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的沒有想到，飛力普，你是認真的。」 這是龍應台這本書的第一句話，由這一句話，她以對著兒子述說的姿態展開對於上一輩故事的回溯，這一個姿態說明了他所以述說的出處，而這個出處是屬於當下的，屬於現時的。這種述說的方式有別於大部分的歷史著作，開始的第一個字，是從很久很久以前，就有如述說一個遙遠的時代，有時會遠到與自己所處的時代不太有關係的故事。因此，我們可以說，做為一個文學出身的作家，龍應台所關心的仍舊是現時的，但這一現時並不侷限於當代，她把眼光投注到歷史之中，在現時與過往之間架起意義之橋。我相當肯定她把歷史與自身所做連結的嘗試，這樣的嘗試在學院式的歷史研究中，除了帶有自傳性色彩的歷史著作外，它並不是主流，但這樣以自身為出發的歷史作品能把意義與自己的生活直接做為參照，更有機會不單單只是為了某種意識形態而服務，或只是與自己真實經驗不相關的嵌入之物。 

然而，我們也需留意，正是這種與自身經驗相結合的歷史述說方式，更容易讓讀者相信其所言為真，更易於被讀者所相信，這是書寫的修辭上所具有的力量，而當我們在評價這樣的書寫時，我們可能也要小心，只能視作者的見證為一主觀的史料與觀點。龍應台顯然不希望自己的論述遇到這樣的質疑，於是羅列更多的時代見證者以支持陳述她的觀點，就為成她本書的主軸。因此，我們在這裏面需要評價的，就是她選擇了哪些人？選擇哪些故事？代表性又是如何？最後，她所呈現的方式是否適切的表達出有價值的觀點。

龍應台在書中自稱是「失敗者的女兒」，她的父親是國民黨的軍官，在國共內戰之中，隨著國民政府迫牽來台。龍應台在這本書中所圍繞的主題正是那個時代的「失敗者」的處境和命運。「失敗者」是她要陳述的內容，她離散飄零的國民黨父親、日本戰敗者、德國戰敗者、台藉日本兵．．．，就如我們先前所提的，她的關心是當代的，她所指向的意義不單只是「失敗者」的處境，在論述這些凋零逝去人們的命運時，她所挑動與挑戰的是當代多個主流論述：

其一，她挑戰政治論述中失敗者是罪有應得，不值得憐閔的。她描述了這些戰敗者的種種遭遇，例如南撤學子在十萬大山的曝屍荒野，南洋雨林內的悲慘戰俘與台藉戰俘監視員，還有她那流動於台灣土地的無根家庭。我個人是很喜歡這個部份的，這讓我想起雨果的《悲慘世界》，勝利者與執法著掌握了論述的權利，形成社會的主流論述，失敗者與罪犯被貶低到最黑暗與角落的位置，然而，雨果讓我們看到在那宣稱善與正義下的壓迫和殘忍，讓我們以悲閔的眼光去看待人在國家和正義下的苦難，如果歷史的聲音總是主流與所謂正義的聲音最大，那麼龍應台的這些故事在歷史論述上的價值，正是讓我們看到了那被主流所排除的，被噤聲的痛苦呻吟。我相信正是在這一點上，讓這本書在中國大陸成為禁書，就如長春市底被挖出的成堆白骨，讓中共所稱的「兵不血仭」，窘迫的浮現出無法言明的殘酷和謊言。 

其二，龍應台挑戰的是外省族群是壓迫者這個刻板的意象，一種由閩南和客家族群所主導的意象。相較於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中外省人是壓迫者，龍應台把書名訂為1949，在這一年，外省人是受難著、離散者、以及失敗者，他們帶著一身無根的殘破來到這個住了很多台灣人的地方。可以想像會有很多人對於龍應台這種帶著為外省人或國民黨辯護的傾向而給予批評。這二種聲音的出現，讓我們見識了正在進行中的歷史解釋的爭奪。我們可以怎麼看待這種書寫方式呢？以當前的社會條件來說，在這一點上我是支持龍應台的。理由有三點：外省人是少數族群，在民主化和本土化論述的影響下，外省族群已經不具有優勢，閩南人及客家人的史觀不應獨大。再說，好的歷史著作不一定要對所有的觀點面面俱到，能豐富歷史的多個面向就是有價值的歷史述說，例如，她描寫第一批接收台灣的七十軍受磨難的經歷，反之，刻板化一個族群不應是歷史的目的，而且是歷史書寫要避色的，因此，龍應台所描寫的外省族群的受難經驗也是歷史的一個面向，不應被忽略或否認。最後，即便二二八的陳述不是本書的主軸，篇幅也不多，但龍應台並沒有否認和扭曲，如果現在市面上找不到什麼批評國民黨或陳述二二八歷史的書籍，我會說本書少量的篇幅就是一種忽略和偏頗，但我們現在可以輕易的在書店和網路上找到相關的的書籍，若還以這一點來批評就過於嚴苛了。 

其三，她挑戰了敵我分明的主流論述。在政治史和軍事史的論述中，敵我總是有一條明明白白的界線，彼此的勢力會消長和會變化，政治單位和族群，如共產黨、國民黨、台灣人、中國人、日本人和原住民，就有如白與黑，自有它固定的角色生命一般，上演著屬於它自己的故事。但這本書模糊了這條界線。曾經玩過一個遊戲，二方的人馬壁疊分明，各有自己的隊名，在玩過一輪後，勝方把對方的人抓過去，被抓的成為新的隊員，反過頭去打對方，沒有幾個回合，二個隊都還在，但成員早就混雜到人事全非。龍應台在本書中以平民的角度說明了國家遊戲的這種性質，在其中沒有為共產主義或為三民主義自願抛棄生命的偉大烈士，取而代之的是在貧困下為了找尋生路而走入了不同人生路口的人們，在她的筆下，國家那虛構出的整體性成為荒謬的存在。我想，很少有歷史著作能把這個部分描寫的如此生動細緻與富含情緒的感染。

