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拜經濟學」在11/24上市，這篇是未收錄在這本書的一篇文章。

金融海嘯的後幾年，臺灣的景氣真的很差，就業市場也很糟糕，但是民眾的感覺和政府所公布的數字比起來，在感覺上總是有相當大的出入，難不成這兩者「感覺」真的不一樣嗎？每當財經官員說景氣回升趨暖時，民眾的荷包裡的錢並沒變多了，銀行的存款也沒變多，更無法放心大膽消費吃大餐呢？很顯然地，這出入真的很大。

平常老百姓的看法是「盡信數，不如無數」，大官的眼界和小老百姓所關心的顯然是不一樣的。

盡信數，不如無數

就像國發會經常會公布「景氣對策信號」來說，這燈號可不比馬路上的紅綠燈，每個人都看得懂。這景氣對策訊號的「燈號」，可非一般人都看得懂，而是由九個觀察項目所組成的。另外，也一起公布「景氣動向指標」，這個「指標」更複雜，包括「景氣領先指標」及「同時指標」，看了只會讓人更加「傻眼」而已。

經常有人會問我會關心這個指標嗎？我的的回答可能不會讓人滿意且有點噴飯，我只關心我的BMI（身體質量指數），擔心會不會發福變胖，其他的指標對我而言只有收入和支出的年增率，顯然我關心的程度不超過我自己本身之外。

但，各位可別誤會。

要是連我自己的三餐溫飽都要憂慮了，我哪還有心力去關心什麼景氣指標呢？民眾關心的「指標」，大概就像收入有沒有增加，存款有沒有增加之類很切身的問題，至於什麼是燈號，什麼是指標，對生活而言離了太遠，反而一點意義都沒有。

這種感覺的落差有可能是這樣的，老百姓天天在社會職場裡打滾，為的是生存的經濟在發愁、在思憂，有道是「為了薪資強說愁」。但政府高高在上，恐怕體會不出有人燒碳、有人跳樓、跳河自殺的生活窘境和路有凍死骨悲涼吧？很現實的一件事，就是大部分的人荷包都縮水了，反而財富卻集中在少數人手上，同樣為社會奮鬥，但是得到的代價卻很不一樣，不悲哀才怪。

其實，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貧富不均本來就是常態，但是，問題在於政府有沒有干預，甚至是創造不公不義的社會與環境。以臺灣最常被批評的公平正義問題，就是受薪階級的所得稅，因所得稅的稅賦負擔大部分都來自受薪階級，很明顯的，這就是不公不義的作法。還有，就是已經討論很久的國立大學要不要減少補貼，正因為能夠考上國立大學的高中生，其家境大部分比起考上私立大學的高中生家境好上很多，而教育資源對國立大學補貼較多，對私立大學補貼較少，導致學費的重擔向私立大學傾斜，這也是一種不均的問題。

大前研一在其《M型社會》這本書裡提到，中產階級即將消失，財富的分配出現兩極化的M化現象，不是富裕，就是貧窮，而大部分的中產階級的人即將淪落到新的貧窮階級，這是一項相當嚴重的警訊。按照大前研一的說法，臺灣的貧富差距日漸擴大，中產階級的生活壓力讓這些人變成新貧階級，但臺灣沒有M化的現象反，而是L化（右偏分配），並逐年往右邊（高所得）移動。

廟裡的經濟行為

所得分配的問題是一個很嚴肅的現象，但畢竟不會每個人都想去瞭解，或者有能力瞭解，但對每個人而言，大家都想求福、求財，和消災解厄，這就和貧富無關了。直觀上我會認為，去看看廟裡面求財的人有沒有變多了？廟裡的賽錢箱裡的香油錢有變多了嗎？這些現象與廟裡的生態，可能就是總體經濟在微觀下的縮影。

很多人都會直觀認為當經濟不景氣時信徒的宗教信仰支出會減少，正因為手頭拮据，收入降低，信徒減少生活花費本來就相當正常，同樣的，降低對宮廟的宗教捐獻，想必也是如此。宮廟是非營利的財團法人，收益大部分都來自於信徒的捐獻，照裡說當信眾是理性的，當收入增加時，捐香油錢應該比較慷慨一點，收入變差的時候，也會比較吝嗇一點才對。

但事實上並非如此。

經濟不景氣時，信徒對於宗教捐獻可能會降低，然這個降低的現象，是源於宮廟間過度競爭的結果（平均值變低），抑或是信徒直接收入減少，降低捐獻呢？我認為這兩者皆有可能。

但宮廟還有另一種收益，就是宗教服務，譬如是點燈、改運、祈福、販售金紙與香燭等，這些對宮廟而言也是一筆穩定收益，當經濟不景氣時，信徒對這些宗教服務的開銷會降低嗎？其實不盡然會降低，還有可能增加。正因為信徒求的是未來的收益，在當下的任何金錢的投入，他都有可能視之為一種對於未來的投資行為，當他對未來求的更多，更有可能在當下付出更多。

我常說信徒的行為模式很像是一種賭徒，想想看臺灣發行的樂透，我曾經指出樂透的邊際財富效應對低所得的彩迷最高，但對高所得者低，於是乎，樂透僅是對這些低所得的彩迷課徵「窮人稅」而已，所得在政府與業者取掉部分後，剩餘的彩金在這些窮人之間重分配罷了。

這就可以推論出，當經濟不景氣時，較低所得（通常是較低教育水平）者，對於宗教服務的支出，有可能比之前更多，因此，宮廟普遍說法認為經濟不景氣時宮廟的收入變少，我倒是認為是宮廟數量過多，導致競爭過度的結果罷了。

