頂著柴玲：「我的兄弟已經被打死了，你們學生要是還要說甚麼『非暴力』的屁話，我就一槍崩了你！」另一個學生則拔出一把明晃晃的匕首，衝她喊道：「誰對軍隊動手就是害大家的命，誰要是說拿起武器，我就先和他拚！」[4]

當時的緊張氣氛難以描述。實際上，在紀念碑上同時有好幾起不止於「文鬥」的兩派爭執，也不盡是市民要以牙還牙，血債血償，也不是所有學生都堅持「非暴力」。在擁擠的人群中，不時爆發陣陣騷動，新的廣播兩度險些被衝垮。那個拿槍的工人大約是「工人敢死隊」的，後來這班人馬乾脆離開紀念碑，紅著眼去跟軍隊拼命去了。後來聽說沒有一個有下落。(64memo/祖國萬歲)

我竭力維護指揮部的秩序，一面在廣播中不斷呼叫○○八和北大二十八支隊來虛張聲勢，一面將帶上來的那二箱「北京大學」Ｔ恤衫分發給守衛在廣播站周圍的同學，實際上無論是誰，套上這身「號衣」便自然成了廣播站的糾察。廣播站周圍立即一圈的白色，如此氣勢之下，再也沒人搗亂了。一個簡單的技術，往往可以起決定性的作用。

新開放的廣播，採用「自由論壇」的形式，讓大家自由辯論，實際上還有發泄與穩定情緒的作用。經過一段激烈的辯論，「非暴 力」的原則得到了捍衛。這個原則最有說服力的論點是：眼下，大軍壓境，一個人的暴力反抗等於是全體遭殃；長遠來說，我們從一開始便堅持非暴力，不讓血仇一環接一環地反覆下去，便等於是拯救了無數無辜的生命和祖國的安寧。一個市民拿過話筒說﹕“原來我不懂甚麼是非暴力，現在我明白了，這才是對付軍隊最明智的辦法。”


同仇敵愾，死守廣場

三點左右，侯德健、劉曉波等絕食四君子趕到廣播站，要勸說同學們撤離。[5] 侯德健是我很推崇的詞曲作家，我不光覺得《龍的傳人》唱出了中國人的屈辱與希望，也十分欣賞他其它一些歌曲的深沉。在大陸共產黨允許的文化氛圍之內，他是少有的具有思想與個性的藝術家。而劉曉波在激進反傳統的大學生中，也頗有影響。因而，他們的勸說，最初引起許多同學的驚訝與反感：知識分子的軟骨病。這背後的潛意識大概是：你們當然很清楚，夾在學生最中間，是無法臨陣脫逃的。

共同抵禦外強的決心，促成了內部的團結。與指揮部講和的，還有那些平時總來與我作對的人。劉強近日常常反叛，穿件Ｔ恤衫自稱「無領無袖」，這時也到廣播站來，重重地點點頭，說：嗯，烈火見真金。工人糾察隊和市民敢死隊的人也站到指揮部一邊。大林和程真上到紀念碑來同我們擁抱，說要與我們死守到底。劉曉波低聲地對柴玲說：「吾爾開希真不是個東西！我現在才理解你們。」[6]

「絕食四君子」最初在廣播中勸說大家的，尚是關於堅持非暴力原則的重要性。他們依然習慣長篇大論，但我記得很深的是劉曉波說：「……請你們放下手中的不成武器的武器，否則等於是謀害大家的性命，也給政府製造口實，損害整個學生運動的形象。」口才最好的還數侯德健，他說：「我們追求的絕不是死亡，我們追求的是真的生命！」

這時，柴玲和李祿去北面巡視，我在廣播中配合他們，請大家將手中的磚塊、木棍、汽油瓶和槍枝交給指揮部。我重申了學運一貫堅持的非暴力原則，及這個原則與達到我們追求的必要性，也強調了指揮部的權威和同學們應遵守的紀律。我要求○○八的下屬、北大二十八支隊和所有在場的糾察隊員配合指揮部的收槍行動。(64memo.com / 反貪倡廉)

一個工人含著眼淚交出一挺重機槍，辛苦和其它同學抬到毛主席紀念堂前的群雕下給砸了。木棍、磚塊、槍械集中到一個帳篷中，由專人看守。劉曉波也收了一些槍砸了。

二個來自法國的記者傳口信到指揮部：「我們一定與同學們堅持到最後！」我很感動地在廣播中向大家宣佈這個情況，紀念碑上一陣掌聲。這時只有極少的外國記者敢於到廣場上來。


「談判」還是「斡旋」？

接下來，「四君子」開始勸撤了。滔滔不絕有半個小時。停頓之間，紀念碑上一片沉寂；凝重的夜色中，火光與槍聲如除夕的炮丈，從遠處傳來。

自然也有同學操起話筒表示反對，最主要的理由是：一，北京市民冒死堵軍車，我們在最後關頭主動撤出陣地，日後無顏見江東父老；二，軍隊不一定能夠立即佔領廣場，只要堅持二個小時到天亮，百萬市民就會湧到廣場上來，我們就有希望堅持下去；而一旦撤出廣場，一切便無可挽回了。[7]

這時，許多同學並沒有真切地意識到，軍隊決心且已經採用了最為殘酷的手段。大家還不能相信，這些「人民子弟兵」會不用木棍和橡皮子彈來驅趕人群，而會用惡毒的開花子彈（達姆彈）。許多人設想到的最壞情況不過是頭上挨兩棍子，最多打傷打殘抓進監牢。在同學們的頭腦中，南韓學生與警察對峙時的催淚彈、警棍和橡皮子彈的印象太深刻了，這兩年在大陸電視裡，幾乎天天都有這樣的新聞鏡頭。