模糊了界線的歷史述說在兩岸挑戰了不同的主流論述，對大陸來說，崇高的社會主義思想和得到人民支持的歷史論述，在此被貶為政治的操控。對台灣來說，由於經歷了民主化的衝擊，對早年國民黨意識形態論述的挑戰早就是習以為常，反而這種模糊界線的論述方向和國民黨目前積極改善和大陸的關係上是不衝突的，甚至可以說是歡迎的。而對於強調「去中國化」的所謂本土勢力而言，這種界線的模糊反而挑戰了他們的神經。

因此，更為重要的是，她所挑戰的是近年來「本土化」中對於國民黨及外省藉人士的論述，在「本土」的論述中，相對於閩南人及客家人，國民黨或外省人被視為一體，是政治權利的既得利益者及壓迫者。在過去的確是如此，但在民主化後的今天，這樣的論述仍然具有強大的支配力，二二八事件的不斷被強調正是其背後的動力，國民黨和外省族群在這些歷史包袱下，對於自身過去的歷史顯得尷尬且無以自處，而在歷史解釋的爭奪中，所謂的「本土」並沒有打算要放過這個把柄。本書中她經由論證外省人老百姓在國民黨主政時期也受到了悲慘的對待，挑戰國民黨與外省人是一體的論述。看到龍應台在末頁所列出的感謝名單，她所獲得的台灣政府單位的協助可以說是全面的令人咋舌，但卻也不令人意外。 

這種試圖分離外省人與國民黨的論述可以成立嗎？國民黨的確不等於外省人，外省人也不只是由國民黨獲得好處，但外省人因國民黨的主政而刻意受到保護的確是不爭的事實，甚至是其維持政權的助力，直至今日，在四大族群中，外省人還是社經地位最好的一群，包括了龍應台那個輾轉各地任公職的父親。我欣賞龍應台展現外省族群受難的經驗，但顯然她無意疏理國民黨與外省人在這其中合作又迫害的糾結關係，她不在文中明言這種分離式的策略，但經由論述國民黨對外省人的迫害，正是其論點的強烈隱喻。在我的觀點中，把外省族群和國民黨完全的等同起來，或是完全的分離開來，都昧於歷史事實，也都無法完整說明外省人在台灣的處境。

除了上述分離的策略，我認為龍應台還運用了大量混雜的寫作策略。1947的二二八事件和1949同樣都是苦難，但可以混為一談嗎？自身的受難是否就能抵消壓迫他人所造成的苦難？我們先看看本書在描寫台籍日本兵在南洋當戰俘監視員的處境，龍應台以二個完整的章節來談，她的口述研究中呈現了身為一個受難者與壓迫者的綜合體，不只受難，還有被迫的壓迫，最後，這被迫的壓迫還成為被判刑的理由，這成了第二次的受難，如果他回到「光復」了的家鄉，那麼就要經歷被排斥的第三次受難了。在她的文本中，細緻的呈現其中的台籍日本兵在這二種角色下的受難與壓迫的遭遇和歷程。

 反觀她如何處理自身及外省族群的受難和壓迫他人的經驗呢？德國人、日本人和國民黨，甚至美國人、澳洲人和台灣原住民，這些有著壓迫他人或受難經驗人群的經歷橫貫整部著作，龍應台以其驚人的文字駕駛能力在不同的族群和不同的故事門來回穿梭，互相補充，也互相論證，但也由於這樣的寫作和修辭方式，讓不同的苦難狀態在強烈的情感渲染下被混雜，被等同。她本書的最後一句話是：「…我不管你對正義或不正義怎麼詮釋，我可不可以說，所有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姊妹？」這句話可以說就是本書的寫作指向，她讓受難的經驗混雜與等同，避開對事理的細緻爬梳。我認為，的確是有可以等同的地方，尤其是在論及個人的命運在遭遇到國家和戰爭機器時的身不由己和苦難，而本書在這個面向也經營得相當好，然而，他以訴諸共同的受難心情來做為修辭的策略，而不去處理其他族群所關心的正義或不正義，是有所缺憾的。我不認為她不關心何謂正義與不正義，彰顯自身族群或其他族群的受難經驗，讓被主流社會和國家所壓抑的苦難聲音重見天日，正是龍應台多年寫作的一貫訴求，尤其，這本書更不是一本脫離當代關懷的書，她有意識的要和當代的主流意識形態對話，因此，若能直接的處理外省族群受難與迫害的整體圖像，就如她寫台籍戰俘監視員那般，而不是分離和混雜，我們將更能看清一群人的樣貌，更能體會彼此的處境。 

總的來說，雖然我對於龍應台在處理自身群體的書寫上有所質疑，但基本上，我是很喜歡這本書的，也相當推荐給其他人閱讀，在當代台灣的歷史論述上，政治化後的「本土」論述有愈來愈獨大的趨向，這種趨向也標示了某種形式對外省族群的壓迫，所謂的「本土」在這點並不是無辜的。而這本書讓我們看到了外省族群和當時代人們的共同的與不同的苦難，我認為這就相當具有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