宮廟也搞行銷

宮廟除了提供很多宗教服務之外，也販售很多宗教商品，而且這些商品還愈來愈流行化，靠的就是宮廟的行銷活動，行銷活動做得好，商品就賣得多。

有時想想，花個小錢（一家幾口人少說也要二、三千元台幣）消災解厄求個吉利應該不是一筆很大的消費，但景氣不好收入降低，要掏錢這消費這件事當然會有所緊縮。不過，我很好奇的一點是景氣與廟裡拜拜的人數有關係嗎？我相信，到廟裡拜拜的人應該不會有太大消長的變化，反而有些人會因為不景氣而拜的更勤快。而廟裡的廟公一定不會閒到沒事去統計到廟裡燒香的信眾人數，這大概是個無聊又很浩大的工程，不過呢，他大概可以從奉獻箱、販售金紙和香燭這些收入來評估一下消長的情況。

最近，我還發現宮廟的行銷活動愈來愈多樣化，不同的祈福種類有不同的產品，而這些產品多少還是得由信眾們掏腰包，像是掛滿在欄杆上的祈福金箔片，整個宮廟好不金光閃閃，也有宮廟發行「神明的錢幣」，放在口袋裡隨時可以幫信徒們招財，反正只要是和消災解厄和求財有關的，還是有信徒願意奉獻一下，因為這多少和一整年的幸福有關。

這些行為，算不是一種「賭博」呢？

香油錢的消長

有一種奉獻例外，就是香油錢。

廟裡奉獻箱裡的香油錢其實都是信眾們自由捐獻的，因此呢，當信眾們比較有錢時，很顯然地大家比較有能力去奉獻箱捐錢，宮廟可以多募到一些款項。而廟裡有了錢，就可以擴建或者作一些整修，也可以多辦很多宗教活動，這當然是每個宮廟裡所樂意見到的景象。

所以說，當社會景氣比較好，大家收入變多的時候，捐點香油錢，想必無傷生活經濟，口袋裡多少也會掏點錢去捐獻。但反過來說，當社會不景氣的時候，大家收入當然變少，都無法餬口時，想從口袋裡掏錢出來，這意願鐵定會降低很多。

有什麼證據可以證明上面這種推論呢？這點，我就很好奇了，經濟學講究的事推演與歸納，如果有證據或者是現象，當然更有說服力了。

根據楊莉婷 (2012)以《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五期第五次》的研究指出，教育程度較低者比較願意捐款，無工作者捐獻金額呈現顯著，捐款金額較有工作者高，個人所得較高者捐款金額也較多。從這裡發現一個事證就是較低教育程度的信徒與無工作的信徒較易捐款。這個現象其實也很容易理解，正因為宗教信仰還是一種投入—產出的邏輯，目前失業的信徒，其實有更大的誘因希望能夠找到工作，有一份不錯的收入。求財亦是同樣的道理，於是乎，信徒當下的捐獻投入，不就代表希望神明保佑他未來可以有不錯的收益，這也是理性的行為。

由此可見，在低所得者存在的一種靈性消費現象，本質上和賭徒性格是相彷彿的！

擲筊抽轎車

金融風暴後幾年，在臺灣從南到北的宮廟經常見到擲筊比賽，比賽方案很簡單，只要連擲出最多的聖筊，不是得到轎車就是摩托車。這不只是宮廟很熱衷，連信眾都很熱情，媒體也一窩蜂的報導這種奇特的擲茭比賽。

其實呢，擲筊本來就是一件機率的事件，每個筊杯有正反兩面，機率各二分之一（實際機率並非二分之一），所以擲到聖筊代表得到一正一反，只要連擲聖茭最多的信眾就有機會得回大獎。信眾人人有機會，但個個沒把握，廟裡有了香油錢當收入，大家的效用一下子都提高了。」他舉了電視新聞當說明。

擲到「聖筊」機率有多高呢？

以理論而言，不去論筊杯的形狀、材質、缺損、擲茭的角度、高度、力度等諸多變數，筊杯的組合裡總共4種，得到聖筊的組合數是2種，因此擲到聖筊的理論機率是二分之一。有民眾連擲出了十六次聖筊，這機率是2的16次方，僅有65,536分之一，這個機率的確相當低，但比買樂透彩券比起來，這機率顯然大上許多。

那麼，擲筊比賽為的是什麼呢？

其實，坦白講，這是宮廟的一種行銷活動，為的就是希望多募得一些香油錢，而信徒想的是能不能抽中轎車。本來這就是一種賭局罷了，而信徒也不是平白無故就可以參加擲筊比賽，還得捐個一千元台幣才能取得擲筊的資格，這一千元算是門票，也算是香油錢。根據報導，有一年在南部的某宮廟大年初一舉辦擲筊，但要參加比賽的人得要先繳一千元香油錢，當天一共兩千人參加，算算宮廟的收入是兩百萬的收入，扣掉送七十萬元的轎車、二十萬元的機車，還有十萬元電視的額度，整個比賽下來廟方還可以賺個一百萬元。

賭金與香油錢

對照來看，以前宮廟不曾出現這種比賽活動，現在為何出現這種比賽活動呢，還不是景氣的關係，當景氣愈差的時候，宮廟的收入就變少了，透過活動來募款到不失是一項不錯的考量。但是用擲筊比賽來籌賭金，廟裡的香油錢也只進帳一百萬而已，其餘的財富只是在參加執筊比賽信徒中「重分配」而已，至於誰分配到那一輛汽車，似乎得看天上神明是否恩寵有加了。

在臺灣，政治圈裡的明星們很流行擲筊，只要政黨裡候選人選無法協調出來時，就用擲筊來問問神明的指示，這大概又是一種造神運動。下一回，國發會要是準備公布景氣對策訊號時，或許可以建議也擲個筊問一下神明，這燈號是否打對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