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文章數：52 |
 教育改革的《飢餓遊戲》 |
| 時事評論｜公共議題 2014/07/07 14:13:22 |
人們對教育的錯亂感比二十年前的教改有過之而無不及，當時許多人認為教育的問題根源來自政治的威權，在威權之下教育方式僵化，沒有人的尊嚴，沒有適性發展的機會，沒有來自對地方和文化的尊重，人們被劃分成不同等級，人們帶著脫離權威的期盼，教育之中的權威和僵化看似被狠狠打擊，但實事顯示，人們自始自終都沒有離開他們宣稱想要打擊的事物。能力分班被要求為常態分班，多元入學方案讓人們相信特殊而多元的才能被看到，但我們發現有能力發展特殊才能的更多來自於有資源者的後天養成，二十年教改讓坊間補習班成長三倍。人們脫離了國立編譯館單一版本的制約，原是為了鬆挷國家對教材的控制，但為了讓入學考試「公平」，去除分配的誤差，於是統一的課綱被制定，國家的審查重新找到掌控的位置，不同版本的教科書以同樣的標準被整形。雖然這時「聯考」被改稱「基本學力測驗」，但為了維持分配的鑑別度，基本學力測驗一點也不基本。當學習被視為上名校的要求，那麼能取得高分就是最好的教學，滿級分成為被吹捧的成就，宣稱「活化教學」的招式是為了讓學生「記住」更多的答案，而不一定更會思考。總的來說好老師和好教學的定義一如以往，換湯不換藥，所以不用考卷的老師和沒有補習的學生仍然是異類。表面上升學的方式變多了，但國家權威的控制回來了、僵化的教育方式回來了、考試壓力回來了、連體罰屁孩的正當性都想回來，只有向上流動的機會和教育的報酬沒有回來。 當我們看不清二十年教改的成敗之處時，十二年國教的改革讓教育批評變得鎖碎和混亂，這是因為我們無法分辨不同社會位置的意識對教改所產生的作用。我想讀者可以先分辨自身在教改中的社會位置意識，為了討論方便，我大致把教改的社會位置意識分為三種，以整體國力為主的積極資產菁英意識，以個人社會複製為主的保守資產菁英意識，以及社會公平為主的社會意識。這三類意識的主張並非一分為三，而是交互重疊或矛盾。我以意識為做分類，是因為有些資產菁英擁有很強的社會意識，而又有廣大的中產或底層人民，則擁抱著保守資產菁英意識而不自覺。 不論是二十年前開始的教改或今年開始的十二年國教，表面上最想要改革的都是僵化和非人性的教育內容和方式，但成效不只有限，教育公平性更是倒退式的成長，這主要是來自於我們的教育分配模式。我們以為把聯考變成基測就可以減輕學子壓力，就可以避免考試領導教學，讓教學正常化，但這個意圖是完全失敗。為什麼考試重要？因為愈高的考試成績可以把你分配到更多更好的教育資源，包含聰明的同學、知名的老師、政府的好康，還有在各種資源充足的人脈和大都會。這些進入明星高中的人就理當進入知名大學及擁有最好的社會地位。這就是問題所在，分數是用來分配社會地位用的，於是即便家長知道現在的考試教育方式很腦殘，但他們並沒有打算要根本的改變這種學習方式，因為考試能夠精準的讓那些最有優勢的人保有優勢，尤其是「公平」的考試。這次高中「免試」升學第一波出來抗議的其中一個家長，憤怒的指控自己的孩子有5A++，只有作文沒有拿到最高級別，痛批以作文做為評定的項目，她證明政府錯誤的用語是：「我家是住羅斯福路的！」，這是保守資產菁英最赤裸裸的告白。 最「公平」的考試就是不要有太多模糊的可能性，要有標準答案，考出的成績要有鑑別度，區分出程度的高低，這種關心可以由這次十二年國教把會考成績由三級改為七級看得出來。三級的設計是為了讓學生追逐分數的壓力少一些，教育可以正常化一些，但如果只分三級，那麼「我家住羅斯福路」的高昂投資將和其他人沒有差別，會有更多人一起分享同樣的資源，或是要冒著同分抽纖的不確定性，這都影響了支配地位的複製，投資付諸流水。