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嶼同時享有海陸雙拼的特權，亦即擁有水、土兩項基本宇宙元素。它是起點、中途之家，也常是一個具有神聖意味的終點。瓶中信、水手、放逐者和做夢的人各自佔領島嶼。但在文化上，佔領島嶼者多為一方巨霸，希臘文明從克里特島引來了火種；《伊里亞德》在星羅棋布的愛琴海島嶼中誕生；中世紀的冰島薩迦孕育了北歐的民族，也間接鍛造了尼布龍根指環的神話；塞爾特英雄亞瑟王的傳奇終於 Avalon 並待再起；莎士比亞的《暴風雨》曾意圖以骨骼為珊瑚架子的島嶼，結果在島上搬演了自由與禁錮的類殖民戲劇；斯威夫特讓格列佛經歷的島嶼是一個個政治制度及其批判的實驗室；堂吉訶德和桑丘之所以跨鞍壯遊，其實是對一個海島的想像更先於對一位女士身影的誤認 …… 。西方的神話與文本，本來充斥了上述事跡與文本的迴響，而達爾文和加拉巴哥群島一方面既是伴隨西方殖民世界而至，一方面在科學到來的時代，無疑又成為新的神話。

　　在一定意義上當可認為：島嶼不只開啟了西方文明，同時也是它的重要內容。無論是在現實世界或文化傳承上，島嶼的呼吸已是詩人忍不住要回應的的聲音。在詩歌的領域，島嶼意象繁多如散播世界的大小島嶼，詩人在觀察或所經歷的島嶼上獲致的感悟也往往是巨大的。茲各舉浪漫與寫實兩種詩歌對島嶼的想像為例：浪漫主義時期的濟慈（ John Keats ）於 1818 年夏天在風雨中徒步造訪了蘇格蘭西部荒涼的、由黑色玄武岩所鑄成的 Hebrides 群島在那裡他驚見非阿拉丁神力所能為的芬加爾洞穴，並立即寫了首七音步詩在迫促激昂的聲調裡，他將洞穴形容為如收納了巨人骨骸的海神教堂，海浪翻騰，日夜彈奏著管風琴；在聽聞海鳥的合唱、目睹凡人身後的聖火之後，他更高呼：遲鈍之眼已越過巉岩的門口，他將於此永遠留痕，並解開此地的全部魔法。

　　在現代詩的時代，島嶼稍從神話轉向實存，繼續哺育詩人及其關懷或志業。隔著英倫不遠的愛爾蘭 詩人 希尼 (Seamus Heany，1939--)的〈砂石紀念品〉或可供對照之用。這首詩呈現愛爾蘭的衝突中極其迫近的危險：詩人在海濱拾得一枚黃褐色石頭，其色澤讓他思及可能石頭沾染了地獄似的拘留營暴力下的血水，因而也厭憎起雙方冤冤相報無時休的命運。然後他開始想像自己被訓練有素的狙擊步槍射擊的畫面：

　　我被看成一個黑色剪影實在不值得費心，

　　晚出散步帶著圍巾，穿著高筒防水靴

　　對政治道德正常與否漠不關心，

　　曲著背孤獨地行走，只是一個崇拜石頭的人。

　　崇拜石頭表示詩人與土地的連結，至於政治則非其所能。但這樣的人也會在步槍覘孔中被抹消形體，詩的批判寓意已不言而喻，詩的濱海背景無疑更放大了步槍覘孔的鮮明。濟慈的浪漫神話和希尼的冷酷現實，都是海岸地帶的產物，無疑都是人的意識受海潮來回沖擊出來的驚險地形，在歷史中不可磨滅。

　　相對於西方，一向以唐、宋為宗的中國詩歌，在明清與西方接觸而海上意識湧入之前，真正有過島嶼經驗的詩人並不多，蘇東坡的流放海南在大傳統中算是鮮有的例子，他的海南島詩篇雖然半數是和陶，但成就非凡，在往後的中國海島詩歌中已立下極高的標竿。

