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籤： 北大外哲所

 近來，我常聽說北大外哲所走向了衰落。作為從那裏畢業出來的學生，我深為此惋惜，但我以為，她的衰落是無可避免的，以她大約十年前我看到的狀況，就已註定了要走向這一天。     

    我於1993年考入外哲所，攻讀現代歐陸哲學（碩士），一年後選擇了王煒作為我的導師，以胡塞爾哲學為我論文主題。由於惡性神經衰弱始終折磨、困擾著我，加之找不到工作，不得不休學一年，延遲畢業。算起來，我在外哲所呆了四年光陰。    

    這四年裏，我接觸了熊偉、張世英這樣的前輩，和陳啟偉、杜小真這些當時小有名氣的學者，他們已是外哲所的頂樑柱，在我剛步入外哲所前後，又加入了從美國留學歸來的張祥龍、陳嘉映兩位後來使外哲學增輝的年輕哲學家。當時的所長是陳啟偉，其恩師是前任所長洪謙先生，他在我進所前一年謝世，二年後也即1994年，熊偉先生也離世。離世前一個月，他還在給我們講德文原著海德格爾的《什麼是形而上學》。我剛進所時，人們偶爾會談起洪謙先生，但不久他就消逝在人們視界內（雖然後來開了一個洪謙國際學術討論會）。熊偉先生過逝後，人們也很快就遺忘了他，儘管出了一本文集，算是對他的紀念，該文集後來從40多元一本降到5元一本。張世英先生儘管帶有博士，但幾乎不來所裏，基本上相當於外哲所沒有了他。另有一前輩任華，我就根本沒見過。

    洪謙和熊偉兩位過去的人物奠定了外哲學的知識格局：洪謙的分析哲學——主要是邏輯語言派哲學——傳給了陳啟偉，陳啟偉又培養了韓林合以及眾多弟子；熊偉的海德格爾哲學傳給了陳嘉映、王煒等人。張世英儘管培養了李超傑（研究狄爾泰哲學）等人，但由於其重心在古典德國哲學這一塊，故對於以現當代哲學為重心的外哲所知識狀況失去了影響力。當然，時代的變化，也把分析哲學和現象學推向哲學浪尖上，而古代、近代，德國古典哲學退到了幕後，留給那些沉得住寂寞的人去繼續鑽研。   

    分析哲學和海德格爾哲學——在外哲所，海德格爾幾乎就等於現象學，胡塞爾倒成了其次人物——是外哲所的兩大知識板塊。   

    陳啟偉偏向弗雷格、羅素、卡爾納普這些早期人物，而韓林合專做維持根斯坦。按說，陳嘉映是最正宗的熊偉弟子，他于1978年從德語系（在讀）直接考取其研究生，專攻海德格爾哲學，熊偉極為器重他，他與王慶節合譯了《存在與時間》，堪為譯界佳本，也許熊偉以有人承繼其學而釋然吧。可是，陳嘉映於80年代末寫完（甚至可能在寫作期間）那本著名的《海德格爾哲學概論》後就隨意地告別了海德格爾。從美國歸來後，他加入到了分析哲學的陣營裏來，以維持根斯坦後期哲學為中心，向牛津學派的奧斯丁等人擴散，在外哲所極受學生歡迎，形成洪謙嫡傳之外的分析哲學領軍人物。可是，在外人看來他仍然是海德格爾專家，他的譯本和關於海德格爾的著作奠定了他在現象學界的永久名聲。然而，這是一個錯覺，他早已離開了海德格爾。發生誤解的原因是，他在分析哲學方面沒有著作（除一本重複的但卻是最好的譯著——維特根斯坦《哲學研究》——外），倒是出了一本舊著《〈存在與時間〉讀本》，而且，他經常被邀參加現象學方面的會議，人們誤以為他仍在搞海德格爾。    

    自張祥龍加盟外哲所後，他成了海德格爾哲學的領軍人物。熊偉嫡傳弟子王煒由於下海經營書店，幾乎放棄了學問，但仍以他作為海德格爾推崇者的執著精神推動著、影響著外哲所的海德格爾情結。不過他已失去了領袖地位，張祥龍才是真正的海德格爾哲學領袖。加之有哲學系靳希平——一個真正的海德格爾專家——的呼應，哲學系以至整個北大，海德格爾的地位如日中天。

