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從黃石順流而下，不過兩個多小時的水路，蘄州鎮就到了。

上得岸來，行不多遠，便是“李時珍醫藥一條街”。街道筆直，由西而東向雨湖伸展。街道兩旁，聳立著清一色的具有明代風格的仿古建築。白牆灰瓦飛檐翹角，朱色門窗，雖為後人借重李時珍之名所建，但也甚為別致，頗有幾分看頭。醫聖樓、時珍大藥店、藥商樓等建築，將歷史與現實、醫藥與貿易、紀念與商業、文化與經濟融為一體。街道長長的，我緩步而行，感到腳下伸展著的是一條具有像征意義的歷史長街。鄂東重鎮古蘄州，也算得上是一個風雲際會之地了，幾千年來，這塊土地上該晃動過多少英雄人物的身影，留下過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呵！可是，在歷史長河的淘洗與選擇中，留下來的還有多少？歷史是無情的，又是公正的。一時的顯赫、外面的虛華、多余的雜質全被歷史衝刷得一干二淨，而經受住考驗存留下來的積澱與結晶，總是一些亮閃閃的無價之寶。在一個封閉、隔絕的明代皇朝，在一個科技飽受冷遇的社會，李時珍憑著個人的天才稟賦、社會良知、堅韌毅力，壘起了一座個人的、時代的高峰。歷史選擇了他，歷史造就了他，同時，歷史在將他身邊的一些雜草敗絮、浮華喧囂衝洗得無影無蹤的時候，也更加凸顯了他。觀賞街道兩旁的景致，我仿佛看見了李時珍無所不在的身影；略顯濕潤的空氣裡，我分明嗅聞著一股濃烈而熟悉的草藥氣味。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幾百年來，蘄州的每一寸土地、每一條流水，包括頭頂的天空，都浸潤在李時珍的氛圍之中。蘄州以它的靈秀與豐韻推出了一位流芳千古的醫聖，而這位醫聖又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蘄州、改變著蘄州，同時塑造著一個具有獨特文化意蘊的新型蘄州。

走過長長的醫藥一條街，盡頭便是雨湖了。李時珍正是誕生在雨湖西畔的瓦硝壩村，其煌煌巨著《本草綱目》，也是避開鬧市、結廬雨湖潛心構撰而成。雨湖在李時珍的一生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與地位。今日雨湖，依然是那麼清秀，湖水清澈、碧波蕩漾、漁舟往來，湖邊已無昔日那茂密的蘆葦，但岸畔的依依楊柳與水邊的田田荷葉、艷艷荷花，更具風采。

一條名為“李時珍大道”的土路橫穿雨湖，它像蘄州農民扛在肩頭的一條扁擔，一頭挑著李時珍陵園，一頭擔著蘄州鎮區，將它們緊緊地連為一體。

而我此行的目的地，就是曾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的李時珍陵園。

1593年，七十六歲的李時珍與世長辭，後人將他安葬在雨湖東畔的蟹子地，與故居瓦硝壩村隔湖相望。解放後，以墓區為基礎逐步擴建為李時珍陵園，由藥物碑廊、紀念館、藥物館、百草藥園及墓區等五部分組成。

陵園入口處便是山門。每到一處風景名勝，我總是繞不過“山門”這一極具民族特色卻又千篇一律的建築。山門之本意，原為佛寺大門，因佛教寺廟多建山間，所以就有了“山門”之稱。無山無寺，為何也要建一山門？對此，我未作過較深的研究，只有歸於佛教普及與世俗化的結果。

進入山門，即為藥物碑廊，長方形院落，三面長廊，內壁嵌入鐫刻著的《本草綱目》序言、蘄州八景及藥物圖案一百八十多種。紀念館內立有一座兩米多高的李時珍全身塑像，陳列著大量介紹李時珍的實物與圖片。百草園占地十五畝，植有中藥材一百多種。

最為豐富的，當數藥物館。呈“Ｕ”形的兩層建築內，共分四個展廳：歷代名醫塑像及其著作展廳，這些名醫包括神農、華佗、扁鵲、張仲景、孫思邈、蘇敬等十人；植物藥物標本展廳，共有標本一百八十多種；礦、動物藥物標本展廳，有虎、熊、鹿、揚子鱷、各種鳥類及“蘄州四寶”中的蘄蛇、蘄龜活標本；中成藥成果展廳。

來到李時珍墓區，見到的是兩座合墓，一為李時珍與妻子吳氏合墓，一為其父母合墓。墓後樹木蒼蒼、青翠欲滴；墓前聳立著一座潔白的李時珍半身塑像。我抬頭仰望塑像，久久地凝視著，那飄動的胡須、眺望的眼神、嚴峻的面容一時間使我想了很多很多……

在中國歷史上被稱為醫聖的，除李時珍外，還有張仲景。

張仲景是我國東漢晚期的著名醫學家，河南南陽人。他從小就精心研究醫學，廣泛征集方劑，總結前代的醫學經驗，寫成《傷寒雜病論》十六卷。現流傳下來的，只有經過晉代名醫王叔和改編過的《傷寒論》與《金匱要略》兩種。張仲景在中醫學上的貢獻，主要在於診斷與治療兩個方面。他建立的陰陽、表裡、虛實、寒熱“診斷八綱”及汗、吐、下、和“治療四法”，已成為後代診斷治療之准繩。