　　宋朝哲宗紹聖四年（西元 1097 年）六月，東坡自惠州再貶瓊州昌化軍，元符三年（ 1100 年）回廉州，自啟行始三年之間，全無一般謫官怨嘆卑屈之態。其啟行詩即使自視為箕子，亦絕無歧視荒遠之地的態度，甚至發下宏願「他年誰作輿地誌，海南萬里真吾鄉」；當他離開海南時，再次重申「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遠遊，平生生死夢，三者無優劣。」（〈別海南黎民表〉）可見東坡心中不只是他鄉作故鄉，實際上已經在心中泯除一切邊界而得大自由。這種內在自由讓他得以在海南時願意學習當地語言「化為黎母民」（〈和陶田舍始春懷古二首，其二〉）；得以欣然學習地酒造法，且同飲至「華夷兩樽合，醉笑一歡同」（〈用過韻，冬至與諸生飲酒〉），或半醉半醒地「但尋牛矢覓歸路，家在牛欄西復西」（〈被酒獨行，遍至子雲威徽先覺四黎之舍三首，其一〉），全然地融入當地生活，一無掛礙。這種自由也使其能在面對大海時，全身通暢地感知「垂天雌霓雲端下，快意雄風海上來。」（〈儋耳〉）其登崖州通潮閣並遠望大陸時所留的「杳杳天低鹘沒處，青山一髮是中原」，其實只是三年前「茫茫太倉中，一米誰雌雄」，視中國為莊子所云稊米的回聲，絕不是後世某些朝廷中心主義者眼中對故國的眷念。東坡的海島既非飄浮於想像的仙島，亦非限制心靈與思想自由的封限之地，他的自由更非契訶夫為償「醫療債」，從救贖中擠出最後一滴奴性的血，「成為覺醒的自由人＼尾隨一個囚徒的導引走遍庫頁島」那般的刻意，而毋寧是一種從莊、陶傳統所得的詩人「天造之真」。

　　在海南的蘇東坡雖然受命不得簽書公事，但也不是就一身皆輕，鎮日讀書或飲酒閒遊。在（〈和陶勸農詩六首〉），他嗟憫漢、黎均是一民，勸其莫輕憤啟事，且當依時射獵，修利農具，以鄰為好，才能墾地開荒；同時也勸其須應時勤耕，才得「秋有厚冀」，才能「大作爾社，一醉醇美」。事實上，在困難的環境中，東坡自己也常常數日不得一肉之食，對黎民薰鼠燒蝙蝠，乃至以蝦蠆蕀昆蟲為食，也不以為下，因為在他去中心的思想中，天下並無正味。這種與民同在的精神，自然也是大自由的另一面貌，無疑已為士人樹立一種典範，所以有時也贏得民眾爭看烏角巾。就詩學藝術看，蘇東坡的自由成就了真善美為一的境界，海島的經驗雖然未必是催生此等境界之爐灶，但至少是讓他得以實踐的一塊寶地，此所以東坡在最後一首海南詩中得自稱「空餘魯叟乘桴意，粗識軒轅奏樂聲，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六月二十日渡海〉）之故 。自東坡以後，中國的島嶼詩已不見此等奇絕境界。

　　島嶼詩大至要到明末兵燹，浙閩海上爭逐唐魯時，才再次較有規模地浮現，但此時迫於時勢，文武相兼，兵戈之聲以及遺民心態的朝廷中心主義，已經成為詩歌中難以避免的前景與背景。詩的氣勢也逐漸增強，即使是海界開眼，但島嶼淪為戰場，橫被戰禍，整個時空終究顯得逼仄難迴。例如浙江鄞縣舉人張蒼水追隨魯王任兵部侍郎，轉戰海疆，並一度與明鄭對峙，其詩篇即常見在風舟浪帆之間，戰鼓頻催，且多興亡與年更歲轉之感 。

　　亂世中，島嶼也難免啟人慮及進退。但張蒼水〈島居八首〉則是人在海上，心在廟闕，即使是有美近懷，也是思馳征途，其一表達了他的猶豫：「天地勞何甚，空山足息機；玄黃悲鼎沸，蒼莽看帆飛。誤世芙蓉劍，撩人薜茘衣；迷途知未遠，還復臥鳧磯？」其六則明示入世胸懷：「浮槎非我好，戀戀為衣冠。豫讓橋應近，田橫島正寬。蘆中長磬折，圯上獨磐桓。雖未成嘉遁，人呼管幼安。 」然而，時勢難擋，滄桑難為，反復的易地之爭，讓一代將軍徒留「誰與海翁爭舊地，到來卻讓白鷗閒」之嘆〈舟山感舊四首，其三〉 。

　　戰亂並不僅止於改朝換代時的兵鋒相對，社會秩序的崩壞也讓海盜有機可趁，有時則兵匪不分，強奪民生。張蒼水的〈舴艋行〉也寫實地載錄了海盜肆虐下的百姓聲音，報導了戰亂史中的海隅側面：

