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趨勢中婚姻移民之人權保障

—全球化、台灣新國族主義、人權論述的關係*

廖元豪**

壹、前言

跨國婚姻，或婚姻移民，是台灣近年來極為重要的一個社會現象。這樣的現象將會（已經？）改變台灣這個「國家」的傳統形象。我們應該如何因應？移民法制與政策，應該對這個現象嚴加防堵，或是敞開大門歡迎？

在二十一世紀全球化風行的今日，台灣的移民現象顯然不能純從傳統的主權觀點來處理。全球化既是台灣跨國婚姻的成因，也是法律與政策在因應時所必須考量到的重要因素。

然而，很遺憾的，在欠缺對跨國移民與全球化的認知下，加上採取落伍版本的國族主義（nationalism）思維，我們的移民法其實是一整套「移民管制法」，而非「移民權利保障法」。亦即，所有法律的基礎，基本上是負面且未加深思地預設這些新移民乃是社會「問題」、「入侵者」、「資源搶奪者」；而全未深入理解為何會有移民現象？新移民對我們的貢獻為何？即便行政院於2005年八月重行提出的「入出國及移民法修正草案」，也還是站在這個基礎上面，毫無進步跡象。[1]

作者在移民法制的研究上，不僅是一個「客觀」的研究者，也同時參與了移民人權運動。同時也深受美國批判種族理論（Critical Race Theory）的影響，深信人權與正義的論述，不但無須避諱，而且「應該」納入作者主觀的熱情與經驗。[2]因此這篇論文的寫作方式上，不採形式中立的純粹「旁觀者傳統」（spectator tradition）[3]而有意識的採取倡議者（advocacy）的立場，批判現行法制的本土種族主義。當然，這樣的立場只能是論述的「出發點」而非「終點」，作者的倡議依然必須具有邏輯一貫性與論證嚴謹性，[4]合先說明。

本文擬先行分析現行移民法制歧視、侵害新移民人權之處，[5]指出現行政策完全站在本土種族主義之上。接著從全球化與台灣新國族主義的衝突分析此等現象的可能成因。最後試圖站在全球化的理解下，提出保障移民人權的認知基礎，以為修正移民法制，甚至換另一個角度看待與詮釋既有移民法規建立基礎。[6]

貳、以本土種族主義為基調的婚姻移民政策

一、大門深鎖，充滿疑懼與排拒氣氛的國界

—入境團聚的歧視措施

憲法與法律都保障「婚姻自由」、「婚姻制度」以及「夫妻共同生活」的權利。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五五四號解釋明文指出：「婚姻與家庭為社會形成與發展之基礎，受憲法制度性保障」。[7]然而，當台灣人娶嫁的對象是外籍或大陸籍之時，我們的法令措施卻處處刁難外籍或大陸配偶來台行使「夫妻共同生活」的權利；用極為敵視、猜忌的眼光看待原本應該是值得祝福的婚姻。

事實上，司法院大法官早在1989年的釋字242號解釋，就承認夫妻「實際共同生活」的家庭生活與人倫關係，乃是憲法第二十二條保障的基本人權。但我國的法律以及行政措施，似乎未認真看待此一憲法訓令，[8]在「她（他）們」要入境之前，就設下層層關卡。

（一）空泛與歧視的許可條件以及羞辱性的面談機制

我們的法律對「結婚」沒有任何國籍限制。但是外籍與大陸配偶要「來台」團聚依親，卻必須經過許可。這似乎是說：跨國婚姻的「共同生活」，是附條件的。

而相關法律中，各種「許可」與「不許可」的條件，卻都充斥著不確定法律概念，使駐外單位與境管單位取得廣泛而不受約制的判斷權限。這些空泛的用語，如「在我國境內無力維持生活，或有非法工作之虞者」[9]、「有事實足認意圖規避法令，以達來我國目的者」[10]、「其他有危害我國利益、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虞者」[11]、「有事實足認係通謀而為虛偽結婚」[12]、「有違反善良風俗之行為」[13]等。請問，有幾個人能從這些條文中，知道主管機關如何認定「公共安全」、善良風俗」？依民法規定，當夫妻兩人履行了行為地的結婚要件—以我國民法而言，乃「公開儀式加上兩人以上證人」—請問誰有權力輕易認定這是「虛偽結婚」？

