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9-15 15:04:11     林少華 

村上作品在世界各地廣為流行，已被譯為三十餘種語言，涉及三十六個國家和地區。

　  今年3月下旬，15個國家和地區的村上作品的譯者和評論家彙聚東京，以“圍繞春樹的冒險”為題，就村上春樹的作品及其翻譯，發表了各自的感受和見解。筆者也在被邀之列，但因日程之故未能赴會。近日接得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主辦的《遠近》月刊8、9月合刊號，得以進一步瞭解研討會的情況。其中，關於村上作品在世界各地廣為流行——已被譯為30餘種語言，涉及36個國家和地區——的原因，其發言內容尤其值得關注，在此簡單概括一下。

　　美國人Roland Kelts認為村上作為最前沿的國際性小說家，具有兩個方面的特點：一是打動年輕讀者心靈的浪漫主義；二是冷峻（Cool）的知性，例如在《奇鳥行狀錄》中，村上能夠把“現代都市的輕度倦怠以及消費主義”同“可怕的歷史事件”融為一體。同時認為，村上作品行進於當今世界動向的最前線，“意在通過文學將二元論式思惟埋葬在歷史的黑暗之中”。

　　俄羅斯人Ivan Sergeevich Logatchov也指出：“村上春樹經常觸及的主人公的自我認同問題或者疏離社會造成的孤獨問題，對時下的俄羅斯社會是非常切近和要緊的。”對於二三十歲的年輕讀者，“村上筆下同周圍保持距離、冷峻而獨特的主人公有可能引起了自己的心靈共振。”他還指出，村上的文學世界充滿以美國生活方式為基礎的所謂“大眾文化”（Pop Culture），情節撲朔迷離，富有虛幻和後現代色彩，而“這種近乎真正的偵探小說的可讀性和仿佛爵士樂即興演奏的創作風格，想必也是村上深受歡迎的一個原因。”

　　韓國的金春美則主要著眼於村上對日本社會和歷史的審視、批判姿態，認為“春樹的文學雖然以對於消費文化的批判為基礎，但其批判不表現為充滿痛苦的呐喊，始終冷靜如一。他的文學並不背對現實，而致力於探索當下如何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生活——這點連同其失落感，大約對韓國的年輕人是一個啟示。”她還指出，“村上春樹真誠逼視日本過去在亞洲的行為，喚起了韓國人深切的共鳴”。她認為同歷史與道德這一人類普通課題發生“同時代性”共振的村上文學，日後將更加吸引世界的目光。

　　其他的評論還有，德國人Uwe K.Hohmann說：“春樹引誘你進入，而拒絕你出去”；挪威人Ika Kaminka說，自己翻譯當中，看到了由人微不足道的舉動和感情構成的世界細膩的側面；波蘭人Anna Zielinska Elliott則說：“村上春樹革命性地改變了人們對日本文學的看法”；捷克人Tomas Jukovic說，村上儘管是極富現代感的作家，而作品卻讓人感覺出“酷似古代神話的特質”；馬來西亞的葉惠說，讀者讀了村上的書，“即使孤獨時大概也能找到自身的活法”。

　　以上言說，各具特色，看了很受啟發，視野為之開闊。

　　但我很快生出一個疑問：與會的20人之中，為什麼無人提及村上的文體或文字魅力呢？

　　事實上，村上本人最看重的就是語言或文體，他一再強調：“最重要的是語言，有語言自然有故事。再有故事而無語言，故事也無從談起。所以文體就是一切……我就不明白為什麼大家如此輕視文體。”

　　眾所周知，在諸多吸引中國讀者的要素中——即村上作品在中國走紅的原因，村上的文體、文字的魅力應是第一位的。那麼，為什麼單單中國讀者對此情有獨鐘呢？我想，至少有以下兩個原因：一是文化基因所使然。歷史上，較之西方諸國，中國更以詩文名世，國人乃是詩文之邦的遺民，或者說是李白、杜甫、蘇東坡的嫡系或非嫡系後代。雖說現代人忙了、浮躁了、“禮崩樂壞”了，沒有“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的時間和雅興了，但這樣的文化基因畢竟流淌在我們血液中，因而潛意識裏，仍對晴耕雨讀詩書傳家的往昔，懷有繾綣的鄉愁，仍對文體之工、詞章之美，保持一分尊崇和嚮往之情。對國人而言，文學閱讀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享受詞章之樂。“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實為超越時空的至理名言。其二，恐怕也同翻譯有關。與會的哈佛大學教授傑·魯賓（JAY RUBIN）在他的專著“Haruki Murakaim and the Music of Words”（“村上春樹與文字的韻律”，上海譯文版譯為《傾聽村上春樹：村上春樹的藝術世界》）中，提及翻譯時，這樣寫道：“村上那種接近英語的風格對於一位想將其譯‘回’英文的譯者來說，本身就是一個難題——使他的風格在日語中顯得新鮮、愉快的重要特徵，正是將在翻譯中損失的東西。”

　　至於“損失”了多少，以及在英文以外的譯本中是否也有類似情形，魯賓沒有說。

　　作為同是譯者的我，當然希望這不是外國讀者忽略村上文體或文字魅力的主要原因所在。而中國對此情有獨鐘，也未必意味著筆者的譯文沒有這樣那樣的損失。總的來說，沒有損失的譯本是沒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

文章來源

引申閱讀:好書解讀:傾聽村上春樹

引申閱讀:村上春樹和他的作品(林少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