「公平」的預設是，分數高的人可以全拿或拿最好，「公平」更根本的預設是，人是可以不公平被對待的。二者相加的結果是不公平的「公平」被各種理由合理化，當你分數比較差的時候，我們會說是你不「努力」，又或你不「優秀」，於是你拿得少，接受低品質教育或低薪理所當然。早已經有許多研究顯示，台大學生多來自大台北都會區，單單大安區（羅斯福路旁），一個區的台大生就比改制前的台中市和高雄市還多，家庭背景多是中高層白領，資產家庭所擁有的「文化、錢或資源」才是教育分配最大的變項，而非天生才能。所以，那些在教育投資最多的人，不能不在乎「公平」。許多文章宣稱過去上台大的多是貧寒子弟，然而過去的學生之所以看起來沒有這麼大的階級差距，主要來自於社會本身就沒有像今天有懸殊的社會差距，2005年收入前5%家庭和後5%家庭差距55倍，2011年則來到96倍，過去和今天的貧寒所面對的高牆並不一樣。過去民間經濟發展讓向上流動的機會較多，於是對教育的分配沒有這麼明顯的剝奪感，並不是因為過去的聯考制度真的公平到哪裡去。 我這樣說「公平」也許讓人不太服氣，任何曾經努力過的人都相信自己努力的價值，尤其是為數最多的中產階級，你相信自己取得成績或地位的資格，這種資格背後的才能和努力成為我們自我認同相當重要的一部分。然而，我們大多數的人也都知道社會不公平這件事情，不過僅限於爾偶閃過心中的不平，比如看到富二代把正妹開法拉利的時候，其他時候我們會忘記它，我們只會記得追求不公平下的「公平」。有一個笑話也許可以拿來說明。有二個人在野外遇到一隻熊，甲飛快的逃跑，乙問：「我們可以跑得過熊嗎？」甲說：「人一定跑不過熊。」乙問：「那為什麼還要跑？」甲說：「我只需要跑贏你就可以了。」我們社會大多數的人接受這個遊戲，忘記它的荒謬，是因為我們相信自己不是跑最後的那個人，而且有跑在前頭的機會，若要贏最後那一個人，若要成為勝利組，我們也需要「公平」，以「努力」和「優秀」包裝正當性的「公平」。我們選擇遺忘「公平」背後是不公平的。 所以在「公平」之後我們要持續追問的是，我們有更好嗎？我們花了更多的金錢和資源，卻換不到等值的成果。可以平行觀察的是，這十多年來台灣的Ｍ型化社會成型，廣大的中產階級消失中，成為身背學貸、買不起房、不敢結婚生小孩的中低產階級後代。政策上，中央政府持續對企業優惠，受薪大眾還被多課二代健保，地方有劉政鴻之流，強拆大埔的不公不義，徵地賺錢，資產擁有者支持五星級縣長犠牲弱勢，幫助縣長把人拿去餵熊，跟在縣長身後讓自己手邊的房價上漲，只要我不是那個被熊吃掉的人就好。當大家幻想著在「公平」的遊戲中出人頭地時，付出代價被熊咬的是大多數人民，薪資占ＧＤＰ比重下降，薪資課稅卻創十年來新高，反之企業收益占ＧＤＰ增加，而非薪資所得卻課不到税。老闆不會告訴你他占你便宜，他會鼓勵你要更「努力」，你會因此得到「應得」的報酬，如果被熊吃了是因為你懶惰或平庸，你活該如此，你大多時間會相信，也只能相信，在聯考和基測的遊戲規規則中，自小父母和老師都是這樣說的，學校意識和企業意識可說無縫接軌。資產菁英可以經由長久的投資，化成一隻鳥直接飛入明星高中，以「公平」的姿態飛進去。城鄉差距和社經條件Ｍ型化讓資產菁英取得更大「公平」的優勢。中產之家的孩子對於「公平」說不定只能更在乎，我們比那些有錢人更緊緊抓住他們所創造的遊戲規則，更在乎明星高中的存在，因為我們身後就是熊，而且只能在地上跑，行文至此，另一個比喻也許更貼切，我們不過是在參加一場只有少數人是贏家的《飢餓遊戲》，我們必須「公平」的彼此廝殺，以取得活命的合法性。 