在辯論過程中，指揮部除了堅持提倡非暴力原則以外，並沒有加入。我作為廣播站的主持人，更不宜加入辯論的任何一方。四君子有點著急了，侯德健過來向我提議：由他們四人出面，與軍方談判，要求和平撤離廣場，要求戒嚴部隊在大家撤出時保證安全，他希望徵得指揮部的同意。(自由萬歲 / 64memo.com)

我沉吟片刻，對侯德健說：

「你們願意做甚麼，是你們的自由；你們若希望以第三方的姿態去與戒嚴部隊交涉，我個人表示欽佩；但是，你們絕不能說是代表學生指揮部去與軍方談判。與軍方交涉的結果也必須經過同學們的表決才能生效。」

我記得很清楚，侯德健是在明確得到我的這樣界定之後，才與另三個走下紀念碑，去與軍方交涉的。因此，這次所謂「談判」，勿寧稱為「斡旋」。

這時是凌晨3點3刻。


四點正，廣場燈滅

凌晨4點正，廣場上的燈全滅了。驚駭之中，大家感到死神在黑暗中披著一道道閃光向紀念碑襲來。剎那間，一切都像是凝固了，廣場上靜得怕人。為了安定大家的情緒，我將已經準備好的《國際歌》和《義勇軍進行曲》等錄音在廣播中一遍又一遍地播放。

突然，從南面的紀念堂方向傳來一陣猛烈的槍響，是士兵在向紀念碑點射，大概用的是自動步槍。當時我是站著的，面向東北，劉光一下子將我的頭按下，後來他說，當時一顆子彈就在我們倆的頭頂上空穿過，語氣神情，頗有責備之色。而當時我覺得要蹲下身來躲槍彈，簡直是一種羞辱。(64memo/89)

點射斷斷續續地持續了十幾分鐘，目標主要是紀念碑上安置的高音喇叭，這些喇叭離我們頭頂不足一米。很快，他們便將喇叭殼打成蜂窩一般，但是並沒完全擊中連到廣播站的導線。我實在驚詫於這些「人民子弟兵」竟毫無顧忌地向「人民英雄紀念碑」開槍！

而這黑暗中，又有多少罪惡發生？


四君子勸撤

4點半，廣場上的燈又亮了。侯德健等人「談判」回來，繼續紀念碑上的去留之爭。侯德健在廣播中對大家說，戒嚴部隊願意在 廣場東南角留出一條通道，讓同學們和平撤走，保證不向和平的同學開槍。記得他提到，戒嚴部隊的唯一要求是：早晨7點之前務必撤出廣場，這是他們接到的命令中清場的最後期限。[8]

侯德健接下來要勸大家趕快走，這時，從四面八方傳來陣陣的咒罵：

「軟骨頭！投降派！」

「侯德健，你滾開！怕死鬼，要走你自己走，沒人攔你！」

……

有人衝到廣播站前，揪住侯德健要揍他，說是不許他再動搖軍心，周圍的糾察隊員死死地圍住廣播站，保護四君子與指揮部成員。

劉曉波抓住話筒，急了就結巴：

「同學們，我是，劉曉波！我是劉曉波！請大家相信我們，不要犧牲了！我們已經流了太多的血！一滴血和更多的血是一樣的。」

咒罵的勢頭稍微平息下來，侯德健緩過一口氣，接著對大家勸說道：

「同學們，我相信，現在留在紀念碑上的沒有一個怕死的！我們都不怕死！」在靜聽的人群中傳來陣陣輕微的哭聲。「但是，我們死得要有意義！眼前的事實說明，現在的政府已經不值得我們為之犧牲了！我再說一遍：我們追求的絕不是死亡，我們追求的是真的生命！同學們，請相信我們，趕快撤走！我會留到最後一個同學撤走為止！」

是侯德健這番英雄主義氣概感動了大家，為最後決定撤走作好了心理準備。

口頭表決，撤離廣場

但是，要大家撤走，這時還缺少一種形式。沒有人願意站起身來率先撤走。四個知識分子顯然沒有組織的經驗。

一片寂靜。

這時，劉光非常清醒地催促我：「必須作個表決！趕快！趕快！」話筒在我手裡。柴玲蜷在我旁邊似乎睡著了，我不忍心去驚動她。[9] 李錄顯得很沉默。靜默之中，我用期盼的目光看了李錄好一會兒，要把話筒給他，以為他會像往常一樣，來主持這個重大的表決。但是，不知何故，李錄似乎並沒領會我的意思，照舊的沉默。

就在這一瞬間，我忽然感到內心異樣的平靜，宛如一汪清潭。這是我從未體驗過的奇妙時刻。在我平常最應該睏倦的時刻，我的頭腦中異常清醒地產生了一個計劃：口頭表決。我這時感到最強烈的責任是作個表決，而並不十分在乎表決的結果如何。“馬上！必須快！”

是這股力量和意念支配我主持了紀念碑的表決，事後想起都覺得奇妙，因為我當時對形勢的險惡並無切身感受。從一點左右，我就在紀念碑三層東南角上，幾乎寸步不離，擔心廣播站被人奪走或毀壞。而北面廣場和長安街的一切情況我都沒看，既不清楚戒嚴部開槍殺人到何等程度，也不知這一時刻廣場實際上已布滿士兵，離我們最近的已經到了紀念碑北面的台階下。我甚至沒注意到廣場上中共發佈的一道道通告。

表決，必須有個表決。我確信，表決本身，比表決結果還要重要。這既因經驗形成的對於民主程序的信念，又與我當時的矛盾心情有關：這時我已不再堅持死守，原因不僅是因為侯德健的說服力，而是原先大家「堅守廣場」的優勢意識已經被打破，軍心已經不穩。在兩種對立的意見僵持不下時，任何群體都是脆弱而不足以抵禦攻擊的。