兩位醫聖，中間相隔著一千三百多年的漫長歷史。時代迥異，專攻有別，一為診斷治療，一為中藥本草，但透過表面深入內裡，我驚奇地發現，他們兩人研究的課題實則同一：整理前代的醫學成果，糾正謬誤，清除日漸附加在醫學上的巫氣、仙氣與妖氣，正本清源，補充新的發現和內容。也就是說，醫中之聖者如張仲景與李時珍這樣的傑出人才，在中醫學這一領域所能做的，並非開拓性的研究創舉，而是一些修修補補的工作；此外，中醫學每隔一段時間，就得在大集成的過程中清除巫術風水、道教仙怪等神秘之氣侵襲而籠罩其上的迷障。

中醫何以一至於此？

考諸起源，中醫與我們的自然條件密不可分。神農嘗百草這一遠古傳說，就已包含了中國傳統醫學誕生的基礎——豐富的草藥資源。形形色色的花草植物所具有的各種藥物效用，在生產實踐中為人們一一掌握，日積月累，中醫學漸成胚胎與雛形。如果沒有廣袤的國土、優越的環境與繁多的植物等得天獨厚的條件，也就不可能形成中國的傳統醫學。一個狹小的國家、單純的海邊區域或沙漠地帶無論怎樣也產生不了中醫科學。

由草藥到人體、由個別到一般、由感性到理性，中醫的源頭一旦形成，日益豐富的經驗與不斷提高的認識便亟切地呼喚著理論的升華與總結。這時，中國早熟的傳統哲學思想便介入其中了。對此，我們也可視為中醫理論在它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中，需要哲學、文化予以指導、把握、涵蓋。只有這樣，它才有可能構成一個龐大的體系，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也就是說，中醫學的形成過程，也即中國傳統哲學、宗教、思想與文化的整合過程，精華與蕪雜共生共存。

於是，中醫理論直接引進了樸素的“元氣”理論、陰陽學說、五行學說等自然哲學。這些理論用某些特定的屬性和關系解釋所有事物，便在一定程度上抹殺了事物的不同屬性與相互間的復雜關系。比如用金木水火土五行歸類萬物，未免牽強附會；把事物運動的周期性視為五行相克的封閉圓圈，不免平衡絕對，解釋病理現像有時甚至得出荒謬的結論。再則，神異巫術、風水學說、道教仙丹等封建迷信大多也建立在元氣、陰陽、五行等學說的基礎之上，由此可見，中醫理論與它們有著本質上的相通之處，也就難怪中醫學不時充斥著一些邪端異說了。

與中國的儒、道、墨等傳統哲學相仿佛，中醫學的基本理論與構架一經形成，就處於相對穩定的狀態。後世中醫理論的發展，不是修改增刪古人建立的理論原則與框架，而是通過運用已確立的理論來解釋具體的、新的經驗事實。具體而言，中醫學的理論集大成主要就是一部《黃帝內經》，我們可以將這部著作視為中國傳統醫學的聖經。比如說，明清以後的中醫對各科疾病的分析診斷治療肯定超過前代，但這並不等於明清的中醫理論已超越過去，只是明清的醫家運用中醫理論對這些疾病做了具體的、前人所未及的解釋而已。而張仲景、李時珍所做的，也只是運用《黃帝內經》的基本理論，從某一方面對其進行具體而微的解釋。直到今天，中醫學的基礎理論大體仍在沿襲《內經》。

而西醫理論的發展就不僅表現為對新事實做出理論上的解釋，更通過新經驗提出新的理論，使原來的理論得到補充或修正，甚至推翻重建。中醫理論屬思辯型，而近現代的西醫理論屬實證性，兩者有著本質的不同。

對中醫發展影響最大當數儒學，儒學崇古尊經的保守主義作風阻礙了中醫的創新；儒教的“孝”“恕”倫理觀阻礙了解剖學的產生，導致了形態醫學的窒息；儒家重實用的作風決定了中醫學朝著實用化、經驗化的方向發展，束縛了理論醫學的進步……

對中醫的理性分析至此，我的思維又回到了李時珍身上，不禁想起了當代著名科學史家、英國李約瑟博士（Joseph Needham）對他的評價。

李約瑟不僅認真地研究過李時珍，還於1980年9月親身前來蘄州，考察李時珍故土，參觀李時珍陵園，並興致勃勃地站在一株被他稱為“奇草珍藥”的蘄艾前留影紀念。

他在其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一書中寫道：“毫無疑問，明代的偉大的科學成就是李時珍那部攀登到本草著作之頂峰的《本草綱目》……李時珍達到了與伽利略——維薩裡的科學活動所隔絕的任何科學家所不能達到的最高水平。”

我揣摩著這段話所包孕的含義，理解有四：一、中國的封建社會發展到明朝，已走入極端進入了死胡同，黃仁宇先生的《萬歷十五年》對此作了精辟、系統的分析；二、自我封閉是封建社會的重要特征之一，明朝統治者繼續陶醉在唐朝帝國的博大與輝煌中醉生夢死、作繭自縛，不知西方世界早已突飛猛進； 三、醫學即為明代科學成就的峰巔；四、李時珍置身於特有的時代與環境中，已達到了個人能力所能達到的極致。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