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三）

遣使會士努力不懈

  遣使會士縱使活躍於宮廷，他們絲毫沒有忘記修會傳教初衷－－培育養成本土會士。1801年，為本土聖召設立初學院與神學院的羅廣強神父蒙主恩召。繼任者吉德明神父也強烈認知：未來中國必須有中國人的神父作為唯一支撐基督信仰持續傳播下去的支柱，努力不懈地盡己所能教育養成神學院學生，以達到修會到中國傳教的目的。就當年遣使會年報記錄，有二十位中國人的神父及兩位修士的姓名，他們都是在吉神父照顧影響下，成為神職人員和進行宣教工作，有的成為出色的神師或靈修導師，也有的成了基督信仰殉道者。

  除了前述的遣史會聖人劉方濟．克萊神父和董文學神父，還有和劉方濟．克萊神父同時被關在牢裡受酷刑的沈方濟神父(Fr. Francis Chen)，後來被流放到外地，最終還是為信仰殉道了。又如，曾經在北京神學院和吉神父一起工作、被逐到澳門的南彌德神父，在澳門仍繼續培育中國會士的任務，期待將來在中國土地上的傳教工作能發枝散葉、開花結果。做了47年的韓默理神父(Fr. Joseph Han)定期訪問分散在中國北部的各教區，將分散於蒙古四處的教徒集合起來。雖然吃的很少，卻不怕辛苦，勤奮又努力，講的道理讓聽者動容；為方便教友靈修之用，他把靈修方面的書譯成中文；他為當時的畢學源(Bishop Pires)主教所尊敬，受主教之請聽主教的告解，然而最後還是在內蒙殉道了。薛瑪竇神父(Fr. Matthew Xue)一如韓神父那般熱火，卻十分謙卑，因為當時沒有法籍遣使會士，薛神父擔任了15年法語傳教領導的工作，致使所有與他接觸的人都很信賴他。

劉方濟．克萊神父

往蒙古邊疆傳福音

  接著，遣使會將傳教計畫從北京和澳門遺往蒙古與大漠南北。古伯察神父(Fr. Evariste Huc)和秦神父(Fr. Gabet)在內、外蒙古、西藏等中國邊疆地方進行了一趟考察旅行，尋找在當地向遊牧民族及部落傳教的可能性。古神父在其著作有關韃靼所在地方、西藏等見聞錄中，運用他天賦的觀察力和說故事本領，於書中細緻地繪製了一幅有關這一大片無人知曉世界的鮮明圖畫，讓好幾個世代讀者們在廣闊無垠的空間、時間中馳騁。

  這期間，由於在中國各省地多少還可以做些福傳工作，在澳門的南彌德神父就派任薛瑪竇神父為遣使會中國省省會長。1835年，薛神父將活動重心和預備神學院從澳門移至內蒙古的西灣仔，一些由南神父培育出的中國會士也陪同薛神父一起，在當地繼續教育訓練神學生們和廣傳福音，並享有相當程度的自由，也可以和中國北方的基督徒團體接觸。

  1840年，具謙虛、堅定、溫和、成穩、簡潔、謹慎特質的孟振生神父(Fr. Joseph Martian Mouly) 被祝聖和任命為蒙古代牧區主教，最後再被任命為北京和北方代牧區主教。孟主教鮮明的特質，在自由環境中，一切為傳教，不計職位，不放棄任何一個視察基督徒團體的行程；在面對宗教迫害時，他能夠維持身心平衡，成穩等待厄運過去。吉時到來。他在任職蒙古代牧區主教時，以神學院為重，於1842年從澳門召回1820年被迫遷往澳門的神學生們往蒙古西灣仔，大家在一起，接受往神父路走的陶成教育。

孟振生 主教(Fr. Joseph Martian Mouly) 

福傳受大環境影響

  在孟主教時期發生了兩件大事，形成了下個世紀或者更久以後的教會模式：一是中國門戶大開，外國勢力進入中國；另一是宗教自由。綜其原因，清廷因鴉片戰爭失敗，割讓各國領土給參與戰爭的國家，一連串的開放港口、與各國建立外交關係、外國人在中國獲享司法豁免權等，對清廷和中國人，這是喪權辱國的開始，對各國而言卻是在中國享自由和特權的開始。然而，對教會最具實質意義的就是：自由傳教。教會的目的就是發展教區，每一個教區都是由一個外國團體或傳教組織負責。

  為了因應時代大環境的改變，1856年，北京教區被分為三個牧區，孟主教成為北京、河北省北部代牧區主教，以及正定和河北省西南部的暫時代理行政官。從此時開始到下一個世紀，從各國到中國來的遣使會傳教士人數相當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