於是，我站穩腳根，握住話筒，憑藉生命的力，主持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表決：

「同學們，大家安靜一下，這裡是廣場指揮部。我們現在把廣場上的決定權交給在場的全體同學。現在情況不允許召開各校代表大會，我們就用喊聲大小來作口頭表決––我數一，二，三，然後願意留守廣場的喊『留守』；再數一，二，三，同意撤離的喊『撤離』。重複一遍，……」(64memo/1989)

沒人質疑這樣的表決方法。我就此執行。結果，我聽到兩次喊聲大小不相上下，無法作絕對的分辨。但是，這時的情形不容許我們指揮人員有任何遲疑，於是，我緊握話筒，向在場的三五千學生和市民，宣佈了這一決斷：

「指揮部認為，『撤離』的聲音較大，因此所有的人從現在起，馬上撤離廣場！請大家少數服從多數，馬上撤離廣場！」沒有歡呼，也沒有咒罵，但隱約聽到有人抽泣。我進一步宣佈了撤退方案：「同學們、工人、市民們，請分批有秩序地離開紀念碑，各校旗幟先打起來走在前面，從廣場東南角，撤到海澱區去。」


心理分析

關於撤離決定，進一步說明原因如下：

一，這一決議雖然幾乎祗是由我一人主持，但作了口頭表決之後，我同身邊的人小聲徵詢了幾句，沒有人說留，而劉光非常堅決地在我耳邊催促說「喊撤的大聲，喊撤的大聲！」他絕不是個膽小鬼。李祿也不再反對撤離。

二，心理分析。喊「撤離」的人應當不如喊「堅守」的人那麼理直氣壯，既然聽起來一樣大聲，自然判斷喊撤的人更多。

三，戰術分析。即使雙方各佔一半，我也傾向於撤。因為若決定留，那麼對喊撤的人，撤也不是，留也不是——若半數的人自行散去，實際的後果只能是更加動搖軍心，使紀念碑上的組織結構疏鬆；弄不好，一旦形成人流，造成趨勢，還是會把大部分甚至全部帶走，而其混亂局面將不堪設想。另一方面，我們又不能讓這部分人留下，因為有這麼多人要撤，一旦受到軍隊的攻擊，哪怕是只有少數人撒腿開跑，整個場面必然大亂。無論哪種情形，我都十分擔憂軍隊乘虛而入，而在混亂中要是再自己踩死幾個弱小者，必然被中共當作笑柄，說死傷的學生是被同學自己踩的，玷污學生運動的形象。這樣的判斷來自幾次親身觀察，[10] 這樣的預計結果是我最不願意見到的。

四，戰略分析。斷然決定「撤」，也與當時的理論有關。即所謂「啟蒙運動」，這是運動中許多言論和大字報的主調。既是「啟蒙」，目光就要放遠些，收效也不指望一朝一夕。而這三千同學的生命，絕不應當像有的人希望的那樣，拿去換取甚麼政治功效。我將他們視為未來中國民主之光。這一批人，更加上那些在各處堵軍車的同學和市民，他們來自祖國四面八方，必然將再遍布全國各地，經過北京血與火的洗禮，爭取自由的意志與 追求民主的理念，必將牢牢在心中紮根。十年、二十年之後，這些促使中國走向自由、民主與富強的希望的種子，必將在祖國的秀麗山川之間，開花、結果、繁衍不息。(64memo/祖國萬歲)

自然，作此決斷時，我也有不少顧慮。最大的顧慮是覺得對不起阻擋軍隊的民眾，擔憂北京市民將怎樣看待學生，也擔心政府會怎樣加以利用。因此，在說「指揮部認為撤離的聲音更大」時，我已經準備好了，讓歷史來作評價吧。當時內心異常的平靜與堅定，使我能義無反顧地走下去。

撤離的決定剛宣佈，軍方便加緊了行動。一排點射，喇叭被徹底打啞了。當我和柴玲、李祿等人隨隊伍走下紀念碑三層南側的台階時，十來個穿迷彩服的士兵已經佔領了第三層，離我們不到五米遠。他們頭戴鋼盔，有的手持木棍，有的舉著小型衝鋒槍，在三層上得意地來回走動，或是忙於收查廣播站的器材與文件——自然，他們所獲有限，一切重要物件早已轉移。

這時是4點50分，離7點的期限還差2個多小時。

軍方沒有遵守承諾。


他最希望是我死了

撤離時同學們非常沉默，速度十分緩慢。走下紀念碑，向東南形成一股龐大而緩滯的人流。我夾在這人流中，默默然，一種決戰後的疲憊，幾絲對未來的茫然。劉光與我寸步不離，隨時警惕地環顧左右。離開紀念碑不到一百米時，柴玲和李祿過來，說：「為了穩定軍心，我們指揮部應該走到隊伍最前列帶領同學們，也讓同學們知道，指揮部依然和大家在一起。」於是我們向前趕，邊趕邊對同學們說：「這裡是指揮部，我們同大家在一起。」周圍逐漸匯集了一些失散的護衛人員和秘書處的同學。

紀念堂北側集中了好幾百士兵，到了南側時，則見成千上萬黑壓壓一片鋼盔。但是，同學們從廣場東南角向前門方向走時，並沒任何阻礙。大家照舊在兩側拉起了糾察線，近處有零星的市民圍觀。大家邊走邊唱《國際歌》，聲音低沉，眼含熱淚。有的市民安慰說：「同學們，好樣的。我們都能理解。」「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也有的市民習慣地鼓起掌來，隨即便有同學去攔道，「還鼓甚麼掌啊。」然後是一片抽泣。(64memo/反腐倡廉)