    法國現當代哲學相對而言在外哲所要弱許多，只有杜小真一人在做。沾點邊的李青宜（外哲所党機構的書記，研究法國“西馬”）也勉強算一個，但在我來所後一年多即因剽竊而被陳啟偉在全所會上痛斥，終於呆不下而去了他該去的地方——馬列學院。書記一職傳給性格柔弱，誰也管不了的徐鳳林，外哲所這才解脫了她在政治上的緊箍咒。

    杜小真是我所見過的最溫文爾雅、柔弱靦腆、與世無爭的一位女學者，她甚至在具備帶博士資格後仍不申請博導，這與爭名逐利的時代格格不入。在中國也許真正具有做法國當代哲學之潛能的只有她，她於1965與法國建交那年即派往法國留學，此後幾乎每年都要去一趟法國。可惜，她可能對法國文學的興趣要大於對法國哲學的興趣，也或許她性格的原因，她對法國哲學始終沒有投入太大的熱情，只是翻譯了一些書，沒有再出什麼成果。     

    其實，不僅杜小真一人如此，外哲所大多數人皆有熱情缺乏症。執著是執著，可是卻不投入，洪謙、熊偉是如此（兩人皆無多大建樹），陳啟偉、陳嘉映、王煒皆如此，這嚴重影響了外哲所本該具有的功能。陳啟偉以一部譯作和若干文章評為博導，可是他肚子裏的博學是人盡皆知的，就是不去著書立說，嚴守洪謙實證求實之學風。嚴謹倒是嚴謹，可是過了頭，走向學術保守。在他的影響下，所裏彌漫了這種消極不為之風，幾乎給人以死氣沉沉之感。    

    陳嘉映倒不是受所長影響，而是他自己的一種風格。記得我剛上他的課時（講維特根斯坦《哲學研究》，二學期下來居然未講完），對他的學術風格很不適應。我按中國慣常做學問的方式，尤其80年代的方式，把一套大概念、大論證、大結論帶入討論課堂上，經常與陳嘉映老師發生爭論。可是，當這門課結束時，我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他整個地改變了我的學風，甚至成為我心目中把哲學玩得純熟至精的偶像。他的大腦似乎天生適合做哲學，可是卻輕蔑地對待哲學，他受維特根斯坦後期哲學的影響太深了，以至認為哲學應當消亡。他與海德格爾的超驗風格、詩化語言和貴族主義氣質完全不合拍，這正是他逃離海德格爾而另辟一路哲學的原因。在課上，他經常將維特根斯坦與海德格爾作比較，指出他們有許多共同之處，但語氣中卻常常透出對後者的嘲笑、揶揄。我聽說他被某些人批評為不講邏輯。確實，他對邏輯語言派哲學幾乎全盤否定，這與他否定一切先驗的、超驗的東西的風格是一致的。但是，若“不講邏輯”是在否定的意義上說的，意指語言混亂、條理不清，那麼陳嘉映完全不是如此，相反，他對語言規則之講究，幾乎讓我們這些智慧上跟不上他的人極為吃力。他的一個根本觀點是，看到的東西是一切想出來的東西的“邏輯”，而不是相反。我們看到的是什麼東西？他認為是生活中已有的規則，又稱之為“語法”，這些規則、“語法”不是構想出來的，更不是先驗的，而是規範性事實存在，其來源無以追究，我們老老實實遵從就是了，否則就會出謬誤。由此，陳嘉映極為重視日常生活對於哲學的意義。這種哲學風格與北大素有的“終極關懷”風格迥然相異，等於消解那些宏偉、崇高的哲學追求模式。他自然在北大吃不開，而他故意不寫“大”作品，始終玩著他的小文章，更使他不容於北大。據說他準備離開北大。可惜，若外哲所失去他，名聲定將減去一半。  

