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父親是湘鄂交界處一個小鎮上頗有名氣的中醫，他與中國的普通百姓一樣，自然希望能夠子承父業。於是，我的童年便在藥書的誦讀聲中給拉得痛苦而漫長。我寂寞地站在自家的堂屋門口，一邊機械地念誦著《藥性賦》《湯頭歌》，一邊羨慕地望著倒騎牛背悠然自得、抱著樹干上爬上爬下、躺在河裡游來游去的小伙伴。“諸藥賦性，此類最寒，犀角解乎心熱，羚羊清乎肺肝……”“麻黃湯中用桂枝，杏仁甘草四般施……”我將《藥性賦》《湯頭歌》中的有關段落背得滾瓜爛熟，然而，我半點也不知道它們在向我訴說、表達著一些什麼。父親沒為我講解，我更不會想到要去問問這些誦讀的語句所包蘊的內涵。我在藥書的誦讀、藥味的浸潤、藥氣的薰陶中一點點地長大。讀高中時，正值“文革”末期，還在繼續地走毛澤東的所謂“五七”指示道路，學校時興分班，理論班、農技班、紅醫班、文藝班、體育班等等什麼的。我自然給分在了紅醫班，父親還受聘來校為我們班講了一段時間的針灸課。然後是一個月的實習，我與其他兩個同學回到村診所，打針、抓藥、出診，儼乎其然地成了一名醫生。

然而，我終究沒能成為一名醫生。在父親的影響下，母親是村裡的衛生員，弟弟在荊州市一家職工醫院上班，唯有我這個曾寄予厚望的大兒子不是醫生。為此，父親深感遺憾，上次回家探親，他望著我，突然轉移話題冒出一句話道：“如果你當醫生，你會是一個好醫生。”

然而我不是。

一雙看不見的命運之手將我的生命之旅在一個名叫黃石的重工業城市停留了整整十年。

湖北省黃石市位於長江中游南岸，剛到那兒，我的目光就投向了下游不遠處的蘄州鎮。

蘄州是我國偉大的醫藥學家李世珍的故鄉！

我雖然沒能成為一名醫生，但對醫學實實在在地有著一份特殊的情感。被人們譽為醫聖的李時珍，曾是我心中巍然聳立的一座高峰。

這座高峰並未因時間的流逝與職業的不同而變矮、變小，山峰依然巍峨，坡度依然陡峭，松柏依然蒼翠，風景依然秀麗……

無論如何，我得上那兒走一遭才是。

也許，以我現在的身份，既能進入其中，又能超乎其外，對醫聖李時珍及其《本草綱目》、對千百年來發展綿延至今的“國粹”中醫會有一種更為冷靜的思考，更為清醒的認識，更為獨特的感悟。

二

蘄州位於湖北省蘄春縣南部，西距武漢一百多公裡，滾滾長江經西南而過。境內岡巒起伏，湖泊縱橫，地勢地貌十分優越；古為吳頭楚尾交會之地，戰略地位相當重要，向稱鄂東重鎮。自南宋景定四年（1263年）至1949年的七百多年間，蘄州先後為州、郡、路、府、衛、所、下江防道、行政督察公署駐地。解放後，蘄春縣城才由蘄州遷往漕河。

1445年，明朝皇室荊憲王朱瞻王岡也看中了這塊風水寶地，將荊王府從建昌（今四川西昌）遷來，在蘄州鎮內的麒麟山一帶，修建了州署衙門、學宮、書院。這在客觀上對蘄州的政治、經濟，特別是文化方面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就在荊王府遷到蘄州鎮半個多世紀以後的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李時珍誕生在蘄州鎮的瓦硝壩村。剛一墜地，就與醫藥結下了不解之緣。他生長在一個三代世醫之家，從小身體非常虛弱，病病歪歪的，不是這裡疼就是那裡不舒服。好在父親就是當地一位頗有名望的醫生，看病吃藥，不僅方便，而且治療得格外認真。直到十歲左右，身體才日漸好轉。

那時，醫生的地位十分低下，在一般人眼中，他們與算命、賣卦、看風水的江湖術士幾乎沒有多大區別。要想成為一名醫術高明的醫生，既要有豐富的實踐經驗，還得刻苦用功，伴著青燈古卷，於寂寂長夜中研讀經書醫典。而在一個官本位的社會裡，讀書之人，皆汲汲於科舉，醉心於功名，熱衷於官宦。李時珍的父親李言聞就曾中過秀才，參加過鄉試，但始終未能中舉，這不能不說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遺憾。李時珍雖然從小體弱多病，但他聰明伶俐、頭腦靈活、悟性頗高。明朝對醫生的管理有一項極不合理的制度，那就是每一醫戶，必得有一個兒子繼承父業。父親已決定讓大兒子李果珍學醫，自然地，就將改換門庭的希望，寄托在小兒子李時珍身上。