　　乘舴艋，載艅艎，槌鉦撾鼓走風檣。

　　滿船兒郎抹額黃，人言若輩真鷹揚，饑則蹶人飽則颺。

　　江村雞犬絕鳴吠，老穉吞聲泣道旁：

　　罄我瓶中粟，使我朝無糧；斷我機上苧，使我暮無裳。

　　我亦遺民事耕織，當身不幸見滄桑。

　　入海畏蛟龍，登山多虎狼；官軍信威武，何不恢城邑，願輸夏稅貢秋涼！

　　值得注意的是，當大多遺民以懷憂逐中原之鹿時，也有部分識者開始深思偏安保和平之道，魯王的兵部尚書盧若騰（ 1598-1664 ）於永曆十八年東渡澎湖，其〈東都行〉前半寫台灣地理風土，後半對鄭成功驅荷入臺，採取安定息兵的態度，詩末說：「相期適樂土，受廛各為氓。而今戰血濺，空山燐火盈。浯島老杞人，聽此憂惸惸。到處逢殺運，何時見息兵？天意雖難測，人謀匪自輕。茍能圖匡復，豈必務遠征。 」是難得的和平之聲。

　　此外，盧若騰所留《島噫詩》也不乏對亂世中移民社會衝突情形的實錄，上繼杜甫「三行」社會詩的傳統，例如〈甘蔗謠〉批評鄭成功部隊放縱部屬盜島民甘蔗，〈抱兒行〉更指部隊強入民防抱小索贖金之惡行，〈田婦泣〉描述島民遭兵丁橫暴之餘，又加兵婦欺凌剝奪簪珥衣裳。另一方面，盧若騰對新來移民之遭遇也不是沒有同情的瞭解，除傷悼將士妻妾汎海，遇風不任眩嘔而竟至自溺之時代悲劇外（〈將士妻妾汎海，遇風不任眩嘔，自溺死者數人；作此哀之〉），〈海東屯卒歌〉也道出農卒悲歌，四百年後詹澈對農民及老兵的關懷，正是盧詩的歷史回音：

　　故鄉無粥饘，來墾海東田。海東野牛未馴習，三人驅之兩人牽；

　　驅之不前牽不直，僨轅破犁跳如織。使我一鋤翻一土，一尺兩尺已乏力；

　　那知草根數尺深，揮除終日不得息。除草一年草不荒，教牛一年牛不狂；

　　今年成田明年種，明年自不費官糧。如今官糧不充腹，嚴令刻期食新穀；

　　新骨何曾種一莖，饑死海東無人哭 。

　　明後，清人入海更多，文風漸平，也趨向書寫日常所見，居台或旅台官宦士子寫台澎漸多以當地風俗入詩，作〈台灣八景〉或連篇〈臺灣竹枝詞〉者接二連三，累至百篇，島嶼風光亦自爭豔，以詩記錄番社者亦多，但多半仍是以異風異俗對待，如康熙三十五年奉派來台採琉璜，著有《裨海紀遊》的郁永和，其〈土番竹枝詞〉二十四首，廣泛描述原住民社會生活習俗，筆調平實客觀，已有人類學的規模。茲舉其二，一水一陸 ：

　　莽葛元來是小舠，刳將獨木似浮瓢；月明海澨歌如沸，知是番兒夜弄潮。

　　種秫秋來甫入場，舉家為計一年糧；餘皆釀酒呼群輩，共罄平原十日觴。

　　按「莽葛」即「艋舺」，即今台北萬華地名由來，群聚歡歌則呈現一片祥和景象。以詩學的立場看，譯音入詩實具區分及溝通了解彼此的功能，約略可見原漢關係的一面。

　　到清代五洋大開，隨著戰爭局勢，島嶼詩篇的海衛主題再次登場，並且由於外交縱橫之需，漸趨與國際環境接軌。論其發展，廣東才子黃公度（ 1848-1905 ）應居首要。黃公度於三十歲後參贊外交，先後出使日、美、英、新加坡等國達二十年之久，視野的擴大使其在詩學上以新世界新理想入舊風格，梁啟超譽「其意象無一襲昔賢，其風格又無一讓昔賢」，或許誇張，但黃詩開新氣象仍世所公認。在開拓晚清世界觀方面，黃公度厥為一大動力。與島嶼有關詩作大都以累累長言鋪陳相關地域的文化及政治史，如使日所作〈西鄉星歌〉藉宗崇西鄉隆盛，歷載日本幕府征戰及尊王維新的時代風煙；〈流球歌〉敘述島國歷史、為日本廢藩置縣時的喪國之悲，和受困於中日之間的處境；篇幅最大的〈錫蘭島臥佛〉則檢閱三千年佛教發展史並兼比較各大文明。此外，其使美時目睹 1879 年美國新憲訂禁排華條款，所作〈逐客篇〉亦陳中國政經衰落以至民工求食於洋以及在美國遭逢歧視的情形，同時批判美國以自由平等為基的開國理想「逮今不百年，食言曾不怍。」後續的〈紀事〉詳細紀錄美國 1884 年總統大選黨爭中千奇百怪的弊端，慨嘆民主理想的墮落。隨著視野的擴大，黃遵憲獲致消泯文化邊界以臻大同的核心思想。出使新嘉坡時，他借居養病於佘姓華僑富豪之家，曾摘蓮菊桃李同供一瓶，其後作詩〈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