此外，政府機關並沒有如國內其他機關，在法律規定很抽象的時候，用行政命令進一步界定清楚這些概念的意涵。所以在所有的法規裡面，我們都找不到「標準」。更糟糕的是：主管機關拒絕許可的決定，甚至可以「不附理由」！[14]在這種情形下，法院或公眾難以追究主管公務員的法律與政治責任—沒有標準，如何評價對錯？實際上形同賦予主管官員單獨評價、決定異國婚姻的權力。

另一方面，這些許可規定，也意味著政府可以「挑選」特定符合我們心目中「高尚」的婚姻，予以實際上的認可；對於那些我們覺得有問題的、下流的、不穩定的婚姻，則以拒絕入境的方式，事實上拒絕批准。例如，「患有足以妨害公共衛生或社會安寧之傳染病、精神病或其他疾病者」可以成為拒絕入境的理由。[15]試想，若兩個患有精神病的「台灣人」結婚，可會被禁止共同生活？台灣人的「另一半」罹患疾病，我們的作法不是「照顧他（她）」，卻是拒絕入境（甚至驅逐出境）？它充分體現了移民制度中，邊境管制的多重歧視！[16]

行政機關沒有明確清楚地界定這些模糊的概念，卻運用「面談」的手段來認定「台灣人的另一半」是否符合來台條件。同樣地，沒有任何法律，明確地規定面談的標準、注意事項、標準程序，或是問題的種類方向。[17]模糊的法律要件，配合上法律中蘊含著的歧視與排斥態度，加上行政單方「我說了算」[18]的決定權限，「面談」往往成了外籍與大陸配偶感到最羞辱的一個過程。簽證或境管官員持著不信任的態度，詢問令人難堪的隱私問題。然後，如果任何答案不能令詢問者感到滿意（天知道怎樣才叫做「未通過訪談」或「說詞有重大瑕疵」？[19]），出現一點錯誤或瑕疵，主管機關就可能拿著雞毛當令箭，剝奪跨國婚姻雙方「共同生活」的權利！以「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進入台灣地區面談管理辦法」，甚至將所有的兩岸通婚「推定為假」，要求當事人積極舉證來證明其婚姻為真實！[20]侮辱跨國通婚，莫過於此！

試想，我們容許同樣的情形—共同生活要主管機關許可、許可的條件非常抽象、主管機關拒絕不用說明理由、面談的時候羞辱鄙視—適用在「台灣人嫁台灣人」的情況嗎？當然不能！但為何卻對跨國婚姻，施以此等限制？這顯然就是將國籍、主權看做高於婚姻、人權的想法；基本上就否定了「婚姻」的普世人權性格。[21]這些法令措施，對婚姻欠缺最基本的尊重。即便是移民法制，對於「依親」、「婚姻」難道不該從寬對待嗎？

在這些法令之下，婚姻不再是基本人權，而只是有賴行政官員施捨的恩惠—如果新娘或新郎是外國人或大陸人的話。

（二）差別待遇的配額

移民法與兩岸條例都明定主管機關可以訂定居留的數量配額。[22]這使得外籍與大陸配偶，即便符合條件，也可能因為申請人數量太多，得「排隊」更長的期間方能來台。（外籍人士之居留配額管制目前似尚未實施，大陸移民之配額則已公布[23]）這樣的規定有什麼問題？

第一，移民法制裡設置配額，初看之下似乎很正常。但是若對「婚姻移民」設數量限制，那就有問題了。

婚姻是基本人權。國家權力不但不該干預此等私密決定，更應該積極保障，維護婚姻共同生活。因此，移民法制必須對「婚姻移民」另眼看待，給予較其他類型移民（如：經濟或投資移民）更「優惠」之待遇，以促進家庭團聚（family reunion）。這就是為什麼美國移民法明文規定包括配偶內的近親，申請入境與綠卡，不列入「總額限制」計算。[24]也是「移工及其家人權利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致力保障移住者「家人團聚權利」的原因。

