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我時年25歲，當選全國最年輕的立法委員。那時，台灣雖仍享有經濟榮景，但因為很多環保、人權、勞工法令來不及接軌，逐漸承受不起全球化浪潮下所帶來的社會巨變，也因此埋下了後來政黨輪替的社會氛圍。當時，剛拿到北京大學經濟法碩士、學成返台的我，心底萌生改造國家社會的無名火，直覺透過「立法」改造台灣最快，所以我滿懷理想地進入了立法院。

初當立委的我，每天認真地與助理群們收集資料、擬質詢稿、研究法案、看預算書，每當我努力促成「好」法案通過，那是很有成就感的。

2000年政黨輪替後、2002年立委改選，民進黨忽然擁有好大權力，開始貪污腐化濫權；但順利幸運連任的我，卻每每眼見已淪為在野黨的同黨同仁，因為大都透過地方勢力、家族派系上來，在野監督的天職，一點兒功能也沒有。

那現在呢？從2004年3月20日開完票的那晚開始，台灣走入「藍綠對決」的無解政治習題。這兩年多來，政局可謂永無寧日，無一日稍減，依照相同的邏輯，這場政治焦土戰會繼續打下去，未必二○○八可以終止，甚至將因來回報復而不斷綿延下去，藍綠都難全身而退。

如今的立法院，該審的法案、預算不審，大家最喜歡安排首長報告，因為立委可以在媒體上「開砲」。立委還要忙著做各式「千奇百怪」的選民服務、跑紅白帖等……。愈來愈多我的「老闆們（選民）」，「建議」我最主要的工作，應從「傳統的」收集資料、擬質詢稿、研究法案、看預算書，轉變為設計一些嘩眾取寵的噱頭，讓自己上媒體。最近朝野嚴重對峙，我還有接不完的電話，聽瘋狂選民打來罵三字經，好像另一個《2100全民開講》、《大話新聞》。

當政黨競爭越過了合理合節的尺度，進入到了恨之欲其死的摧毀階段，則任何一方都很難在這種仇恨的條件存活下來，用顯微鏡在挑對手的毛病，而不是放大縱深來評斷執政功過，甚至以對人的人格抹殺，取代公民社會起碼的政策辯論，這樣的討論對台灣政治品質的提升不可能起正面示範，從事這樣「演藝手法」的政客，也很難獲得敬重，充其量只是對峙雙方眼中的打手與小丑而已。

太靠近政治，人會失去夢想。我心痛地冷眼旁觀日趨下流的台灣政治圈，政治不再是解決眾人之事，而是引發痛苦的罪惡之源。愈來愈多自踐專業的人四處張牙舞爪，不斷地把惡習臭氣散播到經濟、社會、人民，把其他領域每天兢兢業業奮鬥的人都不惜捲入。

成熟的民主運作不怕僵局，怕的是從事政治的人缺乏素質，沒有共同建立解決的機制，於是結一個一個往身上套，藍綠鬥爭走到這裡，大家都傷痕累累，已經沒有金童、玉女，全都是膿瘡滿佈的癩蛤蟆，這樣，好嗎？

問自己、也問大家，能不能把「政治」回歸到愛與信任，人的本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