有一種趨力因而形成，當明星學校拿的愈多，競爭就愈激烈，我們就愈在乎「公平」，也就愈不能容忍一點點失去的誤差，不能容忍沒有標準答案的題目，人們花力氣爭論遊戲之內公不公平。在這些氛圍下我們如何期待老師教那些沒有標準答案，但卻更有思考性，更有價值的東西？學生明知背的東西一輩子用不到，但卻會努力的去拿分數，那些很重要但與分數無關的東西在公平遊戲中沒有立即的投資價值。 這裡要談清楚的重點是分配，競爭也許是社會進步的動力之一，但只要我們相信某些人比其他人擁有更多或最多的東西，特別是差距很大很大時，分配問題就會成為教育的核心，分數就是一切，進而扭曲教育的價值，尤其是義務教育階段。若你問我現在國高中教育有沒有實質的變化，我會說有，但非常有限，會考還是升學的關鍵，於是段考還是評定成績的最重要標準，平時小考的考卷照訂，甚至教科書商直接贈送，所以活化教學要活到哪裡去？ 我反對長久以來「壓力」和「快樂」學習對立的迷思，有壓力就不快樂，有快樂就要沒有壓力，為了生存，於是壓力理所當然比快樂重要。壓力本身不全然是壞事，破壞性的壓力和不快樂來自於無意義的大量學習，若以學生的學習動機和意義為中心，讓學生不用為了分數時時緊繃，那麼壓力就不成其為壓力，學習的快樂也不在於表面上的歡樂，而在於學習的意義和價值感。因此，要改進義務教育的品質，爭奪分配的強度就不能過高，也就是資源的分配不能差距太大，學生不會因為少一分或多一分就讓升學資源天差地遠，減輕對短期「公平」的焦慮和壓力，減輕落入不利處境的生死恐懼，家長、老師和學生才有餘力把教育放在長久有益的立基點上，學生才可以更專注發展自己的興趣和才能，教師的注意力也才有可能發展那些更有思考力但卻沒有標準答案的教育方法。有了長遠的眼光，以及當下學習的意義感，壓力就不成其為被迫壓力，而是主動承擔和樂在其中，在克服集體的短線生存焦慮之前，真正的活化教育不可能實現。 保守資產菁英意識批評這是平等主義，批評教育都要消滅精英教育，有錢人會轉向私立「明星」高中，窮人就讀不起這種學校。我的看法是公立「明星」不會消失，無法消失，也不必消失，但「明星」的光環需要分出去，我們需要的是資源和學生素質差距沒這麼大的明星，以及有自己特長的明星。有錢人總是會有出路，私立明星高中的出現可以預期，但要請他們自己多花一些錢，而不是花納稅人的錢，而公立明星高中不必然就没落，辦學好的學校自然會吸引資源不多但優秀的學生就讀，每個人都還是有機會爭取較均質化後的明星高中，只有在國家不願意把資源放在公立教育時才會讓私立取代公立學校成為唯一的明星。這幾年繁星計畫讓地方上的前幾名學生可以進入大學，這在去年讓除了建中北一女外的各縣市明星高中入學PR值大降，也就是有許多成績好的學生選擇留在家鄉附近的高中讀書以取得繁星的資格。優秀學子也許會失去與優秀同儕在高中同班的快意和光環，但學子十八歲前都可以留在家鄉，他們可以擁有更多的家庭支持，更多土地關聯和對鄉土的認同，在家鄉讀高中就可以進想要的大學，國家資源更有機會放在地方（但值得觀察），而不是由大都市在義務教育階段就獨占最優秀的學生及教育資源。以社會意識的角度而言這是受歡迎的。 明星高中的爭議帶出的另一個議題是精英教育會因此打折嗎？李家同支持過去的分班分級制度，近來他以一個感人的故事讓大家知道一個有理想的教師如何拯救了一群偏鄉又程度不好的學生。單就理論而言我支持李家同，看來頗為關心弱勢，但偏偏每一個老師都有血有肉，有個人好惡，並非完人，這就是數十多年來能力分班被批評的地方，能力分班其實就是日治時代種族隔離和階級隔離的變種。我永遠記得國中時最新的課桌椅被送入Ａ段班教室，我們準Ａ段班則是一切如舊，走過Ｂ段班的教室則「每張桌椅都是殘破與塗鴨的藝術」。這種能力分班在乎的是升學率，放牛班在這種標準下沒有業績價值。