然而，現行移民法制不但在外人居留上，仍將婚姻移民一併納入配額管制。形同對婚姻生活課處「數量管制」。難道婚姻可以用數量與來衡量？ 

第二，主管機關不僅可設「總量管制」，甚至可以「依國家地區」而設不同的居留配額！亦即，我們喜歡的，看得起的地區，居留配額就開放多一些；我們鄙視、排斥的國家，配額就少些甚至封閉。

這種「移民分等」的措施，既是種族歧視，也是對婚姻生活之不當限制！實在不是宣稱「人權立國」的政府所應有的舉動。

國際法與憲法，雖然都承認國家對於移民可以作相當程度的管制，甚至作「總量管制」。但是不准許政府在外國移入人口中，再依據不同國別或地區，作差別待遇，設定不同的配額。我國已經批准[25]的「消弭種族歧視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第一條，就明文規定，即使是關於歸化、國籍之相關法律，亦不許針對特定國別予以差別待遇，否則就是種族歧視。美國早已於1965年廢除移民之國別限制，其移民法與國內法尚有多處特別明文規定入出國與移民規範，不得依據國別而有差別待遇。以「零移民」為目標之英國，與傳統上堅持單一民族國家的德國，亦分別於1981年與1992年刪除歸化或移入之國別限制措施。[26]

然而我國的移民法、就業服務法、兩岸條例等法律，都明目張膽地要「精挑細選」不同國家與種族的移入人口。彷彿不同國別的人，可以論斤稱兩待價而沽。這種赤裸裸把人—即使是外國人—當作商品的舉動，當然牴觸種族歧視公約，也違背世界文明趨勢，亟待改正。

反觀我們的移民法制，對於以婚姻為主的一般移民，設立種族與總量門檻，讓多少夫妻無法在台灣長居久安，享有平等公民權；卻對經濟與專業移民不加限制。此等作法，與世界潮流大相逕庭。落入種族歧視、侵害人權的窠臼而不自知。既然明知移民國家、多元文化，以及全球化，是台灣必然的趨勢，這些依國別而為的歧視措施，早早刪除為妙。

二、少了一張身分證，就朝不保夕？

—隨時可被攆走的「外籍」與「大陸」配偶

新婚姻移民（多半是女性）來到台灣與台郎相聚，也是台灣人的「另一半」，理也被當作「自己台灣人」，或「半個台灣人」。但實際上並非如此。他們一天沒有取得中華民國國籍並設戶籍，並拿到那張身分證，就隨時都可能因為細故或其他非常不公平的原因而被驅逐出境！

當一個人隨時可能被「驅逐」，家庭與生活中心就隨時可能被摧毀。這時，她連安定生活的權利都沒有，遑論憲法寫得琳瑯滿目的其他權利了。

（一）寬泛且不公的驅逐事由

法律中充滿了各種抽象模糊的「驅逐出境原因」，授予執法官員極大的解釋空間。諸如：「有危害我國利益…之虞」、「危害國家安全」等。尤其是所謂「從事與居留目的不符之工作」，不但可被擴張解釋，而且極為不公—配偶團聚，共同生活，有什麼「特定居留目的」？難道婚姻移民來台，只准從事與生育有關的任務？

這些抽象規定的影響使得婚姻移民隨時身處險境。例如：

合法依親的大陸配偶，只因雞毛蒜皮的（涉嫌）聚賭，當天就可以「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之活動」、「觸犯社會秩序維護法」而被強制出境。[27]而無視於這樣的驅逐，就是拆散天倫！

又如，知名黑人DJ巧克力（男性），在台灣工作十六年，也是「台灣人女婿」。雖曾感染梅毒，但已證明治癒，法律上仍然被認定「罹患傳染病」而強制出國，而未詳究這是不是被「咱台灣人」給傳染的，也不顧他現在已經沒有「足以妨害公共衛生」的狀況了。豈可謂平？

可見，在這些不確定法律概念下，「嫁給台灣人」、「娶了台灣人」乃至「待了很久」等事實，對他們的身分毫無保障。只要稍有小差錯，主管機關說趕就趕。

（二）我說了算—欠缺最起碼的正當程序

在兩岸條例與移民法中，不僅驅逐的「事由」規定極為寬泛，驅逐的程序更是粗糙不堪。兩者相加，就等於完全賦予執行機關片面決定生殺大權的權限。行政機關得單方逕行決定並執行「驅逐」與「收容」[28]處分，事前無須經司法裁決，甚至不適用最基本的「行政程序保障」。