    張祥龍是外哲所唯一對哲學飽有巨大熱情的一員，與幾乎所有其他人的風格有異。他的詩性思維天然的與海德格爾有親和力，寫起文章飽含浪漫主義的激情，未見其人，會以為他是一個性格奔放、高談闊論、流長髮、豪飲酒、狂抽煙的那類人。可是，一接觸方知他書生氣十足，性格嚴謹，不苟言笑，不善交往，不抽煙，不喝酒，甚至不吃葷，生活簡單以至刻板，對哲學癡迷到身體力行的程度。他在美國讀書時的導師是一位印度裔美國人，這使他深深迷上印度教，而他對中國傳統孔、老、莊、佛的崇拜更是無以復加，海德格爾不過是用來體證東方文化的一個西方範本而已。他將海德格爾東方化，然後又把他喜歡的維特根斯坦、胡塞爾、甚至弗雷格等等海德格爾化。無論是講課還是著書立說，都沒有什麼邏輯規則，可以任意比附、連帶、引伸。他感情奔放、愛恨分明，總是憑他自己的情感好惡標準貶一批哲學家而頌揚另一些哲學家，不過，可頌揚者少之又少，而貶斥者不計其數。在中國，孔、老、莊是源，是真理，是無蔽，此後除佛禪外皆是源頭的脫落，真理的遮蔽（靠近佛禪的王陽明等尚有一點光亮）。在西方，只有海德格爾完美無缺，其他哲學家如康得、胡塞爾、維特根斯坦等只有與海德格爾相似的那點才被頌揚，否則同樣遭貶斥。他執著地追求一個以時間為狀態的源始視域境界，作為萬事萬物開啟之源和歸入之根，以對此視域境界的揭示程度來評價一切哲學家的價值。他幾乎在任何地方都要圍繞著這一視域境界主題來開展問題，幾乎到了執拗的程度。    

    張祥龍的風格與陳嘉映的風格必會衝突，也發生了衝突。上帝把兩個最不相似的人派到外哲所來，正如當年盧梭與狄德羅等啟蒙派之間巨大鴻溝的存在一樣，在他們之間也存在著難以彌合的鴻溝。陳嘉映傾向于明晰的“邏輯”，不容有混亂和“違規”。對於他，智慧就在於說出語言日常使用中所蘊含的道理，他最討厭大而無當的形而上之理，天馬行空的語言製造。他之所以不寫東西，是因為認為現在圖書館堆砌於太多的語言垃圾，人們幾乎在任意製造思想，語言幾乎到了氾濫成災的程度。而張祥龍，傾向于模糊的思維，空靈的境界，宏偉的構想，他的氣質天然適合語言舞蹈，天馬行空正是他的寫照，他蓬勃噴發的情感支配了對話言的使用，情感指向之處沒有規則，思想所發之源不循邏輯。他不斷地、刻意地強調根本性思維的“非概念”、“非邏輯”特徵。在陳嘉映眼裏，他不堪忍受張祥龍對語詞作隨意的、牽張附會的發揮、比喻、聯繫，那簡直在粗暴的踐踏語言；而在張祥龍看來，陳嘉映鑽牛角尖，沉膩於瑣碎細節，作無所事事的研究，這只能限制思維，讓思想蒼白。  

    奇怪的是，他們之間據我所知只作過一次交鋒：在《讀書》上就張祥龍《海德格爾與天道》一書作一、二個來回的互相詰難。此後是否還有交鋒不得而知，但肯定沒有發生盧梭與狄德羅之間那樣“天堂與地獄的巨大分裂”。為什麼不能把交鋒繼續下去，形成論戰局面？也許有他們私人關係上的原因，但肯定是掩蓋了衝突。我親眼見過他們之間發生過不可調和的爭論，這些爭論顯示出的不僅是思想的差異，而且是氣質風格的差異。   

    外哲所做學問的方式是各自為戰，一人佔據一個山頭，每人唯自己研究物件是尊，不及其餘。韓林合守住維持根斯坦，李超傑守住狄爾泰，葉闖守住大衛森等人，徐鳳林守住俄羅斯東正教哲學家，奇怪的是，他們之間幾乎沒有交流和交鋒，任由不同觀點之間的巨大差別和可爭論性存在于學生面前。也許，他們在屋子裏守著自己的東西，不知其他屋裏的情況，而我們學生從一屋出來進另一屋，隨時感受到他們之間的巨大反差。陳啟偉所研究的邏輯語言哲學在陳嘉映那裏幾乎全被推翻；張祥龍所推崇的海德格爾在韓林合那裏幾近於遭到謾駡；至於杜小真，她的學問與其他人毫不相干。做哲學是私人的事情，這在道理上是沒錯的。但外哲所的功能是什麼？成立外哲所有何意義？   