能力分班在理論上可以提高教學效率，但那是對誰的效率而言？人性和升學業績讓它變成噁心又殘暴的歧視，得利的是那些原本就是天之驕子的一群人。有理想去關心弱勢學生的教師不會受到體制的鼓勵，更真實的情況是受到打壓和忽視。我們需要配套的方法，要把學生的進步視為老師的績效和榮譽，而不是只看優秀學生的升學率，教育弱勢生的老師要被體制支持和重視，而不是期待聖人老師獨自面對壓迫弱勢的制度，這種聖人老師故事和窮小孩只要努力就能上台大一樣，都是以少數個案謀殺制度的資產階級式謊言，又或中產階級式天真。 我曾在某Ａ國中代理一年，隔壁有另一個Ｂ國中，十多年前這二所學校班級數相近，但今天Ｂ國中班級數只有Ａ國中三分之一，升學率在該市多年數一數二，某老師得意的說Ａ國中有「光環」。有一個在Ａ國中待十多年的資深老師認為，兩校其實沒有太大的差別，關鍵的差異在於Ａ國中十多年來都堅持嚴格的常態分班，導師任教的班級也在操場上公開抽籤。以我四年的教學資歷，我在這個學校開了最多的領域教學會議，上了最多的教育研習，也以最短的時間進入教室，這是整個教學環境呈現出的氛圍。我無法直接證實她歸功於常態分班的推論，但以我的觀察，常態分班的優勢非常明顯，首先，沒有任何一個班級被放棄，老師每一班都要好好教，第二，學生程度沒有差太多，老師教學和帶班就直接反應在成績上，於是學生成績較差的班導師也最焦慮，我這個歷史老師也最常被這樣的老師緊盯。最頂尖的那一群學生是否因常態分班而更優秀或退步，這我無法判斷，但若他們因為沒了學校特權就大受影響？這可能就太誇張，他們擁有培養子女最多的資源。因此真正影響升學率的，是大批中等程度的學生，他們比過去接收到更多更真誠的關照及合理的資源，這一批中等程度學生的提升才是學校升學率上升的關鍵（程度弱的則不一定）。常態分班讓學校整體實力提升是相當可信的，我相信城鄉教育資源的拉近對國家也會有同樣的整體效果。 德國的分流教育也面臨階級化的嚴重問題，上「文法高中」（類似於普通高中）的學生當中，大多數父母當年也就讀「文法高中」，過去幾年德國開始推動「課外活動」，類似於補救教學（不是台灣的第八節課輔，假補救），以提升技職學校學生的程度，德國PISA測驗成績在ＯＥＣＤ國家中，由2000年的21名進步到2009年的15名。這次十二年國教有一個看似不錯的制度，學生的成績屬三級中的不精熟者要補救教學，聽說教育部會「考核」學校補救的成果，我們等著看是不是玩真的。 十二年國教讓我有些疑惑，一個這麼精英資產取向的中華民國政府怎麼會主動放鬆對菁英教育的獨占，推動許多具社會意識的教育政策？我認為，今天這些主政菁英發現，他們以階級複製為核心的教育成本太高了，他們雖然比其他階級更有效率的把一推有用無用的僵化知識塞進子女腦袋，在國內的「公平」遊戲跑到前頭，但當他們走出國際，遇到那些自小受到靈活思辯教育的競爭者時，他們明顯感受到自己的不足與威脅。這些年台灣經濟的停滯，人才的外流，讓他們發現他們把國家弄成Ｂ國中而不是Ａ國中，他們不但把踩在腳下的巨人踩到B1，也讓自己在遊戲中花了大錢卻有可能把自己弄得更笨，只用「公平」遊戲把其他階級踩在腳下已經無法讓菁英階級在人才素質上與國際競爭，階級複製遊戲的惡果已經自傷其身。也就是說，把分數的競爭性降低，以換取活化教育的成分提高，也許正是主政菁英所希望，所以我不認為主政菁英想把菁英教育消滅，而是菁英教育的轉向，轉向足以與讓自身保有優勢及國際競爭的教育方向，所需的是能力實質的提升而非分數，我暫時把這樣的立場視為積極資產菁英意識。 十二年國教中的改革動力不是草根民意，也許更多來自國際的競爭壓力，由體制內的官僚菁英發動，而非二十年前教改是由民間菁英發動。