然而，驅逐出境與強制收容，對於人民權利之侵害極為嚴重。二者均涉及憲法上的人身自由與居住遷徙自由。強制收容可拘束人民身體自由逾年，限制之強烈固不待言。而驅逐出境對於已在國內居住相當期間，或因婚姻而與台灣產生相當程度依賴關係的「外人」，無異於完全破壞其原有之生活秩序。

因此，侵害如此嚴重的處分，難道僅因被處分人乃「外人」（外國人，或大陸地區人民）而不受憲法「正當程序」之保障？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但我國不僅法律上未給任何事前正當程序保障，在執行層面，由警察人員組成的境管機關，容易將這些婚姻移民視作潛在的犯罪者而存有敵意。執行上更見嚴苛的一面！[29]

拿台灣境管單位最「心儀」的美國來相比。依據美國移民法制與憲法實務，在美國境內之外國人，均受憲法正當程序（Due Process）條款之保障。除自願離境外，驅逐出境應給予聽證機會。[30]移民法並規定應由獨立之移民法官（Immigration Judge）[31]審理「禁止入境」（inadmissibility）與「驅逐出境」（deportability）之事項。[32]即便在「反恐戰爭」（War on Terror）的口號與氣氛下，美國司法機關仍然堅持移民官員無權逕行將外籍人士驅逐出境，法定之聽證權不得非法剝奪！[33]而移民法甚至加入一節，專門設置由法院審理外籍「恐怖份子」之驅逐出境與收容程序。[34]可見其對基本正當程序之重視於一斑。重大影響身體自由之類似決定，決不許由行政人員單方決定！

（三）收容—變相囚禁

入出國及移民法中的收容規定，主要規定於第十五條與第三十六條。第十五條規定，「台灣地區無戶籍國民」遭強制出國處分，於執行前「得強制收容」。而第三十六條規定如下：

外國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強制收容︰

一、受驅逐出國處分尚未辦妥出國手續者。

二、非法入國或逾期停留、居留者。

三、受外國政府通緝者。

四、其他在事實上認有暫予保護之必要者。

前項收容以十五日為限，必要時每次得延長十五日。

受收容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法定代理人、兄弟姊妹、辯護人、保證人，得於七日內向主管機關提出收容異議。

第一項第一款受強制驅逐出國者，無法遣送時，主管機關得限定其住居所或附加其他條件後，解除收容。

可知移民法中的收容，原則上是對於「遭驅逐出境但尚未離境者」所為之保全措施。而移民法對於「驅逐出國」，規定於該法第三十四條，但並未有任何的程序規定，僅賴於主管機關（內政部）單方之行政處分即可決定。尤有甚者，因為行政程序法第三條第三項第二款規定「外國人出、入境」不適用行政程序法，連起碼的「事前陳述意見」（行政程序法第一０二條以下）、「告知理由」（行政程序法第九十六條第一項第二款）等基本程序正義的要件，都不要履行。

再看兩岸條例，其規定更是粗糙。該法僅於第十八條規定「進入臺灣地區之大陸地區人民，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治安機關得逕行強制出境」，再於同條第二項規定「前項大陸地區人民，於強制出境前，得暫予收容，並得令其從事勞務」，連「期限」的規定都沒有！此外，由於大陸地區人民在性質上並非「外國人」，因此不能直接適用行政程序法第三條第三項第二款規定排除適用，兩岸條例居然在第九十五條之三獨立規定一個排除條款「依本條例處理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往來有關之事務，不適用行政程序法之規定」。[35]

這兩個法律所規範的「收容」（以及其相關的「驅逐」）制度，在程序上的共同點是：

(1) 均由行政機關單方、片面做成決定，而非法院。

(2) 收容之期間均無上限。移民法雖然有「十五日」之限制，但無「延長次數」的限制，實際上與無限期也沒什麼差別。

(3) 收容與驅逐之行政處分，均未設計較為中立、公正之裁決程序；甚至連一般行政處分所適用的極簡單行政程序保障都明文排除。

(4) 受驅逐處分與收容處分者，事後救濟原則上均僅能循一般的行政爭訟（向上級機關訴願→行政法院）為之。

(5) 收容制度的細節，均以空白授權方式委託主管機關訂定之。

即使依據通說憲法學與實務見解，現行移民法制的驅逐與收容規定，並不符合憲法所要求的最低標準。理由如下：

「收容」乃是不折不扣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措施。依據釋字第三八四號解釋，此類措施雖然不適用第八條第二項有關刑事訴訟相關保障的規定，但不能規避憲法第八條第一項的最低要求：「實質正當程序」與更具體的「法官保留」。