    外哲所于文革前1964年（？）成立，當年的宗旨是批判現當代西方哲學。哲學系的西哲教研室管教學，外哲所管研究和批判，兩者的功能不同。隨著文革結束，意識形態淡化，外哲所的原有使命隨之失去意義，必須賦予其新的使命才會保住她的存在。80年代，哲學前輩的在世使外哲所的地位未遭動搖。但根本原因還在於，時代大潮把西方哲學尤其現當代西方哲學推到人們的思想前臺。對個體生命意義的強調和追尋使人們突然之間需要那些哲學來鼓舞自己，壯自已的膽，以便勇敢地去解構堅如磐石的意識形態禁箍。記得當時叔本華、尼采、薩特、海德格爾、佛洛德的著作幾乎在大學生中人手一冊，一次印刷量不是現在的幾千，而是幾萬，十幾萬。這種饑渴似的需求為哲學學者們營造了一個公共論域舞臺，使他們風光於時代浪尖上。那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代，現當代西方哲學引領了這個時代，而外哲所與社科院哲學所西哲室在其中扮演了領導者的角色，甘陽、陳維鋼、王煒等這批當年文化界的組織者皆是外哲所培養出來的。  

    可是，隨著90年代政治高壓局面的形成，犬儒之風彌漫學術界，加之商業化浪潮的衝擊，公共論域幾乎消失，學問突然之間成了個人自己的事情。按理說，哲學確實應該是私域生活特徵的，90年代思想淡出、學術凸顯似乎屬於正常現象。但是，對於中國而言，純學術的哲學不過是時代的產物，而非個人的正常選擇，是政治和市場迫使學者蜷縮進私人天地的。學術倒是繁榮了一些，但無疑這是一個思想貧乏的時代。思想需要價值關懷，需要一個使交流和交鋒得以形成的公共討論平臺，在其中，能夠自由地形成學派、思潮；自由地出版刊物：把人們引向討論的民間刊物。哲學也不例外，這只要看看德、法、英、美各國哲學的流派、刊物和團體便可明白。沒有交流，沒有對壘，沒有形成派別，沒有一些把大家團結起來的刊物，哲學就不可能有生命。從這個意義上講，哲學又不是私人的事業，而是時代的事業，它需要一個公共論域使之啟動，使之賦予生命。學術、思想事業最忌原子式的存在，在這是不可能有一個看不見的手來形成人們之間的交往機制，即使純科學、純數學也需要派別之間的論爭。漢娜‧阿倫特深刻指出了他的老師也即情人海德格爾政治幼稚病的根源，她以為那是學術私人化和神秘化的產物。思想一旦被隔離，它被政治利用也就不足為奇了。中國當代哲學，幾十年裏始終就是政治御用工具，而89年後哲學家們想以逃避公共生活，躲進私人領域來防止自己淪為政治工具，這雖然部分達到了目的，純粹化了哲學研究，但是，卻付出了思想貧乏的代價。而且，我們仍然看到某些很有造詣的哲學家為政治鎮壓行為唱讚歌，這與當年海德格爾的行為沒有差別。他們不是沒有頭腦，而是頭腦全用在了純學術上了，以至對時代的理解力愚鈍得到了家，缺乏基本的正義感。   

    我的外哲所老師們其實並不乏正義感。據說洪謙終生不信馬列主義，而堅持其邏輯實證主義立場，這被傳為佳話。陳啟偉更是對幾十年的政治專斷和任性恨之入骨，每談及政治，他那顆孤傲而無奈的心就會隱隱作痛。除李青宜外，我的所有老師都對現狀持有一種批判態度，沒有例外，這幾乎成了外哲所的傳統。李青宜在89年/學/運及其後來的整人中被全所人鄙夷，終於被幾乎全體一致的行動趕出外哲所。記得當時，我的一個室友，對哲學一竊不通，也不知怎麼考進外哲所的同學，被李青宜許諾聽他的課就可以入黨。只有他一人聽此課，其他人聽到一半就被正統、教條、枯燥所嚇跑。可是，待聽完，李青宜已去了馬列學院，他入黨的事也就黃了，只能大呼上當。    