悲憤、壓抑的情緒到了極點。

到前門大街時，遇到許多隊士兵，或嚴陣以待，或頻頻調動。這時，同學們終於爆發了：「狗！」「法西斯！」……軍隊中無人理睬同學們的咒罵。

李錄很是沮喪，說「我要是死在廣場上就好了！」柴玲悄悄地告訴我：「他覺得我們幾個總指揮至少死一個在廣場上才好，」她頓了一下，聲音更低，「他最希望是我死了。」這大概出自內疚，覺得對不住保護我們廣場的同學而拼死堵軍車的市民。[11]

我默然無言，心情愈加沉重。


李祿帶隊折回廣場

繞過正陽門樓，向西走到前門大街時，我們趕到了隊伍的前頭。前面就是堂皇的「肯塔基燒雞店」。指揮部成員在隊伍前列一字排開，柴玲居中，我與李錄護其左右，大家手挽著手，迎接前面的危險與挑戰。

李錄建議說：「我們帶著同學們走那條『血路』，一直走到首都首鋼去，發動罷工。」所謂「血路」是指西長安街，這是流血最多的地段，從天安門向西數，主要的流血衝突發生在六部口、西單、民族飯店、復興門、木樨地、軍事博物館、公主墳和五棵松。

然而，當我們穿過狹窄的北新華街，上到六部口時，竟沒能見到任何慘烈的景象。空曠的長安街上，沒有屍體，沒有士兵，除了幾輛被燒的軍車還在冒著煙，地上撒滿了瓦礫、碎磚。大街上空空如也，只有兩邊佇立垂淚的零星市民。

這時，指揮部中形成一股衝動，李祿要帶領同學向東折回廣場。這時，不知從哪裡冒出許多市民來，攔在同學們前面，哭著說：「同學們，不要再犧牲了。前面的士兵架著機槍排在路上。」[12]

於是，大家繼續向西撤。


六部口坦克壓死11同學

從六部口街口到電報大街約300米，我們快到電報大樓時，隊伍後方突然一陣騷動，嘩嘩的如浪如潮地向前湧。我們在隊伍第一排，穩住陣勢。但是幾分鐘後，我們得到後面來的匯報：幾輛坦克從東面衝來，闖進隊伍，當場壓死11個同學！[13] 【見插圖63、64】

我震驚而憤怒，發誓要報仇。

接著，有市民將此前在六部口與西單死難者的部分名單交給我們。記得那是寫在幾頁通訊錄上的，兩處分別有二十幾個和十幾個名字與單位，是在送往醫院時收集的。(64memo/反腐倡廉)

再向西就是西單路口。十分嗆鼻的毒氣彈煙霧還沒散盡，證明這裡也發生過激戰。這時，我才注意到，天空是那麼陰沉，空氣是那麼滯悶。猛然間，發現一個商店的玻璃的窗上，赫然畫著幾個烏紅的字：【見插圖65】

「這不是墨寫的，是人血！」

這時6點半，天已蒙蒙亮，市民們仿佛都回家去了，往日繁華的街面上，再也見不到人影。一片死一般的沉寂。

在這沉寂中，又有多少母親在垂淚！


西四路口無力組織

我一路上沉悶地思考著眼下的種種情景，對軍隊的行動大惑不解。最讓我費解的是，為甚麼要在周末採取流血鎮壓行動？“六四”是星期天，市民們都在家休息，聚眾反抗的風險比平日大得多——以前大遊行多在星期天——那麼為何偏偏選這時鎮壓呢？為何不能等一兩天呢？反正已經十幾天了都不能實施戒嚴，也不著急一兩天。另外，顯然不同的軍隊各有區別，有的部隊相當克制，有的卻那麼兇殘。這又是為什麼？看來，軍政高層很可能出現了大分裂，比趙紫陽更進一步的分裂，而這次鎮壓背後實際上極有可能是一次政變！我又想到了鄧小平在4月底便讓38軍帶棉衣，楊尚昆說「軍隊進城，絕不是為了對付學生的。」許多內幕，都在迷霧之中。

內疚感越來越強。看到「這不是墨寫的，是人血」的文字，想像昨夜手無寸鐵的北京市民做出的巨大犧牲；又看到空曠的街面，顯然戒嚴部隊並沒有完全控制整個北京，而我們卻在撤回學校；這時，紀念碑上的爭議又在我耳中回想，我感到無顏向北京市民交代。這時我想，大屠殺後民眾會不會起來抗暴，大規模的遊行罷工會不會發生？我決定一試，準備重返廣場，回去路上正好在市內遊行，吸引民眾參加。

但是，在西四路口，我終於明白，指揮部已經無力組織任何行動了。我帶著最前面的開路糾察向東折，北師大、政法大學等校校的同學卻往北走，而混亂之中，北大、人大和清華等隊伍則向西奔海澱方向。我趕快放棄向東折回的嘗試，找了半天才在西邊找到指揮部，而這時已經有至少三分之一的同學分流到北面去了。


青天白日，四具橫屍

西四向西二里，是白塔寺路口。柴玲、李錄帶著隊伍向西來與我匯合，奔海澱方向。許多人不斷鑽到第一排，儼然以指揮部成員自居。我和劉光都受不了，便到前面去探路。這時，開始有市民站在路邊，遞給同學們油條、饅頭做早點。這時，有幾個同學手中提著血衣攤著子彈，向市民展示軍隊的罪惡，邊走邊敘述：

