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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7/23 11:32:37瀏覽569｜回應0｜推薦1 | |
| 陳巨擘：學術書籍翻譯市場的困境 http://sts.nthu.edu.tw/transws/index.php?pageSet=essayArticle&includePath=translation_jam 巨流圖書公司 我們在座的每一位，應該都有讀過翻譯的書，不論是大眾的讀物或是學術書籍。我們在大學教授人文社會的學者，也都會指定幾本翻譯的書籍讓學生閱讀。事實上，理工科的學生如果她們的教科書有翻譯本，也會爭相購買。而且幾年來，幾個重要傳播媒體的年度好書排行，翻譯的書幾乎佔一半以上。可見翻譯書籍在台灣一直佔有很重要的位置。翻譯書籍的盛行，並不代表我們的創作或是我們的學術水準不如人，這可能代表我們對外在世界知識的發展，有很強烈的好奇心。事實上，世界各國為了了解外在世界的思想發展，以及彌補她們自己在知識上所欠缺的部份，都在進行翻譯。雖然開發中國家翻譯已開發國家的著作的量，遠大於已開發國家對開發中國家著作的翻譯，開發中國家的重要著作，已開發國家還是不敢輕忽。不論是經典－如中國的論語、道德經，或是現代的著作－如依賴理論或聶魯達的詩，都有譯本，有些譯本還有不同的版本。同時，這些已開發國家之間著作的相互翻譯，更是常事。 台灣在翻譯書籍的量不可謂不多，但翻譯書籍的內容以大眾讀物為主，翻譯的語文以英文、日文著作為主，也會有少量的法文、德文、和西班牙文的翻譯。台灣學術書籍翻譯的量，和這些大眾讀物比較，相對少了許多，而且大多集中在英文著作。如果就整個學術書籍翻譯的量來和大陸、日本比較，我們已差他們一大截。究其原因，學術書籍翻譯的困難度高，不只外文能力要很強，還需要具備專業知識背景，因此翻譯的人才相對減少。再加上我們的語文教育、以及學子出國留學，還是以英語世界為主，因此其他語言的翻譯人才比起大陸和日本，更是嚴重落後，我們在非英語的學術書籍的翻譯上，也就無法和她們比擬。此外，學術書籍的閱讀人口少，一年如能銷掉一千本，就算是暢銷書，因此出版社也不敢貿然大量翻譯、大量印刷。翻譯人才的培育也就更加不可能。 我在這裡主要是針對學術書籍翻譯的現況提出說明，從上面的引言，我們大概可以看出目前台灣對學術翻譯是一個非常不友善的地區。我進一步要說的是，這個現況是一種困境，很難翻轉，除非有一些猛藥，例如把學術書籍的翻譯列入教授升等的必要條件，同時國家撥經費補助翻譯，大幅度提高學術書籍翻譯的稿費。否則嚴重的後果是，我們的翻譯水準不僅會落後大陸，可能最後的翻譯權都由她們來掌握。底下我就這個困境的成因，做較具體的說明。 學術書籍顧名思義，指的是著重問題意識的思考、概念分析，而不是用來提供訊息、消遣或怡情養性的書籍。此外，我在這裡所談的，是針對人文和社會科學的學術著作，自然科學的學術著作則不在討論之列。此類著作所使用的句型和文字多比大眾讀物要來得困難。例如句型大多使用compound-complex sentences，語言文字也沒有大眾讀物那麼清楚易解，例如articulation、agency、或sexuality如何翻譯，就足以讓翻譯的人花上半個小時想破頭，到最後還是沒有定論。而且原書作者在不同的語境之下，對於同一個概念也可能有不同的指涉，這更增加翻譯的困難度。因此，要把一本學術著作翻譯成準確、易讀的中文，譯者除了要中、英文（或其他外文）俱佳之外，更需對該著作的相關知識具備一定程度的了解。許多研究生想一面翻譯，一面來讀懂這本書，其翻譯的品質事實上是很沒有保證的。 然而，具備以上程度的人為什麼要投身來翻譯，為什麼不把相同的時間用來寫一篇可以拿到國科會獎助的論文？