    然而，外哲所老師們對政治厭倦並保持距離的結果卻是走向了學術保守。懶散、自發、冷漠成為大多數人的特徵，沒有交流，沒有爭論，沒有高談闊論，更可怕的是，沒有一些論題激蕩著他們的心靈，哲學成為純粹私人之事，成為僅僅職業，動力隨偶然興趣而產生，至多為職稱而推動。人們聚在一起很難聽到有什麼討論問題的交談，而聽到的是東家長西家短的百姓話題。我的室友，對這些哲學家有一種神秘感，初次聽到他心目中的半神半人們東拉西扯話家常時，困惑地說原來他們也是凡人。當然，我不否認他們也是凡人，而且在這個時代，他們還刻意把自己表現得平凡一點，以免被人們說三道四。這是一個以平凡為榮，逃避崇高的年代。但是，他們又不僅僅是凡人，他們理應比凡人更神聖一點。這並不是指他們應當超凡脫俗，不食人間煙火，而是指他們應當更多地具有價值關懷，更熱情地投入思想事業中，更積極地參與公域生活，甚至更多地擔當道義責任，去對抗政治高壓現狀。   

    90年代中，北大決定撤銷外哲所，歸併到哲學系。全所師生在陳啟偉帶領下抵制這個決定，企圖說服校領導收回成命。陳啟偉的理由是，哲學系有馬哲，可馬列學院照樣存在；哲學系有科哲，可科社中心照樣獨立；為什麼哲學系有西哲，外哲所就是多餘的？此番道理可以說服自己，甚至哲學界同行，但說服不了校領導。馬列和科技是什麼地位，你西哲是什麼地位？能相比嗎？國家考慮的是能否御用，而北大校方增加考慮的至多是你的功能。可外哲所能有何功能？簡直是北大的雞肋。外哲所的沒落有外在環境原因，但根本的是她自身缺乏生氣，失去進取活力。如果她有一份期刊，把西哲界團結在她周圍，經常開展學術活動，將人們引向討論，甚至形成一個諸如“北派”風格的團體，讓學術界感覺到她的存在，她就證明了自己獨立存在的價值，北大即使合併她，也會讓人婉惜，可當年合併於哲學系後，人們的普遍感覺是這是理所當然的。

    好在一個偶然原因，外哲所沒有與西哲教研室合二為一。據說有一筆海外支助基金只能捐助給研究所，於是外哲所在哲學系內保留了下來，並獲得她期盼已久的資金，轉向一絲生機。

    可是，她仍然走向衰落。外哲所被哲學系吞併後陳啟偉即卸掉所長一職，哲學系黨委在外哲所中挑選所長人選。按理王煒是當然的接班人，80年代他是思想文化界的組織者之一，90年代前期他一直以實際上副所長的身份幫助陳啟偉工作，但是此時他恰好下海，不可能再擔任這個職務。即使不下海，他也未必肯擔任陳啟偉主動辭去的職務，或者哲學系也未必會讓他這個不大聽話的人擔任該職。於是哲學系只能考慮他人。杜小真和陳嘉映根本不必考慮，因為他們骨子兒裏頭就不是這塊料子，也根本不想讓任何官職玷污了自己的身子。哲學系選中有一定活動能力的李超傑，可是李超傑堅決拒絕。最後，也是最可笑的是，竟然由張祥龍來任所長職。張祥龍比杜小真和陳嘉映更不是這塊料子，更不想玷污自己的身子，可禁不住哲學系對他的百般勸說，勉強上任。結果證明，所長一職對他是一個折磨，在任幾年裏他始終不能擺脫純粹學問與繁雜事務之間的衝突所帶給他的苦惱，而且，他的性格天生不適合當官，不適合在外哲所與哲學系之間的周旋。所長一職根本失去了學術組織者的本來性質，而變成了一個攤子的看守者，應付著毫無意義的瑣碎事務。外哲所冷冷清清，維持其存在已是一種形式，一種多餘，一種應付。在張祥龍的忍耐達到極至時，他辭去了職務，由韓林合接任，這標誌著外哲所的名存實亡。   

    外哲所衰弱的原因之一在於她缺乏學術領軍人物，缺乏不僅學問在行且能領導同行的人物，諸如倪梁康、劉小楓、張汝倫（儘管名聲不好）這樣的人物。為什麼就不能象五四時期的北大那樣把這些人物吸引過來？這只能說明北大哲學系缺乏魅力，缺乏相容並包胸懷，以致排斥人才，排斥異端，甚至排斥天才。這樣下去，終有一天，她將失去在哲學界的顯著地位。但願外哲所的衰落不是北大哲學系乃至北大衰落的預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