　　南斗在北海西流，春非我春秋非秋。人言今日是新歲，百花爛漫堆案頭。

　　主人三載蠻夷長，足遍五洲多異想。且將本領管群花，一瓶海水同供養。

　　蓮花衣白菊花黃，夭桃側侍添紅粧，雙花併頭一在手，葉葉相對花相當。

　　濃如栴檀和眾香，燦如雲錦紛五色。華如寶衣陳七市，美如瓊漿和天食。

　　如競笳鼓調笙琶，蕃和龜茲樂一律。如天雨花花滿身，合仙佛魔同一室。

　　如招海客通商船，黃白黑種同一國。

　　黃公度的大同思想固然與晚清康有為等所宗的公羊學大起有關，但旅途中經緯度與時序的異變、新嘉坡做為東西洋間通商中心，不惟人種雜沓，市場上也是異香聚陳等實情，乃至於嫁接在佛教輪迴學說的演化論和生物遺傳技術，都源源注為此想像瓶花的活水。凡此均見黃詩除了觀察細密外，更傾注浩大的史地思想學識於其中，並出以極大想像力：

　　此瓶不乾花不萎，不必少見多怪如橐駝。地求南北倘倒轉，赤道逼人寒暑變，

　　爾時五羊城外化作海上山，亦有四時之花開滿縣。

　　這與東坡在海南島的思想自有相通之處，但也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由此亦可見詩的想像力與講究客觀的學術研究非旦不相悖，甚至有相乘的效果。黃詩把握住了注重視點變化的詩學關鍵，也成就了世界的變化，其「我手寫我口」的主張間接開出了日後白話文的文化革命之花，豈是偶然？島嶼所展示於人的，又豈止一端？

　　相對於黃公度的文化門戶大開，清末台灣名人丘逢甲對待世局的態度則全然有別。在台灣民主國抗日失利後，丘逢甲內渡廣東，也曾於三個月內短暫南遊，遍訪香港、澳門、越南、新嘉坡及馬來西亞，留下百餘詩篇。但觀其內容，任俠使氣者勝，於吸收新知、拓寬新境者實寡，所用語彙、典故及所呈現的心態，大抵仍拘束在既有傳統之內。

　　在面對鄭和下西洋時滿喇加蘇丹入貢的天朝盛威，丘逢甲遺憾的是「欲問前朝封貢事，更無人說帝王家」（〈舟過馬六甲〉之一）；於南洋華僑社區發現明代墓葬及氏族郡望遺風則欣欣有得，如「海外居然譜學通，衣冠休笑少唐風」（〈檳榔嶼雜詩〉之二）、「荒山中尚有遺民，一死居然與古鄰」（〈舟過馬六甲〉之三）；至於中南半島人民信仰及西方影響，率以白眼相加。以當時列強凌寡中國之情形而言，可以瞭解其憤愾難藏，但丘逢甲對於海外局勢與社會，實際上是曲見多於了解，拒斥多於接納，可以說世界情懷菲薄。唯獨在澳門見娼女的「獨憐嗚咽琵琶語，半是珠江落後花」（〈澳門雜詩之五〉），算是少見的社會詩，但嗟嘆聲裡基本上仍不脫民族一脈的氣息 。讀詩可知丘逢甲身逐海上，心在神州，輾轉之間俱是懷憂戀故，與明末喪亡者相去不遠，也可見島嶼之行對丘逢甲而言，顯然沒有發生內省及升拔思想的作用。

　　總結地說，北宋的蘇東坡的海南島詩開拓了一種無中心、無邊界的生命境界；明清之交的張蒼水和盧若騰呈現島嶼戰雲下的孤臣心史與社會痛苦；清初郁永河對台灣風俗採取客觀的記錄；清末丘逢甲的民族主義腳尖；以及黃公度在國際關係領域開拓了詩的語言和世界觀，同時也彰顯了共榮並育的大同理想。就詩的內容言，以上諸位詩人的作品大抵界定了漢語島嶼詩涉及的範疇。

※以上有關漢語古典詩，除談論蘇東坡與黃公度的部分外，其餘論及張蒼水、盧若騰及丘逢甲詩作皆得利於閱讀台灣省文獻會出版之「台灣歷史文獻叢刊」相關詩文集：《張蒼水詩文集》、《島噫集》（盧若騰）及《嶺雲海日樓詩鈔》（丘逢甲）；郁永和之竹枝詞則得自陳漢光主編、台灣省文獻會出版之《台灣詩錄》。故本文之作得利於政府出版品處自多，不敢忘本，併記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