或是寫幾篇可以投到著名期刊、並且用來升等的論文？這就是我們的困境之一。因為實際情況就是，具備以上程度的人很少願意來翻譯。我稱這些願意投身來翻譯的人，是在做功德。我相信他們絕對有能力創作出很夠水準的論文，而且可以從國科會申請到許多研究經費。相反的，翻譯不但學術上沒有credit，不能做為升等的條件，而且報酬不多，吃力不討好，可能還會被同事譏笑做傻事，或是被批評不務正業。對那些資淺的助教授、助研究員更可能遭受到這種批評。 人力不足的另一個原因，是學術專業分工細微化之下，各種主題的研究人才會愈來愈少，其中以思想、理論類等較不容易立即看到研究成果的科目最嚴重。例如社會學的社會理論、政治學的政治哲學、經濟學的政治經濟理論或經濟史、歷史學的史學史、文學的文學批評等等，研究的人本來就很少，在台灣當前的學術生態之下，這些人裡面能再擠出時間來翻譯的，可說更少了。 稿費也是出版社的困境之一。我曾經接洽過幾位外文系畢業的譯者，其中也有博士班畢業的。他們一看我計劃請他們翻的書，馬上就打退堂鼓。他們的理由很合理，他們翻譯大眾讀物，一小時一千字是輕而易舉的事，但翻譯學術書籍，兩小時一千字已經是不錯的進度。而翻譯學術書籍的稿費，不但達不到翻譯大眾讀物的兩倍，有些小出版社能負擔的稿費可能比大出版社的大眾讀物稿費還要低。學術書籍出版社有沒有能力付出高的稿費？我們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說明。 假設翻譯稿費是一千字七百元（教授、有經驗的更高），翻譯一本二十萬字的書（約三百頁），如果印一千本，出版社大概要支出三十萬的費用（包括稿費、編排打字、印刷、國外出版社預付版權費等等）。如果翻譯的品質不是很好，還要找人來校訂，費用還會提高許多。我們假設這本書的定價是三百元（超過三百元，讀者就會抱怨太貴，因為每一頁超過一元，高於影印店的影印價錢），發送到書店的折扣在六五折到七五折之間，交給總經銷則會被壓到五五折，我們如以平均六折來算，出版社賣一本，可收180元，因此，大概要賣掉兩千本，這三十萬才拿得回來，這還不包含另外一千本的印刷費、資金的利息、營業稅、和其他出版社的人事和業務開銷。但是在台灣，學術書籍一年能賣出一千本，就已是暢銷書了，賣掉兩千本大概要兩三年，有些書十年也賣不掉。然而，據說，「天下」的書每本一刷平均六千本，這個數字對我們來說，是天文數字。 因此，每一家出版學術書籍的出版社，最大的願望就是他們的書能被大學的老師採用做教材，而且是共同必修科、或是通識課程的主要教科書，但情形並不是那麼樂觀。我們從傅大為的翻譯文化計畫所提供的資料可看出，雖然通識課程裡使用翻譯書籍的比例很高，但是分到三本以上書籍的出版社沒有幾家，同一本書同時被兩位以上老師採用的也很少。而且老師是用這些書做為主要教科書或參考讀物也有很大的差別。如果用做參考讀物，以目前學生買書的習慣來看，幫助也不大。在這種情形之下，只有那些通俗、學術書籍通吃的大出版社，因為資金的調度比較靈活、順暢，比較有資本來打長期戰，也就比較能存活下去。以學術書籍為主的出版社，打的就是長期戰，許多小出版社就常常因為資金週轉不靈而中途陣亡。因此，我們要這些小出版社支付更高的稿費，是很困難的事。 為了能生存，許多出版社多以翻譯教科書為主，因為這類書才可能有較大的市場。真正學術書籍的翻譯則以知名學者為主，如Giddens、Said、或Foucault，而且是挑其中較可能暢銷的書來翻譯，不可能做到全集的翻譯，這和大陸、日本翻譯市場的做法就非常不同。而我們的做法，會有幾個負面的影響。一方面無法掌握這位學者思想的發展和全貌，而且就學術的品質而言，此學者的暢銷書不見得就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書。另一方面則是把這位學者明星化，許多人在寫文章的時候爭相引用這位學者的名字，但其中真正懂這位學者思想的並不多。 