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算是個余秋雨的 fan, 只是他前一陣子對川震的一番評論有些令人錯愕. 林沛理先生是香港知名的獨立知識份子, 由他來評論余秋雨顯示比我要有資格的多.

林沛理，《瞄》(Muse)雜誌編輯總監，美國紐約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從張國榮的生與死到張藝謀的真與假》、《香港，你還剩下多少——香港例外主義之死》(次文化堂出版)。

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山居筆記》、《霜冷長河》、《千年一嘆》和《行者無疆》我通通沒有讀過，但有一個很強烈的感覺是很了解這個人，知道他想用甚麼心計、謀略和手段來達到甚麼目的。給我這種感覺的，不是他在六月五日在博客上公開呼籲汶川地震中因豆腐渣工程而喪失子女的家長要「識大體、明大理」，不要被反華媒體利用。依我看來，這篇題為《含淚勸告請願災民》的文章，讓他「袒胸露肩」和「無所遁形」的程度，遠遠不及他在兩個多星期後在四川衛視一個名為《重建精神家園——余秋雨訪談錄》的節目中，就有關愁雲慘霧的汶川地震可以怎樣與喜氣洋洋的北京奧運「取得協調」的談話。

節目中余秋雨坐在一端接受四川衛視的女主持寧遠訪問。他說北京奧運可以用最漂亮的方式，弘揚最微弱生命呈現出來的尊嚴。以生命作為主軸，「五一二」與奧運就連接起來。他接著以說書人的口舌，非常生動地講述了兩個「真實的故事」：一個在地震廢墟中被救出的小男孩在病床上說出京奧的理念——「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又把電視記者那個話筒當做奧運火炬。余秋雨用讚賞甚至歌頌的口吻說：「從廢墟裏面拯救出來的生命，期望的是奧運這樣精采的生命。」

之後余秋雨再侃侃而談他的第二個故事：另一個也是從災區中救出來的小男孩最崇拜劉翔。他在傳媒的安排下與劉翔通電話，祝福劉翔要跑得更快。果然劉翔又（在比賽中）取得好成績，在大家的歡呼聲中，他首先聽到的是那個小男孩的聲音。在用如此充滿電影感(cinematic)的方式把故事說完之後，余秋雨難掩一臉志得意滿之色地說：「你看，這麼巧妙的搭建了『五一二』與奧運之間的基本邏輯。就是生命，最微弱的生命和最精采的生命。生命微弱的起點和生命輝煌的高點，在幾個月之間快速的走完了。所以我說，在生命的意義上，二零零八是精采的二零零八。」

聽到這裏，我禁不住大聲說了一句：Bravo (好極了)﹗從來沒有聽過這樣慷慨激昂、感情充沛又詩意盎然的「公關辭令」(PR speak)，更難以想像的是這套近乎無懈可擊的公關辭令竟然出自一個中國讀書人的口中。的確，單憑這幾句話，余秋雨就足以配稱今日中國首屈一指的「公關大師」(PR Guru)，成為Hill & Knowlton和 Burson Marsteller這些覬覦中國市場的跨國公關公司重金羅致的對象。余秋雨公關技巧如此神乎其技，不僅在大陸可以傲視同儕，就連美國總統布殊的高級政治顧問羅夫(Karl Rove)一類的西方「政治化妝師」（spin doctor）也要自愧不如。

從這個角度去理解，那篇令人困惑的《含淚勸告請願災民》便完全顯得合情合理了。在一個專為京奧應付傳媒和包裝形象、對媒體的負面報道(bad press)避若蛇蝎的「公關大師」眼中，請願災民正在不自知地為國家和中央製造一場「公關大災難」(PR disaster)，所以必須被直斥其非和嚴厲制止。

問題是一個德高望重的公共知識分子，為什麼一下子搖身一變成為一個善於對負面消息進行積極解釋的宣傳者和策劃人？為什麼一個博古通今的飽學之士，會願意用他的學問和才智，去「處理事實」和利用傳媒的「軌道」來影響公眾？在同一個節目中，余秋雨在談到文化人在地震之後有甚麼可以做的時候這樣說：「德國的大哲學家康德認為，最優秀的文化人、知識分子應該做的事情，是敢於在一切公共場合運用理性。」他引用康德，其實是要含蓄回應《含淚勸告請願災民》的批評者。他自喻為勸說受難親屬不要揹屍首走路的防疫人員，企圖疏導自然災害引起的「情感災難」。

以余秋雨的博學，他一定讀過薩伊德(Edward Said)，也肯定對魯迅滾瓜爛熟。他們兩個不約而同地說過，知識分子應該站在底層的立場，向權力說真話，對權力做批判。他不可以只訴諸他的理性，因為經濟理性(economic rationality)也是一種理性，對某些人來說，它甚至是最高層次的理性。余秋雨長期高居大陸作家富豪榜的首位，也許並不是沒有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