「你們看看！你們看看！」

路旁的男女老少，見了學生，個個垂淚，有的女人經不住，就「嗚嗚」地哭起來。一路上都是這樣。

白塔寺路口聚了不少市民，約有20來人站在路當間議論著甚麼。我猛然見到十字路口當中，青天白日之下，竟然橫躺著四具屍體！急忙跑到市民當中，拉著一個過路的三輪車工人的手，央求他將屍體收起來拉走，在那工人的躲閃中，我說願出錢買他的三輪車。

這時，市民們圍了過來，一個中年壯漢將我推到一邊，憤憤地粗聲對我喊道：

「你們學生要敢作這樣的事，我就跟你們沒完了！」

我大惑不解。一位長者提示我說：「學生，這幾個人都是解放軍啊！昨晚這裡百姓死了四十多個，可比他們慘。你看那邊（他指著東面一家醫院，有幾個護士出入），連穿白大褂的都不願救這班凶手啊！」

我這才仔細打量了一番，這些屍首渾身黑乎乎的，分不出是血還是泥。有一個似乎還抽搐幾下卻沒有呻吟。我實在不忍再看下去。在幾分內疚和十分無奈之中，棄之而去。後隊的同學繞過他們，不知最後有沒有人將他們收殮起來。


怒燒《解放軍報》社標語

再往西不久，到了《解放軍報》社門口，因為是星期天，裡面空無一人。大家也走累了，索性坐在街上，有幾個同學翻過鐵柵門，爬到裡面的建築上將牆上掛垂著的「堅決擁護黨中央的英明決定」、「實施戒嚴，維護首都人民的安定團結」之類的紅布標語點上火，燒了。一路上，同學們一見到這樣的標語就要發瘋似地燒掉。

從阜城門外立交橋向北，沿展覽路到了西苑飯店，幾十層高的大樓上也掛有這樣的巨幅標語。同學們費了較長時間，才爬到樓頂，將標語卸下，用火燒掉。我實在睏得要命，躺在馬路上便睡著了。

李祿將我拍醒，隊伍要繼續開拔。這時我意識到自己的責任，要趕快與北大籌委會聯繫，安排這批外地同學食宿。於是，在西苑飯店外想找輛出租，劉光攔住了我：「你得同大家一道走回學校！」我只好找了一個騎自行車的同學先回北大報信。


死亡數字二千七？

自白塔寺之後，便不斷聽到死亡數字在不斷增大：二千、二千六、二千七……每次我都十分驚詫：怎麼會這麼快就有了統計數字？對其可靠性十分懷疑。到了西苑，見同學抱著一台收音機，這才恍然大悟：地球對面的「美國之音」在收集北京城的傷亡情況方面，可能比我們廣場指揮部還要詳盡而迅速。從收音機中聽到，「美國之音」報導死了二千七百人，說是紅十字會負責人透露的。另一家很清晰的電台叫「中廣新聞網」，後來才知是台灣新辦的，也有類似的報導。我告訴周圍的同學，在指揮部查實之前，不要再傳播這樣的數字，否則記者又會從同學們口中「引證」死亡數字。[14]

隊伍在人大又分走一批，到北大時，只剩下五百人左右。許多是外地同學。臨近黃莊時，老廣——我那個黨員同學——十分興奮地跳到我和柴玲跟前：「你們還活著！」

張伯笠這一夜沒同指揮部在一起，撤退途中不知何時歸隊。[15] 到中關村時有上千市民圍觀，伯笠十分起勁地施展了他的演講才華。到北大校門口時，籌委會在這裡組織了一個歡迎儀式，幾百北大師生圍著廣場同學，聽柴玲和伯笠向他們控訴軍隊的暴行。【見插圖66、67】

我無法記錄那麼多的眼淚。沿途總有婦女號啕大哭，無人不掩面而泣。這時我才明白，這一夜全城的人都沒睡，他們很清楚長安街上的慘狀。


解散指揮部 疏散外地同學

回到北大，已臨近中午。我們將隊伍帶到29樓外面，北大籌委會安排了這些同學的食宿。有許多教師、市民願意將外地同學領回家中，以躲避軍隊的搜捕。我與籌委會的常勁等人談了幾句，便帶著廣場指揮部的人到二十八樓廣播站去，在廣播中，我向廣場回來的同學宣佈廣場指揮部解散，對他們的安排由北大籌委會接替。(64memo/祖國萬歲)

然後，和指揮部幾個人在238室商量下一步怎麼辦。屋裏有柴玲、李祿、我、辛苦、劉光、馬斌及李祿的二個保安。

這時，有一個台灣女記者跑進來，[16] 拿著一張條子要請柴玲看。柴玲已趴在床上睡著了，我接過條子看了看，說：「對不起，我們不認識這個人。柴玲累得不行，能不看嗎？」記者十分理解地不再說甚麼。李錄好像與她很熟絡，同她聊了一會，得知竟有一個台灣記者脖子上挨了一槍，另一個下巴挨一槍，他們真夠勇的。[17]

大家都睏得不行，我和李錄商量著下一步行動計劃。現在必須逃亡或組織地下活動了。我堅持大家必須分散行動，「總不能讓他們一網打盡」。於是，商定好聯絡方案之後，我們分成了三組，辛苦、李錄及其保安一組，他們只要了六百元！他們竟是靠著這麼點錢，最先逃離了大陸。


北大博士生的故事

我叫醒柴玲，準備我們的逃亡。首先要換衣服，我們到29樓找到那個博士生，他給我和柴玲各找了一件換上。我將一些文件留在博士生那裡，請他保留或處置。[18]

從這位計算機博士生的口中，我們又聽到一個驚心動魄的故事。原來，他昨晚也到了西長安街上堵軍車，「我們一隊學生糾察，排在路當中，後面是市民，前面是坦克。大家喊甚麼？『活著都不怕，還怕死嗎？！』子彈打來，我左手挽著的同學，一槍倒了；右手的同學，一槍也倒了——我是從死人堆中跑出來的。這時我看見甚麼？一個女孩，不到二十，左手插腰，右手揮動著（博士學給我們看），站在路當間，她竟相信坦克會在她面前停下 ！但是，坦克就是在她身上碾了過去。……」