同時有更多的出版社，為了解決翻譯人才不足、翻譯稿費負擔過重的問題，紛紛到大陸找人翻譯。大陸的人不但願意翻、喜歡翻、有時間翻，能夠準時交稿，而且稿費便宜，一千美元就可搞定一本書。長期下來，我們學術書籍翻譯市場，恐怕很難找到由本地人所翻的書籍。目前我們就已經可以看見幾家出版社，她們的翻譯出版品中大概有百分之九十的譯稿市來自大陸。這樣的現象如繼續下去，對台灣的學術發展可說是很大的傷害。一方面我們失去對原作者思想的翻譯權，也就是解釋權；哪天我們在台灣舉辦有關這位作者的研討會時，可能還要從大陸請這些譯者來台灣，因為她們才是真正接觸這些作者思想第一手資料的人。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得不追隨這些大陸譯者在許多概念上所用的語言，而且這些不是我們所慣用的語言，可能模糊我們所要認知的圖像，亦可能在多人引用的情形之下，強迫我們修改我們所慣用的語言。更嚴重的發展是，我們的翻譯人才會再大量銳減，每家出版社的翻譯作品最後大部分都來自大陸。表面上，我們是在享受別人辛苦的成果，深層的意義是，我們出版界用資金去培養大陸基礎的學術工作者。目前巨流還相當堅持找本地的學生和學者來翻譯，這也是基於一種培植國內翻譯人才的理想，但是哪天撐不下去了，大概也不得不去他國尋找譯手了。 目前我們和大陸在學術翻譯書籍的交流上，是十足的入超國。國內許多書店開始在販賣這些大陸的譯書，書的價格比我們低很多，因此如有和我們相同的譯書，我們的讀者為了價錢的考量，也難免會去選擇她們的譯本。我們的書能否外銷到她們的市場？這可能要等到中共當局對文化思想不再那麼敏感的時候才可能，目前大陸出版社偶而也會來向我們購買版權，但她們書的定價低，第一刷的前兩三千本，我們只能拿到6﹪的版稅，加上學術書籍在大陸的市場也是有限，能得到的利潤不高。 面對這種困境，我們可以怎麼辦？出版社是沒有能力解決的，只能靠國家和學術界積極主動介入，才有可能解決。前面提到，台灣基本上是對學術翻譯很不友善的地區。原因是國科會和教育部所訂定的學術典範和學術能力的評量標準裡，並沒有翻譯作品的位置。有些主導者甚至鄙視翻譯的必要性（或許和他們的學科背景有關係）。這在全世界的學術發展上是很難想像的。美國社會學一代大師Talcott Parsons翻譯Max Weber的《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對美國社會學的發展所造成的長遠的貢獻，是學術界一直在稱頌的。之後，許多赫赫有名的社會學家也都加入翻譯韋伯原典的行列：如C. Wright Mills、Hans Gerth、Guenther Roth、Edward Shils等等。其他古典社會學家如德國的G. Simmel 、法國的E. Durkheim，甚至近代德國的J. Haberms的著作在英語世界的翻譯，更是蓬勃，翻譯者不乏有學術地位的學者。西方漢學家致力於漢學典籍翻譯的人，更是不計其數。赫赫有名的就有de Bary、Burtson Watson、Arthur Waley、和Edwin Reischauer等等。這些翻譯的學者，也由於這些翻譯作品，使他們在學術上更受到尊崇、更具權威。同樣的現象也出現在德國、法國、日本等等已開發國家的學術界。美國社會學家的著作被翻成法文、德文的，也處處可見。E. Goffman有十本著作，其中七本被翻成法文。翻譯的作品，學界也都會加以評論。例如翻譯韋伯《中國的宗教》一書的Hans Gerth，〈美國社會學評論〉（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對他的評論是：「由於大多數的美國讀者，對韋伯那種艱深的德文文體避之唯恐不及，Gerth教授以他流暢的翻譯，對社會科學的英文文獻做了很重要的貢獻。」 