政府目前需要說服的對象是死守傳統分配遊戲的保守資產菁英，還有多年來「被教導」得太好的中產大眾，那些一輩子只知道「公平」《飢餓遊戲》的中產大眾，或是不再能撒錢就能精準複製的保守菁英，他們正為失去「公平」而不安。這真是一件諷刺的事情，當我們承認和支持這場分配遊戲必然有人應該被熊咬一口時，教育資源的分配不均是可以接受被合理化時，大多數的人們永遠不可能逃過對熊的恐懼。我們的擔憂在瑞典人眼中是多餘的，瑞典深受社會主義的影響，媒體關心的往往不是明星學校，他們更關心義務教育對學生有沒有幫助，認為不同的學校要提供相同的品質，老師花更多時間在表現較差的學生，而非成績好的學生，要檢討的是學生表現不佳的學校，而非進入明星學校的方法，因為他們沒有所謂的明星學校，只有少數人進入學費昂貴的私校。人人平等，扶持弱勢是中心思想，最弱勢者不需要恐懼，中產大眾自然也不需要擔心，因為沒有人應該被餵給熊，比起台灣，瑞典看起來更像真正的「命起共同體」。 最近一些有社會意識的文章認為，5A++落馬顯示了階級複製被削弱了，我認為這是天真的看法。資產階級學子沒學校讀並不是社會正義的實踐，我相信這種巨大誤差未來可以在技術上克服，長期來看，對於保守菁英而言這意謂著複製的精準度降低，如作文一科，就不一定是有錢就堆得出高分，然而整體來說，個人的無法精準，並不表示資產菁英階級的無法精準，階級的整體性優勢完全沒有受到動搖，對於積極資產菁英意識來說，這只是「活化」的代價，是優秀「標準」的轉移。懸殊的貧富差距讓菁英家庭不需要把力氣花在爭奪公家教育資源，他們在資本市場上奪取資源的能力更強、更有效率，也更不受管制，由此可以轉換為子弟的資源，他們期待「僵化的」義務教育可以活化，至少不會成為培養子弟的絆腳石。這些討論都還是在「公平」競爭的思維上打轉，不是社會意識的重點。 目前台面上多是主政菁英和保守菁英觀點的對話和妥協，我認為這是危險的。社會意識取向者在大方向上可以階段性支持主政菁英的大方向理念，打擊保守菁英的偏狹複製要求，但卻不能忘卻自身的主張，教改二十年原本也是要打破能力分班，活化教學，結果學測還是淪為階級複製的打手，活化照樣僵化，明星高中和貧富差距，吃掉了破除能力分班的社會意涵，在保守勢力的反撲下，大台北地區還是保留了最高比例的特色（考試）招生，媒體上滿滿是保守資產菁英意識的批判觀點。社會意識的力量並沒有在二十年教改中發揮真正的影響力，這次十二年國教更是沒有穩固的社會意識監督，以致於民間各種復古思想化石－聯考、能力分班、體罰，5A++上不了第一志願等－《飢餓遊戲》法則得到發聲。教育不可能自外於社會和政治改革，我們有必要對這個由上而下的社會改革抱持著警戒，積極資產菁英並不是社會意識的堅定支持者，他們在保守資產菁英的壓力下極易妥協和變質，二十年的教改證明了這點。 目前偏鄉教師只有三千元的津貼，考上正職後則紛紛申請改調都會學校，地方政府的政策只想到像當兵一樣把老師挷約三年，蘭嶼去年開學時居然沒有數學老師，還得發動網路力量才找到。偏鄉學校在成本考量、少子化和城鄉移動中一間一間整併，代課教師流動大且缺乏，這些都是偏鄉在制度上被剝奪的結果。繁星雖然有我先前所提的優點，但繁星提供的是最不用花錢的高中名額，而非提升教師和學生能力的教育投資，更不代表地方建設和發展就更被重視，繁星可以讓地方教師和學生能力在不變的情況下，讓偏鄉進入大學的統計數字增加，若繁星無法在能力有實質的提升，這就只是一種短線灌水的政策。國教改革的核心內容是活化教育，活化教育需要更多的合作、表逹與綜合思辯能力，擁有較佳基礎能力的菁英子弟，將會是直接的受惠者，若無法讓基礎能力不足，表達沒有自信的弱勢子弟有適合的活化教育方案，那麼活化教育將如多元入學方案，立意好而受惠者還是有錢有勢者。