他沒有哭，只是低著頭說，他已不再激動，如其平常一般的泰然。

出來時，聽雷雨之中，有籌委會在廣播中放羅大佑的歌：

亞細亞的孤兒，在風中哭泣
黃色的面孔有紅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懼
西風在東方唱著悲傷的歌曲

亞細亞的孤兒，在風中哭泣
沒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遊戲
每個人都想要你心愛的玩具
親愛的孩子，你為何哭泣

多少人在追尋那解不開的問題
多少人在黑夜裡無奈地嘆息
多少人的眼淚在無言中抹去
親愛的母親，這是甚麼道理？

……


去導師和丁校長家求助

柴玲從睏倦中醒來後，見我已經讓馬斌走了，而我並沒有甚麼現實的出逃計劃，她很不滿意。當時我還堅持認為在校園內比哪兒都安全。找了幾處皆無法藏身。最初我想去國際關係學院，想到辦托福班的老師那裏去躲躲，但到海澱出租車卻沒有車。柴玲很煩，在我們這樣的不和之中，劉光失望地走了。他相信我倆單獨走更安全。我很惋惜，要給他一點錢，但他愣是堅持分文不要！[19]

國關去不了，我們只好再去蔚秀園找我導師，希望她能收留我們躲藏。我的導師驚訝地問﹕“真殺人了嗎？”她家住有親戚，不便收留，於是她打電話找丁石孫校長。丁校長還記得我，約我們去他那裏。從我導師所在的蔚秀園到丁校長的中關園，要穿過校園，有三四里路。途中下起傾盆大雨，卻將我淋清醒了一些。到了丁校長那裏，他也衹能對我們說﹕“我現在是無能為力，你們要留在學校，我可以保證你們三天的安全。三天之後，我也難料。”他認為他不公然反對當局，留在校長任內，對北大同學更有好處，至少可多保護一些師生。[20]

幾個小時之後，我們終於失望，在雨後的校園內漫無目的地遊蕩。一切已成過去，前途卻很渺茫。一種深深的失落與無力感，向我們襲來。

在電教東面，意外碰到了天安門民主大學的一個籌辦人。他說知識分子要在某校集合，已經準備好了幾十本護照，問我們要不要去。柴玲沉默不語，我卻很生氣，冷冷地說「謝謝，不必了。」他沒多加勸說，拎著一隻小手提箱要走。突然，又轉過身來，對柴玲說：

「你等著瞧，以後我的名氣會比你更大。」

說完就走了。我幾乎不敢相信，這竟是我們同伴的臨別贈言！但當時，我簡直沒有甚麼知覺，心已麻木。柴玲也極其平靜，好像沒聽見似的。


小白兔

下午北大的校園，經過暴雨的洗禮，空氣異常清新，與籌委會廣播站中的緊張氣氛宛如兩個世界。我們繼續在電教北面躑躅，突然柴玲臉上一副歡欣，宛如幼兒天真的笑：

「小白兔！」

青草叢中，一隻小白兔蹦來蹦去。昨夜的槍聲並不影響它迎接新的陽光。小白兔是我們結婚前的寵物，我們曾一道養了幾隻，常常拿到北大的草地上去放。她已經對未來完全放棄了希望？還是依然對生命有執著的頑強？她並不怨我沒有為自己準備一條後路，而將未來的安排暫時放下，還是完全信托於我？她因我而參加運動，現在卻……這時我鼻子一酸，摟住她，含著淚說：

「我對不住你。我完全沒有準備後路。」

柴玲一聽，眼淚也落下來，我們就在這個草地邊發誓：活下去！

從此，我們振作起來。具體辦法依然沒有，我想到同學那裡借兩部自行車，走到了29樓外時，常勁十分驚異地看著我們：

「你們怎麼還沒跑！40人黑名單上有你們，知道嗎？李鵬說見到這些人可就地處決！」這時我才慚愧地說，我們沒甚麼辦法可想。危難之中，還是北大籌委會幫助了我們，給了我們五千元人民幣和兩部自行車，以及一些朋友的地址，讓我們去那裡躲避。[21]

天已濛濛黑，我們騎上自行車離開北大，懷裡揣著八千元錢，從此踏上了長達十個月的逃亡之路。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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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廣場最後幾個小時最好的錄像記錄是西班牙電視臺的記者拍攝的，後來在日本NHK電視臺播放過。

[2] 最後的廣播站沒有甚麼帳篷，而是穿北大體恤衫“制服”的糾察隊圍成的一圈。邊上有個小帳篷，但我們不在裏面。

[3] 目前確切知道的廣場上的“六四”死亡案例有二：1）程仁興，中國人民大學蘇聯東歐研究所的雙學士生，被戒嚴部隊槍殺於天安門廣場旗杆下﹔2）戴金平，北京農業大學園藝系碩士研究生，在毛澤東紀念堂附近遇難。另外，凌晨兩點半左右，學生糾察總指揮張健在廣場東北角被一團級軍官近距離連開三槍，中彈倒地，被送往同仁醫院。最近，留在他體內的子彈才動手術取出2/3，還有1/3與骨肉連在一起永遠留在體內了。