因此，國家和學術界有必要嚴肅來思考、修改目前目前對學術能力的評量標準。就創造出一個友善的學術書籍翻譯環境而言，國家的做法有兩方面：一、把翻譯列為教授升等的必要條件。目前國家對於教授參與翻譯書籍的credit一概不予承認，這是唸理工、或是堅持實證主義的社會科學家的心態，但是並不適用於人文和其他文化社會學科。把翻譯列入學術著作，這在歐美也都有例可循。為了這次報告，我請友人在美國代為諮詢當地學者的看法。賓州大學社會科學講座教授、同時也是現任美國社會學會副會長Elijah Anderson指出，好的學術翻譯可以證明這位學者的學術和語言能力，足以再進行更高深的研究。因此，在評量這位學者的升等或終身職（tenure）條件時，翻譯著作是應該被考慮在內的。Anderson 教授的說法，應該也是美國社會科學界的做法。我認為，國家可以針對翻譯什麼書、和如何翻譯來制定一套審查和獎勵辦法，而不是一味的漠視。 二、補助學術上受公認的經典著作的翻譯。以前國立編譯館就有一套獎助辦法，而且也促成許多重要書籍的翻譯。前兩年，因為九二一地震，這個獎助就停辦了。國家應該恢復這個獎助款項，而且應該鼓勵國科會也來參與辦理。 學術界也可以從幾方面促成翻譯事業的發展。一、把翻譯重要著作做為學生的課堂作業。老師事實上可以從學生翻譯的成果，看出學生對該篇文章理解的程度。針對學生翻譯的成果加以討論，對學生也會有很大的幫助。如果學生翻譯的成果很好，也可和出版社合作出版。二、鼓勵學生閱讀、購買重要翻譯作品。而且不是只把這些著作做為參考讀物，而是做為必要讀物。至於哪本書可以算是好而重要的翻譯，可以多辦幾次這種工作坊，或是集合學界的力量，辦一份類似書評書目的雜誌。老師在課堂上，甚至可以針對好的翻譯和錯誤的翻譯加以討論。目前有許多老師喜歡以編印講義的方式，影印書籍的部分內容讓學生閱讀，這種不顧及出版社智慧財產權的做法，對台灣岌岌可危的學術書籍翻譯市場，無異是雪上加霜。 此外，學術界也應鼓勵、支持學術書籍的定價做合理的調整。目前台灣學術書籍的定價幾乎是歐、美、日各國學術書籍定價的一半。每一頁的定價很少超過一元，如果超過，就會被拿去影印。近來還發生班級集體來訂50本書，隔不久立即退掉四十幾本的事，原因是退書的學生都去影印了。而且，老師、學生來買書的時候還會要求打折扣。而我們有到過國外買書的人都知道，她們的書不但不打折，還要外加稅。這些用來保護出版社和智慧財產權的觀念，老師也有必要在課堂上傳遞給學生知道。 以我們鄰近的兩個國家大陸和日本為例，她們在基礎的學術工作上所做的努力，例如編纂學術辭典、翻譯經典，實在是值得我們教育和學術主管單位參考。到底是鼓勵學界整天做一些高深的、只有專家才看得懂的論文，對我們的學術教育和學術發展比較有利，還是如歐美、大陸和日本所做的基礎工作比較有貢獻？希望這篇文章可以提供一個可參考的答案。 以上是我在出版界兩年來的心得，希望借這個機會提出來，邀請大家共同來正視台灣學術翻譯市場的困境，以及這個困境對台灣學術發展可能造成的嚴重影響。也希望我們主管教育和學術研究的政府單位，能發現翻譯對學術發展的重要貢獻，而且也是世界各國在學術發展上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進而以積極、有效的辦法來創造一個友善的學術翻譯環境，讓我們目前所具備的學術人力能得到更好的發揮，對於學術教育能更加紮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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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心情隨筆｜心靈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