既然此類措施對人民自由限制如此強烈，自應有正當程序原則之適用。如果再對照釋字第一六六與二五一號解釋將違警罰法有關「警察官署裁決拘留」規定宣告違憲之意旨，舉輕以明重，更可得知驅逐與收容絕無理由排除正當程序之適用。

況且，正當程序之保障，並無區分「外國人」與「本國人」之必要。一方面，通說認為，憲法第八條身體自由之保障屬於普世適用的人權，而非專屬於國民之「國民權」。[36]而行政程序「禁止恣意」之原則，也不應因為受處分人之身分而有差別。外國人與大陸地區人民是否有權進入台灣，是一回事；但對於已經踏上台灣土地的人，則正當程序乃是最基本的人權保障標準，不可輕言放棄。否則，豈不等於說行政機關可以任意、恣意地處置所有在台的外人，而不受任何牽制？

「正當程序」本身是個彈性的概念，除了憲法保留之程序機制外，釋憲機關必須衡量系爭權利之重大程度，與公益的急迫與必要性，決定何等程序方屬「正當」。[37]移民法制涉及國家主權之維護與安全之保障，通常容許主管機關擁有較大之彈性。但對侵害權利如此重大之驅逐與收容處分，亦應有最低標準之程序保障。從憲法與國際公約的標準來看，這套「快速處分-執行」而欠缺權利保障與有效救濟的機制，並不合格。

何況，被驅逐出境後，欲進行事後之行政爭訟，相當困難；尤其尚須先向行政機關「訴願」。這在行政一體概念下，多半只是浪費當事人的救濟時效。[38]故此種重大決定，絕不可由行政機關「片面」處置，而應有中立之第三者做成終局裁決。

依此，從人身自由之保障而言，「強制收容」應經法院之審查，方可為之。但可容許急迫之臨時處置。觀諸國內現行其他法律，除刑事訴訟程序外，社會秩序維護法之「拘留」，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之「安置」，其侵害程度雖不如移民法制中的「收容」，但均有之「法院裁定」之機制。移民法上的「強制收容」自應比照辦理，方符合憲法第八條第一項正當程序之意旨。

同樣的，「驅逐出境」原則上也應該由司法決定。但當事人「自願」離境，以免為等待裁決而遭收容者，自不在此限。

或謂在比較法上，外國法制未必嚴格要求「事前」之司法決定。但一方面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與大法官釋字三八四號解釋，已將「所有」人身自由之限制，均納入「法官審問處罰」之範圍；能否無視憲法文義之規定，在移民法制予以例外處理，恐有爭議。[39]

主管機關對此類抨擊的回覆，往往是千篇一律地說：「偷渡客太多—尤其是來自中國大陸的人—所以司法決定緩不濟急」。但我們該問的是：「那又怎樣？」這其實也是釋字第三八四號解釋所揭示的「比例原則」之問題。

目前在實務上，被查獲非法入境或其他有強制出境事由之大陸地區人民，在遣送出境之前，幾乎一律依第十八條第二款予以收容。而又因為兩岸關係情勢特殊，遣返作業延宕，使得許多大陸人民因而必須在收容處所中長期（無特定期限）被監禁。又加上預算人員之欠缺，收容處所之待遇比監獄尚且不如，頗為可議。[40]

要知道，「收容」本身並非處罰方式，而是強制出境前的保全措施，其目的乃是為了確保強制出境之處分能夠實際執行。但其付出之代價，卻是被處分人的人身自由。兩者權衡，前者是否當然，在任何情形下均可優於後者？是否沒有別的選項以確保強制出境處分？更基本的問題是：國家欠缺人力與經費來建構足夠與適當的設施，是否應以人民（即使是大陸人民或外國人）之人身自由與人格尊嚴為代價？