[4] 李祿也記得類似的場面，但在子夜前。見《回顧與反思》第309頁。

[5] 據幾位當事人的回憶，此前邵江從屠殺現場跑回廣場，請四人勸同學們撤，劉曉波起初反對但被說服，於是四人到絕食團廣播站勸柴玲和李祿無果，這時“好在紀念碑上還有另一個廣播站，好在同學們都集中在碑的四周，一位聲音非常穩健，也相當沉得住氣的男同學（也許是李祿，或封從德——作者註：李祿當時在絕食團廣播站），是他在這最後關頭一直還能自我控制，儘量以自己的平穩的聲音安定大家，也是他帶著我們再度衝上紀念碑接過其他同學正在播音的話筒，把我們四人介紹出來，於是我們開始了第一步：以和平非暴力的理想勸說大家放下一切可能被當作是武器的東西。”見侯德健『我的親身經歷』（《天安門民主運動資料彙編》第339頁）。

[6] 劉曉波的回憶裏面也有這句話，但變成柴玲對他講的。這句話是撤到半路上柴玲告訴我的，意思是很感安慰：大家在最後關頭終於團結一致，而劉曉波也終於明白吾爾開希是怎麼一回事。

[7] 有一個流傳很廣的無稽之談，說柴玲對劉曉波、侯德健講：“趙紫陽派人來傳話，要求學生在廣場堅持到天明”。這應該是編造的，因為我一直在廣播站，寸步不離，完全沒見到這樣的戲劇化場景，最後的現場錄音中也沒有；而最後宣佈撤離的是我，如果柴玲有這個想法，至少也應該告訴我。這應該是甚麼人故意編造的或以訛傳訛。李祿在自傳中說是一個逼迫柴玲不撤的人說的，當時拿了一把手槍對著柴玲說：“我們必須堅持到天亮，趙紫陽會帶軍隊起義來支持學生……”見《Moving the Mountain》第197頁。

[8] 當時在場的《星島日報》記者蔡淑芳也聽到最後期限是早晨7點，見她在該報6月7日7版“天安門廣場最恐怖之夜”一文中的記述。李祿自傳中也記為7點，見《Moving the Mountain》第199、201頁。

[9] 劉曉波在書中說，“在封從德主持廣場上的人就撤留問題表決時，柴玲趴在我的身上，不住地抽泣。她最後趴在我耳邊說：「劉老師，吾爾開希真是個王八蛋。」”這不可能，因為我記得那時柴玲就躺在我身邊。

[10] 其中印象最深的是4月18日夜間新華門那次。

[11] 直到寫備忘錄時我還不知道5月15日成立指揮部時，李祿和柴玲設定的加入指揮部的條件：在同學死去之前先作犧牲。他們的話大概與此有關。另外，和平撤離廣場的學生隊伍走到前門之前也有傷亡，當時在隊伍中的程真和王磊各自目擊了2-3人的中彈情況，王磊（西北大學學生）還抬了兩個傷亡同學去前門醫院。見六四檔案網站上二人的“六四口述實錄”。

[12] 張伯笠在1998年出版的《逃亡者》一書及其英文版中，這樣描寫當時的情景：坦克碾壓11個同學之後，“李錄突然說：‘站住，我們應該回廣場去，我們沒有權力把廣場丟掉！’柴玲、封從德沒有表態。人們堅決反對，也認為這太不現實，而且中共肯定會下毒手，近百輛坦克，十幾萬軍隊守在天安門，我們回去不是送死嗎？我認為人的生命應是最高準則，我們的責任是讓他們安全地回到學校去。糾察隊長墨軒只能說：你們是指揮，你們說去哪我就帶隊伍去哪！結果我和柴玲、封從德帶隊伍回北大，而李錄、墨軒帶著一部分隊伍重新向廣場折回，也許他們看見跟隨他們的旗幟太少，後來又回來了，不過可以看出同學們是多麼痛苦地離開廣場。”我記得李祿帶隊伍向東是在之前，我們剛上長安街時，但我完全沒有印象當時張伯笠在場，尤其是對他和李祿的爭議更沒印象。

[13] 據丁子霖『瘋狂的坦克』一文，六四清晨“六部口死者5人，傷者9人，一共14人。這14人中的13人都有姓名、年齡、單位及受傷、致死部位。”五位遇難者是林仁富(30歲，北京科技大學應屆畢業博士生)、董曉軍(20歲，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青年工作系86級)、王培文(21歲，中國青年政治學院86級)、田道民(22歲，北京科技大學管理系85級)、龔紀芳(19歲，北京商學院企業管理專業88級)。受傷的9人是方政(北京體育學院85級)、王寬寶(北京科技大學研究生)、中國青年政治學院4學生(蘇文魁、趙國慶、錢奕新、單連軍)、權錫平(北京鐵路局南口機務段工人)、劉華(北京某民營公司職員)及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女生(北京某大學)。見丁子霖《尋訪六四受難者》第194-199頁。最近查到香港《明報》6月15日頭版刊出的三幅六部口坦克殺戮的照片，其中一張明確寫道照片上的死者中有兩個是北航的，一男一女，男同學是北航糾察隊員。對照《丁子霖名單》，可以判定這位男同學就是其中的47號虢安民，23歲，已通過考研，“6.4.凌晨，頭部中彈﹐當即死亡﹐半邊臉被炸飛﹐遺體於當日停放在政法大學主樓大廳﹐數日後由北航領回。”這樣，六部口死者至少7人，而從當時指揮部得到的報告以及大量其他人的見證（如吳仁華、高新、蔡崇國），應該是11位死者，中間差了4人，我推測很可能是外地同學，因為：1，上述16位死傷者全是在北京的學生和市民；2，廣場外地同學比例很高，最後撤離時也應有一半左右；3，外地同學零散，辨認身份較難，親人無法及時趕到，很多從此就成為“六四失蹤者”。從《丁子霖名單》目前188人的描述看，外地同學只有1位是明確在北京遇難，另有2人失蹤，總共只有3個外地同學，這個比例顯然有問題。