於是，李時珍在父親的督責下開始誦經習文，以備科舉考試，博得個一官半職，光耀門庭。

然而，受著家風浸潤的李時珍卻對醫學有著一種本能的喜好與獨到的感悟。家裡開有藥鋪，他能一味味地叫出這些草藥的名字和它們的用途；哥哥學醫，將一頁頁的藥書背得琅琅有聲，他耳聞目濡，也能記個大概；父親病人多時，他常常幫著干些抄寫處方、分發藥物之類的下手活；他背誦為了科舉趕考而用的《爾雅》，最感興趣的卻是裡面的《釋鳥》《釋獸》……再則，從小就在鄉村長大的李時珍對大自然更是有著一種特殊的熱愛之情。蘄州不僅物產豐富奇特，蘄竹、蘄艾、蘄蛇、蘄龜四寶聞名遐邇，而且山青水秀、風光秀麗。離村百步開外，就是水面寬闊的雨湖。湖岸綠柳成行，湖邊蘆葦叢生，湖中盛產魚蝦；湖光波影，水鳥翔集，漁舟唱晚，一派祥和。村子東邊不遠，大泉山、盤龍山、平頂山、龍峰山諸山起伏，綿綿不絕。漫山遍野，樹木蒼翠，野花燦爛，藥材茂盛，禽獸奔走……原來，家中藥鋪裡的那些草藥，大都是在湖泊與山林中長大的。有時，他還將一些鮮活的植物采擷回家，與曬干了的藥物一一比認，當發現兩者相同時，不覺驚喜極了。

李時珍生活在這樣美麗的湖光山色中，常與小伙伴們一起乘漁船、越山嶺、采花草、捉小蟲……哪有心思枯寂地守在家中念誦那些“經曰子曰”，研究什麼“起承轉合”？加之他從小體弱多病，父親也不便過多督責，只有循循善誘地將他一點點地引上自己為他安排的科舉之路。李時珍也能理解父親的一片苦心，身體漸漸康復，也就開始發憤用功。十四歲那年，一考就中了個秀才。父親大喜，信心倍增，認定李時珍是塊讀書做官的好材料，對他督促得更嚴了。此後，李時珍曾三次到武昌參加鄉試，卻一次都沒考中。第三次趕考前後，也許是用功過度，也許是壓力太大，李時珍突然患了一場感冒。一邊咳嗽一邊復習功課，拖了好久，結果轉成“骨蒸”病，皮膚發熱，像炭火燒烤一般，每天吐痰一大碗。劇烈的咳嗽揪心扯肺，他感到痛苦難耐。自己用柴胡、麥門冬、荊瀝等清熱化痰的藥物治療，都不見效。後來，還是父親重用黃芩才給治好了。

這年，李時珍剛滿二十歲，可肉體的摧殘與心靈的打擊使得他對科舉道路心灰意冷，便嚅嚅著征求父親的意見：“爸，我還是當個醫生吧？”

望著骨瘦如柴、面色灰暗的兒子，父親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道：“唉，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看來你只有當醫生的命啊！”

正是這所謂的“命”，使得李時珍躋身於光輝燦爛的世界文化名人之列。

如果科舉之途順利，如果李時珍再行發憤窮經皓首，那麼，中國歷史的人物長廊中，大不了多出一個黯然失色、可憐巴巴的酸腐儒生罷了。

其實，以李時珍的家學淵源、生活環境、個人愛好、天賦秉性等各方面的情況而言，最適合於他、最有發展前途的職業，也是行醫。從父親的一廂情願、逆其天性到科舉失利、改弦易轍，李時珍終於回歸本色，回到了最能發揮其天性稟賦的本真所在。

李時珍雖然走了一段迂回曲折之路，但十多年的誦經習儒沒有白費，為他日後的研究中醫、撰寫《本草綱目》打下了扎實的哲學、文化與理論基礎。

二十歲才開始正式學醫，在年齡上似乎是晚了點。好在他早就讀過一些醫書，識得一些草藥，懂得一些治療，具有一定的醫學基礎。一旦轉入醫學，不覺找准了自己的人生坐標。因此，他學得十分刻苦十分認真，幾乎將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其中。

父親李言聞的醫術頗高，對人參和蘄艾研究較深，寫有《人參傳》和《蘄艾傳》，還著有《痘疹證治》及探討總結中醫望色切脈治病經驗的醫書《四診發明》。在談及父親的醫術時，李時珍認為“精詣奧旨，淺學未能窺造”。有醫術高超的父親作他的師傅，李時珍進步之快可想而知。五年後，他就開始正式行醫了。

李時珍的心中，一直銘記著父親的一句名言：“熟讀王叔和，不如臨症多。”王叔和是晉代醫學家，著有《脈經》一書。父親的意思是，要想做一個好醫生，光靠熟讀醫書是不行的，必須多接觸病人、多看些疑難病症，醫術才會有所長進。

父親的教誨對他日後的行醫、研究與撰述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

一方面，憑著行醫的便利，李時珍經常出入荊王府及當地的名望大族，借閱他們的大量藏書，深入鑽研醫學理論；另一方面，他也注重實踐知識，到野外研究藥草，為百姓行醫治病。

李時珍不僅是一個好學之人，更是一個好思之人。隨著行醫經驗的不斷豐富，醫療技術的日益長進，他發現，許多被醫人奉為圭臬的醫學著作已與當時的醫學、藥物學發展有了很大的距離，特別是有關“本草”醫書的內容，從最早的《神農本草經》到南朝時陶弘景的《本草經集注》、唐朝蘇敬等人的《新修本草》、宋代的《開寶本草》《嘉佑本草》《證類本草》，所記藥物逐漸增多，分類也漸趨嚴密，但在李時珍所處的時代來看，又有許多新的發現與研究成果沒有收錄進去；舊有的記載舛誤甚多，“草木不分，魚蟲互混”；更兼摻雜著方士們的迷信說法。因此，李時珍迫切地希望能有一部新的“本草”問世，糾正謬誤，吸收新成果，總結新經驗，反映新水平，以便更好地為廣大民眾防病治病。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