此外，移民法第三十六條與兩岸條例第十八條第二項之規定，均是「得暫予收容」。可見一方面是「得」，是裁量規定，而不是非收容不可，主管機關在此本有個案權衡之斟酌餘地。另一方面應屬「暫行措施」，如果必須被限制經年，則與拘禁處罰何異？

那麼，對於等待遣返的大陸地區人民，若是沒有「適當」收容處所（不能等同於監獄），在執行強制出境處分之前，可以有哪些替代的處理方式呢？可能有以下選項，如—

1.    比照在「外籍配偶」與「外籍勞工案件中，責付民間的庇護中心代為收容；或

2.    對於確定是台灣人民合法配偶者，由於有固定家庭地址，無逃跑之虞，無須收容。

以美國為例，由於收容處所人滿為患。[41]而驅逐聽證的庭期又排得很長，移民官員對於非優先順位的潛在被驅逐者，往往只能給個出庭聽證的通知後，就飭回候傳。雖然明明知道這些人幾乎都不會出庭，但既然國家沒有足夠的設施，又不能不履行聽證的正當程序，那也只好放他們去。此外，即使對於此類外國人，雖然法律未明定收容的最長期限，又因政治因素無法確定遣返期間，聯邦最高法院亦從人身自由保障之角度，不容許「無限期監禁」（indefinite detention），而將系爭法律解釋為「收容應限於『合理期間』」。[42]

反觀國內現狀：收容處所再擠，也硬要不人道地把等待遣返的大陸人民塞在一起；甚至非法拘禁於拘留所甚至警局地下室者，亦時有所聞。

這或許是我們這個習慣戶籍制度、習慣身分證，卻不習慣多元文化的國家，出於對「非法移民」、「外來者」的無端恐懼。事實上，非常多的研究顯示，所謂的非法移民，對歐美各國經濟貢獻良多。本土種族主義者指控的「破壞社會秩序」、「搶奪國人工作權」，反而未必有堅強的實證。[43]我並非主張完全撤除邊界管制，[44]而是主張無須將「偷渡客趴趴走」的可能危害無限上綱，從而造成嚴重忽視人權之後果！

其實，如果將憲法第八條第四項解釋成「非典拘禁之提審制度」，讓所有被拘禁者有權迅速聲請法院提審，至少可以彌補事前程序之不足，也可以符合聯合國相關規範之「提審」與「迅速救濟」之要件。事實上，「提審法」第一條規定「人民被法院以外之任何機關逮捕拘禁時，其本人或他人得向逮捕拘禁地之地方法院聲請提審」並未限於「刑事訴訟程序」或「因犯罪嫌疑而被逮捕」。可惜目前實務見解尚過於保守，硬是將「提審」侷限於「因犯罪嫌疑而被逮捕拘禁」之案件。[45]彌補移民法制中程序瑕疵的最後一線機會也因此而喪失了。相比之下，美國最高法院在2001年INS v. St. Cyr[46]判定，即使國會明文立法禁止法院審查驅逐出境相關決定，人身保護令（相當於「提審」）的司法審查仍然必須維持，就遠較國內通說更能符合正當程序的最低標準。

（四）活該，妳家的事—驅逐決定鮮少考慮被驅逐者處境

在移民法與兩岸條例所規定的驅逐原因之中，都非常片面、單向地從治安、國家安全等角度思考問題，而從未考量外籍或大陸配偶的情況。

例如，外籍或大陸配偶一旦離婚，警察機關就不再延長居留。時間一到，就會因「逾期居留」而被驅逐出境。法律中完全沒有考慮「離婚原因過錯在誰？」的重要因素。換句話說，不論離婚的原因事由於新移民女性被虐待，或是台籍配偶出軌外遇，離婚的結果都是「滾回妳（你）的國家去」！[47]

由於「離婚」將使其喪失居留於台灣之權利（無論離婚原因為何），許多婚姻移民（外籍配偶），在取得身分證之前，可說全然受制於台籍配偶與其家庭。這種「絕對控制權」的擁有，也可能是部分嫁娶婚姻移民之台灣人，可以予取予求的原因。