[14] 我當時並不太相信二千七這個數字，尤其是那些說有五六千甚至上萬的，所以8日到武漢大學時還讓柴玲留個錄音以正視聽。但後來暸解到紅十字會這個數字可能還是比較準確，因為它與另外兩個來源的數字吻合：一、北大籌委會和北高联派出28辆校车數百人去几十家医院的调查结果，將近三千；二、美国学者Timothy Brook书中有六四当天11家医院的死亡数字共478人，据此他推测整个北京124家医院应有2800人死亡。見常勁、王有才“六四口述實錄”及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161-162。“六四”後不久，吾爾開希在香港電視上說“廣場死亡數以千計，北京，我想數以萬計，我這是比較保守的估計”（廣見6月29日港臺各種報紙），但後來承認那是夸大，又說“我相信廣場有死人但不多，至少有一人死亡。[整個六四死亡]大約是一千人左右”（《開放》1995年6月11頁）。戴晴也有類似轉變，她在“六四”當天說“最少有兩千群眾及學生在軍隊衝突中死亡”（《聯合報》6月5日2版），後來則說“我估計不會超過一千人”（《開放》1993年2月46頁）。李祿則在7月12日對外稱“親眼所見，以人格擔保，廣場上至少死亡數百人，街道上至六四凌晨則在二到三千，以後無法估計”（《聯合報》7月14日2版）。

[15] 張伯笠多次回憶他在“六四”凌晨的活動，每次說法都有不同。他在1993年5月28日《新聞自由導報》上的文章中說，民主大學開幕式一結束他就“帶領十幾名同學迎著槍聲向包圍廣場的軍隊衝去”，在前門肯塔基燒雞店與士兵對峙，後又在前門附近的急救站見到很多傷員和死者。但在2004年5月接受BBC採訪時，張伯笠則說民主大學開幕式一結束他就帶領同學們去了紀念碑，而且繪聲繪色地描述了紀念碑上撤離的全過程。兩個說法顯然矛盾，其中許多錯誤也說明他當時並不在現場，如我最後進行口頭投票是用廣播而非“一個小喇嘛”；又如他說撤退時和指揮部一起走在第一排，但我清楚記得當時李祿和柴玲對他的消失還頗有微詞；尤其是他說“我們第一排出來迎接軍隊，解放軍的槍口都對著你，所以侯德建就過來說：‘能不能把槍口抬高一點兒，對著天，好不好？’”這根本不是當時的情形，而據侯德健的自述，侯並不在那里，他既沒從東南角走（而是去了歷史博物館前）、也不是早幾批撤出來的。另外，張伯笠在1998年出版的《逃亡者》一書及其英文版中，雖然第一章便是描寫六四的情況，但完全沒提及前門的經歷，而是從廣場撤離開始講起，並說走出廣場時還“回頭望去，民主女神像被坦克推倒”。這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兩三個小時前女神像就被推倒了。隨後對六部口的敘述也有許多類似問題，都說明他當時並不在現場。另外，1994年張伯笠在“回憶天安門民主大學”一文中提到，那晚他哥哥張翹就在民主大學臺下，“一個兢兢業業廉法剛正的共產黨幹部，值得信賴的兄長”，張伯笠受他的影響很大，鐵道部領導專程讓他來帶弟弟回去，但文中未提是否跟他走了。見《中國之春》1994年1月87頁。

[16] 徐璐，臺灣《自立晚報》記者。

[17] 臺灣《中國時報》記者徐宗懋。六四凌晨學生撤離、軍隊進去時，徐宗懋在廣場南邊遭槍擊，當時滿身是血，子彈從頸部打進去，穿過喉嚨，從嘴巴出來，隨即被送往同仁醫院。後來他的前排牙齒被換成假牙。

[18] 這位博士生的名字在1990年的手稿中沒有記下來，現在我已經忘記了，也許就是常勁說的嚴勇。據常勁修訂補充，當時北大校方請他到校長辦公室“以對同學們負責任的方式”正式通告已確認北大死亡四人，並要求籌委會解散以保護校園不被戒嚴部隊進駐，當時北大校黨委副書記說，“如果戒嚴部隊強行進入北大校園，北大百年光榮傳統會毀於一旦”。常勁記得名單上有化學系的講師蕭波、學生孫輝和概率系的嚴文。常勁對嚴文印象很深，他哥哥嚴勇是計算機系博士生，很活躍很支持籌委會，而嚴文在5月29日左右從常勁那裏得到批準借到攝像機，六三晚上就去屠殺現場拍攝，為歷史作證。那臺攝像機是丁健從美國帶回來捐贈給籌委會的，丁健代表美國留學生送來大筆的捐款（“六四”丁健曾任全美學自聯副主席，後回國下海，任亞信科技董事長）。據丁子霖名單描述，嚴文當時23歲，六四凌晨一時許，在木樨地幫助攝像時被打中右大腿根部動脈，送海軍醫院搶救不治身亡。嚴文為記錄歷史揭示真相而付出了最為高昂的代價。

[19] 劉光後來去了四川都江堰，去找我父母，告訴他們我還活著。他後來被捕入獄，關在武漢。

[20] 當時我不知道丁石孫校長“為了作出抗議，已經辭去黨籍”（《香港時報》6月5日引述北大校內的一張告示）。

[21] 據常勁修訂補充，他當時給了我們五百元，然後找到謝劍，謝劍又讓籌委會財務部的劉蓉（北大圖書館系學生）取五千元和一千元兌換劵，並把他們的自行車送給我們。我們完全沒用他們給的朋友地址，而是另有安全策略。

最后编辑时间: 2011-01-03 11:2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