我們可以說十二年國教有更多的社會分配改革姿態和機會，但實行起來是否可以抵得過階級間和城鄉間掠奪的速度，就如口喊打房卻愈打愈高，結果又是一場表面式的社會德政，空留姿態而沒有做為？我們需要檢視的不只是有沒有給糖水，而更應該是有沒有真的變胖。 許多復古思想的支持者是第一線執教老師，例如他們認為那些主張不體罰的人沒有在中南部教過。某種程度上他們說的是對的，對於學習成就較低的孩子來說，乖乖坐在教室裡本身就是一件挑戰，若依適性教育的理念來看，若不能體罰理當要有更多的老師及資源協助這些在教室中適應困難進而破壞秩序的孩子，否則老師就會在執行這種「愛的教育」時感到沈重負擔，但我們的政府顯然沒有伸出太多援手，老師可用的就是手邊的教育資源和手段，體罰－做為一種低成本的掌控技術，做為一種可以減輕教師負擔的手段，不用嗎？在這裡我雖然同情老師，但也必須指出老師在這場資源分配中的角色，老師們吸納了教育對偏鄉或低學習成就學子的壓迫，把這種壓迫以體罰的形式轉而施之於學生身上；反之，若堅持教育部的不體罰政策，又或愛學生而不忍為之，老師教學癱瘓或操死的可能就是老師自身。在傷人傷己的矛盾下，許多老師進教室後很快的丟掉師資培育時的理念，對體罰進行合理化思維，成為自我的救贖。我不想指責個人，就如我不想吹捧聖人，要問是什麼讓偏鄉老師在「沒有資源的理念」和「保守的壓迫」這二者之中痛苦選擇？我們需要保持社會意識的思維，而不是任由主政菁英和保守菁英二者主導議題，這二者都不是出路。 這些復古保守思想是掌控和排除中低層家庭學子的低成本手段，在二十年教改中被打擊後卻仍然有許多人買單，除了對教改整體的失望而來的懷舊，也是因為階級在教育上的複製壓迫仍然有市場，中產大眾若因為二十年教改的挫敗就單細胞的認為「還是過去聯考好」，就完全落入保守資產菁英意識，在社會結構支持著壓迫體制。主政菁英過去在都會中所創造的條件遠比偏鄉或弱勢者更好。呼應本文一開始的論述，並不是過去擁有的東西不見了，而是應該去除的東西也許從來沒有離開，威權的壓迫，對弱勢的剝奪，不公平的公平，這些壓迫以新的形式和二十年教改後的制度結合，在未來十二年國教中，也可能以另一種看似善意的理念和政策再次現身。因此，社會意識要留意的是，未來主政菁英有沒有創造有利的條件讓理念落實。 活化教育讓人們有機會貼近教育的本質和人的尊嚴，也是國家整體競爭力提升的關鍵，我帶著如履薄冰的心情支持十二年國教的理念和大方向，但前提是要有實質的均質化做為個人發展的基石和希望，主政菁英是否有做到，對待弱勢者和偏鄉的態度正是最真實的指標，把每個人視為我們的兄弟，我們才真的可以讓自己的子女逃出獵殺的「公平」遊戲。《飢餓遊戲》的「飢餓」這二字取得太好了，出於對生存的飢餓，我們刀刀見骨的都是同樣處境的人民，但真正要砍掉的其實不是參加遊戲中的人物，對吧！ 朝向均質化是活化教育的關鍵，這樣的均質不只在教育體制當中，更在社會體制當中，在貧富差距加大之下，社會階級的距的影響愈來愈關鍵。社會意識必需監督主政菁英是否只是想要在分配鬆挷和教育活化之間取得妥協式的平衡，給一點點讓人閉嘴的糖水，只給出「沒有資源的理念」，而非衷心支持社會意識，有些跡像足以讓人憂心，目前政府是以蠻橫的態度在推動十二年國教，而非充分的溝通，溝通後妥協的居然是明星高中特色招生比例降不下來，會考三級變成七級，這些都是本來要讓學生減輕競爭壓力，教學得以正常化的設計。我們還要擔心十二年國教是否正在變質當中，來個換湯不換藥，成為另一種社會平等的假背書？我們必需用社會資源分配的角度持續監看，我們需要社會意識的眼晴檢視不公平的「公平」。 |
| 最新創作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