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民國播遷來台的歲月裏，日本一直是被國民黨鼓吹為敵國的一種存在，不但有各種抗日電影被製作出來，更在教科書裡鋪天蓋地的描述著種種日本政府對中國所做的負面表現，於是乎，台灣人就這樣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置身於看似極端荒謬的民族定位之中。其意圖不外乎就是為台灣人釀造一個人造敵人，以便於推動台灣人轉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奴才，重現明鄭時期的歷史一般。

其實只要順著國民黨醜化的思路反向思考，尋找著國民黨隱諱不提的方向去挖掘史料，會很容易讓我們發現，誰是我們的敵人？誰又是我們的同胞？

在台灣的教科書中，可以說，我們已經了解了國民黨試圖醜化日本的所有主張與說法，那麼日本在歷史上又是怎麼看待對中國與清國的所作所為呢？要釐清這一點，就要提提甲午戰爭前的九連城之戰，根據日本官方的《日清戰爭實記》記載，1894年10月25日，日軍未經戰鬥，輕取東北重鎮九連城，駐守此處的清軍，早已聞風而逃。九連城“當地居民簞食壺漿迎我王師，攜來雞和豬獻給我軍”，日本隨軍記者因此感慨:“‘東西旦夕相望，庶民子來’，古人之言，不欺我也。” （第十編）日本陸軍大臣、親自擔任第一軍司令長官的山縣有朋，隨即下令發出安民告示，免除當地百姓本年稅款，“告示貼出以後，效果頗佳，逃避戰亂的人陸續回家，其中甚至有人請求為日本軍隊效力。” （第九編），不可思議嗎？國民黨史觀節節不敢清楚描述當地清軍如何敗逃，又如何不戰而退，不過我們只要對照日本歷史，即可知道台灣人所被隱瞞的，不敢被透露的歷史真相是甚麼。

其實甲午戰爭開戰時，日本曾清楚擬制了一篇文采飛揚的告示《開誠忠告十八省之豪傑》，這篇短短的告示，從滿清“劫奪”明朝政權開始說起，“滿清氏原塞外之一蠻族，既非受命之德，又無功於中國，乘朱明之衰運，暴力劫奪，偽定一時，機變百齣，巧操天下。當時豪傑武力不敵，吞恨抱憤以至今日，蓋所謂人眾勝天者矣。今也天定勝人之時且至焉。”隨後，它對滿清的內政外交、尤其是清廷在直接引發中日衝突的北韓問題上的作為進行了全面攻擊，宣稱“上天厭其德，下民倦其治”，所以滿清一敗再敗，“蓋滿清氏之命運已盡，而天下與棄之因也”。告示說，日本“之所懲伐在滿清朝廷，不在貴國人民也”，“貴國民族之與我日本民族同種、同文、同倫理，有偕榮之誼，不有與仇之情也”，號召中國人“絕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勢，唱義中原，糾合壯徒、革命軍，以逐滿清氏於境外，起真豪傑于草莽而以託大業，然後革稗政，除民害，去虛文而從孔孟政教之旨，務核實而復三代帝王之治。”

類似這樣的檄文，充斥了甲午戰爭期間的日軍文告，如果翻看國民政府教科書中，肯定不會提到這一段，不敢提到這一段。日清甲午之戰，日本提出的戰爭訴求就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解放之戰”。驚訝嗎？其實先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訴求的，日本還在孫中山之前。

同年11月初，日軍進攻大孤山，諜報說當地居民已四散逃亡，日軍隨即將一名原籍大孤山的清軍俘虜孫某釋放，要求這位“親眼看到了大日本軍隊紀律嚴明、秋毫無犯”的戰俘，回鄉宣講日軍“恩德甚多”，“孫某感泣俯伏，謝恩而去”。隨後，日軍進入大孤山，孫某率家人和鄰居們跪迎，說:“大王到來，愚民等焉能不歸順？” （第十三編）此類記載在洋洋五十卷《日清戰爭實記》中頗多出現。我們雖然可以質疑其中的誇張成分，然而對照彼此的歷史記載，會發現即使到了二戰，在日軍進攻河南的戰役中，當地民眾依然會群起響應日軍，而向平時殘民以逞的“國軍”發起攻擊，這就是貫穿始尾，國民黨軍始終不敢提的抗日真相。

