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陽津之戰

    六月的「安集關東」政治解決方案失敗，東西雙方都加強軍備，王匡既然都納了投名狀，自是更加積極。他在黃河北岸的河陽縣渡口、也就是洛陽東北方的渡口孟津屯駐人馬，準備渡河南下。部隊應包括王匡親領的泰山軍，以及韓浩帶領的河內民兵。

    但王匡也就是「準備」而已，190年的夏天與秋天就在雙方對峙的情況下經過，時序入冬，董卓先採取行動，他派一支部隊前往洛陽西北方的平陰縣做為疑兵，而另一支精銳部隊則由洛陽北方的小平津秘密渡河，從後方襲擊王匡的孟津駐軍，王匡軍慘敗，全軍覆沒，「死者略盡」。

    這場戰爭董卓方面的統帥是掛董卓自己，不過負責小平津駐軍的，應該是官拜平津都尉的賈詡，聲東擊西的戰法也頗有賈詡的風格，但在沒有史料佐證的情況下，我們也無法斷言賈詡是否參與了這場戰役。

    這場戰役發生的時間是個有趣的考據議題。《後漢書•董卓傳》與《三國志•董卓傳》都將這一戰記在190年初、董卓遷都長安之前。《資治通鑑》則將此戰時點記在190年的冬天。

    對岸一篇網路文章認為應以《資治通鑑》所載者為是，關鍵證據是蔡邕留下的《表賀錄換誤上章謝罪》，這是一篇上奏給朝廷的奏章，內容提到「今月十八日」，相國董卓「兵討逆賊故河內太守王臣等，屯陳破壞，斬獲首級」，蔡邕當時寫了份賀表，但卻把幾個大臣的頭銜寫錯了，被御史參了一本，最終朝廷於「丙辰」日下詔書，罰了蔡邕一個月的薪水，蔡邕於是再上這份奏章謝罪。

    依此一奏章內容，董卓破王匡之戰，是發生在一個「丙辰日晚於十八日」的月份，在190年中，只有九月與十一月符合這條件。

    這是很有趣也很有道理的推論，但我覺得無論九月或十一月，還是有點令人不放心。190年的九月丙辰是十九日，十一月丙辰是二十日，若戰事發生在十八日，則戰報傳到長安、蔡邕上賀表、御史提出彈劾、朝廷降詔懲戒、蔡邕再上奏章謝罪等一切事情發生在一到二天之間，就算是今天，我都會覺得這個政府太有效率了。但也有可能朝廷官員在長安沒太多事可以幹，對更正別人奏章錯誤很積極。

    以整體的前因後果觀之，河陽津一戰發生在190年年底、甚至191年年初是合理的。王匡在這一戰中打掉了自己所有的家底，也失去的盟主袁紹的愛，袁紹關愛的眼神從此只落在幾個月前剛抵達河內的曹操身上，連韓浩都跳槽到夏侯惇麾下。

    王匡不甘心。想他王公節本也是個「輕財好施，以任俠聞」的飄丿好漢，就為了袁紹的愛，他甘冒天下之大不諱，帶兵入省中，手染千名閹宦之鮮血；為了袁紹的愛，他拋下慷慨身段，化身酷吏，榨乾河內人的錢囊；為袁紹的愛，他糟蹋俠名，殺害無辜的妹夫胡母班，這一切一切，竟換來如此冷淡的對待，王匡此時想來站在黃河邊，對著西沉的落日大喊：「袁本初，你這個負心的壞東西！」

    以上王匡的心路歷程純屬想像，不過王匡一戰輸到脫褲是事實，他鬥志未滅，回到故鄉泰山郡，又募得新兵數千人，他不願再回袁紹身邊，轉向張邈拋媚眼，但泰山郡的胡母家族對這個背信忘義的親家極為憤怒，他們和曹操合作，殺了王匡。

    我不確定曹操殺王匡的時間點為何，可能是曹操入主兗州之後，不過這不是這裡的重點。

    事實上，河陽津一戰慘敗袁紹也不好過，雖說他名義下有很多加盟主，但那多半是空氣票，氣候一變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一如袁紹自己所說的「州郡牧守，競盜聲名，懷持二端，優游顧望」，失去王匡這個鐵桿小弟，袁紹顯得孤單勢薄，不得不向他最討厭的韓叔叔韓馥低頭。韓馥於是派都督從事趙浮、程奐二人，率一萬強弩兵進駐河陽前線，重奪孟津要塞，袁紹只能客客氣氣地道謝。

    袁、韓間實力消長我們稍後再說。鏡頭轉回洛陽畢圭苑，河陽大捷想來讓董卓志得意滿，果然關東小賊沒一個能打的。既然東、北兩路軍都已受過教訓，他將眼光轉向龜縮在魯陽城的袁術，腦袋裡已浮現一千種烹調二世祖的方法。

    不過董卓得意的太早，狠角色現在才登場。(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