這方面，美國的規定就頗有值得參考之處。依美國法，外國人若與美國公民合法結婚，即當然取得「附條件永久住民」之身分，而結婚兩年後即可取得正式之「永久住民」（俗稱綠卡）身分。[48]此外，美國公民一方之配偶，若對外籍配偶在取得正式永久住民身分前，施以家庭暴力（身體或精神），則受虐者可逕行取得正式永久住民身分。[49]以此避免「正式綠卡等待期」內，美籍配偶之予取予求。此外，若尚未取得綠卡的外籍配偶被驅逐，將遭到嚴重困境（extreme hardship），則可免於驅逐。[50]

三、歸化前的其他不公

（一）大陸配偶工作權

「工作權」是生活的基本條件，往往也是個人自我實現以及社會尊重的前提條件。然而兩岸條例與「大陸地區配偶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期間工作許可及管理辦法」卻規定，大陸配偶必須來台滿兩年，並且僅在極特殊的條件下（如：台籍配偶為低收入戶，或年滿六十五歲，或為身心障礙者等），方可投入就業市場工作。同時對「外籍配偶」卻沒有類似限制規定。在台灣動輒大幅引進「外勞」的同時，卻原則上禁止真正需要工作的婚姻移民在台工作，實在沒有道理。

（二）違法排除補助

「特殊境遇婦女家庭扶助條例」針對遭遇各種生活困難（如：虐待）的婦女，給予各種金錢補助。這個法律是以「需求」而非「身分」為基礎，因此並沒有任何規定排除「外籍」或「大陸」人民。因此，新移民女性（無論是來自「外國」或「大陸地區」）若在生活中不幸遇上各種困境，理應可以依法申請補助。

然而據知部分地方政府，卻往往在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情況下，逕行作國籍上的差別待遇，認定「外籍」或「大陸」配偶不適用這個規定。[51]這樣的差別待遇，完全沒有顧及母法原本的設計目的，而僅從行政便利（有戶籍才照顧）或對「外人」的偏見（資源要優先給予「我國國民」）而生，其實已經構成了「原籍歧視」（national origin discrimination）而不自知。而這更使得遭受虐待、性侵害或其他不幸遭遇而陷入困境的新移民女性，無法尋求救濟，受到二次傷害與打擊。

（三）歸化障礙

如果婚姻移民想要徹底地「作台灣人」，申請歸化中華民國，照理我們應該是舉雙手歡迎。不過，相關法令中又設了一些不該有的障礙。

第一個是「財力限制」。

「需財力證明方可取得國籍」的規定，在實務上已經使得許多跨國通婚家庭，為此焦頭爛額。舉例而言，國籍法施行細則第7條第1項第1款，對於「以我國國民配偶之身分申請歸化」，設有財力要求—平均每月收入達基本工資二倍，或最近一年存款達基本工資之二十四倍。[52]這不是意味著，貧窮夫妻沒有長久共同生活之權利！[53]

第二，則是「語文與基本權利義務考試」。

立法院在2005年修正通過國籍法，明文規定外籍配偶必須經過認證、考試，確定其「具備我國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方可許可取得我國國籍。這樣的措施，顯然是從「我們」的「優越」眼光來挑選、檢驗「他們」[54]；不但沒有培力（empowerment）[55]、協助的效果，在今天台灣法律與社會的情境下，只會讓外籍配偶與其家屬的處境更加困難！

「考試及格才能入籍」的最根本問題是：沒國籍，沒人權！缺了一張身分證，在台灣生活真是寸步難行，還要遭到隨時可能被驅逐的命運。在這些婚姻移民還沒有取得「國籍」（也就還是「外籍」配偶）的情形下，我們的法律制度對他們幾乎是沒有任何保障的。[56]既然「身分證」是移民享有基本人權的「起點」，我們當然不能把它當「門檻」！

四、次等國民—貶值的身分證

照理來說，婚姻移民一旦歸化，就應該不折不扣成為台灣人，享有一切國民應有的權利。「次等國民」從憲法保障全體國民的角度來看，是不允許的。

移民移住人權修法聯盟（簡稱「移盟」）

http://tw.myblog.yahoo.com/migrants2006/article?mid=274&prev=275&next=273&l=a&fi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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