那這與台灣有甚麼關係呢？這關係可大了，就在1895年3月，清日戰事進入尾聲，馬關談判才剛剛開始，日本陸海軍乘勝進軍台灣。根據宗方小太郎的隨軍日記記錄，台灣附近的澎湖縣漁翁島當地百姓派代表“前來哀求保護，因言語不通，故書‘仁義之師’與之”。次日，百姓代表再次前來，“哀求寬大施恩，垂憐拯救窮民流離之苦。這樣的記載，國民政府始終不敢公諸於教科書上，但只要尋找日本歷史的記載，就知道日本軍隊也被台灣百姓當作“反清復明”的光復大軍，後來的辜顯榮義士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領著日本軍進台北城的。

這一年稍晚，一群海外華人求見日本駐廣州領事，要求日本人為他們在廣州將要舉行的暴動提供幫助，與遠在東北、華北節節勝利的日軍遙相呼應，卻遭到日本婉拒。暴動在沒有日本人直接支援的情況下開展，遭到慘敗。暴動的領袖事先得知了清廷即將鎮壓的消息，在最後關頭滯留海外，沒有進關，他的名字叫孫文，又稱孫中山。在後來的電視劇中，一名叫陸浩東的暴動者，為了取回他設計的暴動旗幟，而在最後一刻被官軍擊斃，他披裹在身上的那面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後來成為民國的國旗，只是，民國史家在敘述這段被稱為“廣州起義”的革命歷史時，不再提及革命者與日本的親密關係，並且這群史學家也不敢明說，同一年在台灣爆發，日本對台灣民主國的乙未之戰，這群海外華人是非常願意站在日本這一方的。

十三年後，1908年，日本軍火走私船“二辰丸”（Tatsu Maru）號在澳門海面被大清水師截獲，引發日本和葡萄牙當局激烈反彈，清廷無奈下被迫妥協，此事激起近代史上第一次民眾自發的大規模抵制日貨行為。同樣的，後世史家在盛讚此類“革命”行動的同時，也矢口不提起因是日本為革命黨走私軍火。（二辰丸事件）

縱觀世界史，一個民族成為另一民族殖民地的歷史比比皆是，但似乎還沒有別的民族在形成群體認知時，遭遇像台灣這樣的尷尬處境：歷史的記憶斷點硬生生被橫切，使得敵我意識錯亂，內外不分。

同文同種、並且自古擁有大量漢人移民的日本比滿清更能代表“中華”，在它的軍刀揮向台灣的同時，它也掀起了台灣人紛繁複雜的民族主義潮流。後世學者在研究二戰中日本在台建立政權方面，驚訝地發現居然有無數的當地要人願意與之合作，並且日本也投以熱情對待，不但與之建設，且投入遠較其它占領地更多的資本與人力，與先前滿清據台時期的荒草野地相比，台灣社會發生了難以想像的進步幅度，在短短五十年內迅速步入現代化社會，這也是國民黨隱諱不提的史實。

許多中國人總會強調被日本鬼子征服就成了日本奴才，然而與他們被灌輸的意識與另一邊對照，其所隱諱不提的史實便呼之欲出，那就是在二戰時期之前，被迫成為清國奴的中國人眼中，日本才是真正“中華”，是文明社會的最先進象徵，而每一個走過日治時代的本土台灣人都清楚這一點。

為什麼會這樣呢？

國民黨在國民革命時代所訴求的民族主義，以簡捷、直接、激烈、著重於破壞的“憤青”形象出現。而梁啟超和楊度等所謂立憲人士，就沒有這麼灑脫，畢竟他們曾受過滿清薪資恩義，滿清為其衣食父母，故思量著重於“私利”而非“破壞”，因此，不得不在複雜的現實政治糾葛中，殫精竭慮地思考同樣複雜的民族關係。正是在這個時候，歐洲的現代民族主義理論在中國得到了廣泛地傳播，並最終推動了革命派對滿州民族的投降與妥協，而將革命過程中十分有效的“驅除靼虜”口號，轉變為跪求滿蒙外族合作而委曲求全的“五族共和”。

於是乎，到了當年中國一般漢人的心中，國民黨可說是徹底的背叛了漢人，從“驅除靼虜”到了投降韃虜搞“五族共和”，這種跪求外來侵略者搞共和本身是沒有經過全民公投的，也沒有做過民調，是根本沒有中國民意基礎的。這種轉變，使身處於殖民地下的大多數漢人面臨了絕望的窘境，不得不將希望轉投注於日本，視日本為王師。受到了漢人鼓舞的日本民族主義因而變得更為激進，後來果然就暴發了中日大戰，被美國擊敗後放棄台灣主權，之後國民政府遷台云云。

在近代民族主義發軔之際，台灣人就這樣再三地被謊稱為漢人，其實已經降滿叛漢而為滿清遺儲的國民黨蹂躪來蹂躪去，屢屢被迫置身於看似極端荒謬的民族定位之中：誰是我們的敵人？誰又是我們的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