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正與補遺(五) for『民主與憲政』這個深水區！！！

 

 

 

 

 

 

 

 

「社會轉型」需時數百年

 

　有人或嫌我們「轉型」 （也可說是「現代化」吧）太慢了一點。君不見日本轉型，只需三五十年便可完工嗎？其實日本轉型是個例外，其他民族社會轉型，均需三兩百年，始見膚功也。

 

　我國古代的商鞅變法自公元前三五0年變起，至前二二一年始皇統一凡一百三十年 ，始搞出「秦法政」來（毛澤東語）。但是秦皇「任刑太過」（顧炎武語），再繼續向前「轉」進。又實驗了一百餘年，至漢武帝以後才慢慢地搞出個「霸王道雜之」 （漢宣帝劉詢的話）的中央集權文官制和重農經商的大帝國的「定型「」來。這一漢家制度的「定型」，一「定」便是兩千年，基本上沒有原則性的改變　所以毛澤東告訴郭沫若說「千載猶行秦法政。」　在始皇前、武帝後這兩個定型之間，「轉型期」延長至三百餘年！

 

近代歐洲社會的「轉型」，實始於十四世紀初年（一三00）的「文藝復興」。一轉也足二百餘年，直至十七世紀（一六00）之末，才逐漸「定型」；變成以自由個體為社會基礎，以大規模機器生產財富來源的「資本主義「」（Capitalistic）的「民族國家」（nation state）和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代議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或Parliamentary government）來。這一現代化的「定型「」已維持了四百餘年。可是在一九九一年底蘇聯帝國之崩潰，原蘇聯各邦同意再組邦聯。西歐各國與此同時也正在大搞其「幣同型」（common currency），一個新的西方政治社會的「轉型期」，又已顯其端倪矣。現代中國的社會轉型尚前途漫漫，而當代西方社會又已開始轉型，這大概是現代科技快速發展的必然後果吧！

 

在近代世界社會轉型史中，以日本轉得最快。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後，不出一代，日本便已躋身世界先進強權之列。這可能是維新前，日本的封建制度與中古歐洲封建制的基本「型態」甚為接近，因此日本一旦實行「歐化」 （歐洲式的現代化），則社會發展程序若合符契，所以就一鳴驚人了；另一點則是島居小邦的關係。西方的現代化，尤其是「經濟起飛」，都是從「小邦」（small state）開始實行的[而現在又逐漸走向大型的經濟邦聯（economic commonwealth）：美國獨立之初不也是十三個小邦的邦聯嗎？現在亞洲的「四條小龍」還不是四個「小邦」？

我們中國是個有特殊歷史和「亞洲式社會」（Asiatic society）背景的大國，一旦搞起「西式」的「現代化」 （簡稱「西化」）來，鑿枘不投，就沒有日本搞西化，一拍即合那麼輕鬆了。我們搞「西化」，尤甚是搞脫胎換骨的「全盤西化」，那就要迂迴曲折地，一個階段、一個階段的慢慢地向前爬行了。

 

 

 

 

 

(1) 我國近百年來所發生的「革命」、「維新」、「變法」、「改革」或「改良」等形形式式的運動，真是屈指難數。這些運動之發生大體說來多發乎仁人志士救國救民的願望。為貫徹這些由願望而發生的運動，已不知有多少先賢先烈為之而拋頭顱灑熱血。然時至今日這些「運動」仍然方興未艾，吾人試一翻閱中國近代史，一眼看去，真覺這是一筆令人難解的爛帳。

 

不過我們今日如回頭仔細分析過去百年的史蹟，則又覺這筆爛帳之中似頗有線索可循。吾人如試把「同治中興」、「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抗戰」乃至中共的席捲大陸，與之台灣今日正在初步滋長中的「民主政治」等等連成一氣，作一個有系統的分析，我們便發現這些重要史蹟不是單獨發生的。相反的，它們是一個按著一個的發生，層次分明的連在一起形成一個總運動。而上述諸運動只不過是這一「總運動」的各階段。一言以蔽之，這一個「總運動」便是中國的「現代化運動」───也就是近代中國的政治、祉會文化的「轉型運動」。

 

(2) 史實告訴我們中國的現代化運動，是分階段完成的。而各階段有各階段的主題和若干副題。主題便是各該階段的「當務之急」。而副題（可能是次一階段的主題）在現階段則往往是「不急之務」。而完成這主題與副題的方法則可能是牴觸的。因此，集中全力完成主題，可能增加解決副題時的困難。但是忘卻主題而側重副題的，則往往為該階段所唾棄。古人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又說：「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如果忘卻主題而側重副題，則是「本末倒置」，「不知先後」。所以中國近代史上，在各階段中，凡是從事解決「當務之急」的主題的社會力量，往往是前進的、成功的。同時凡是不知先後，側重副題，搞不急之務的，則未有不敗的。但是如果中國現代化運動進入次一階段，則主題與副題，俱同時變動。以前的副題可能變成主題。前一階段的進步的社會力量，如不能隨主題之變動而進步，則這一力量必然變成阻礙中國現代化的力量。

 

(3) 中國現代化的社會發展，在通過這些不同的「階段」時，各個階段皆有其特定的主題。這些主題的形成，都不是理想家們坐在皮椅上幻想出來的，它們是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實際演進和國際形勢的變幻逐漸鑄造出來的。換言之，它們是客觀機運參以主觀智慧逐漸融會貫通的，不是根據工程師的藍圖，一層層造起來的。再者，這些不同階段的主題，且往往是前後對立的，峰迴路轉相互矛盾的。因此一個政黨或一個政治家，在推動一種現代化運動之時（不管這一運動是激進的「革命」或緩進的「變法」），他們都要抓住各該階段所特有的主題，從而推動之：既不能落伍，也不能臘等。抓不住主題而落伍了，那他就要被時代所遺棄，甚至流入「反動」，變成「革命對象」。相反的，如抓不到主題而亂搞不急之務，臘等前進，那就變成空想或過激。空想、過激，對群對己都是有害無益的。他的運動也必然受挫。但是前一階段的空想，往往也可變成次一階段的主題。如此各「階段」相催的程序之中，中國現代化運動，是不能「畢其功於一役」；它是或緩或急，永遠不斷地向前流動的。

 

(4) 古語云：「寧為太平犬，不作亂世人。」我們這兩、三代便是不幸地生於這段人不如狗的亂世。跟著時代翻了七八個觔斗，被翻得家破人亡，還不知伊於胡底？倖存海內，哪家沒有一本「難唸的經」：偷生海外做「美國人」做「台灣人」，日子也不那麼好過。痛定思痛，生為現時代的中國人，何以一寒至此呢？一言以蔽之，我們是不幸地生在中華民族史上第二個「轉型期」中，而「十年一變」正是轉型的階梯啊。不過這十年一變的小階段都是過渡性的。既然是過渡性的，就沒有永恆或較長時期存在的屬性，因此每一階段的發展就必然以失敗結束。這也就說明了近一百五十年來，我國出了無數個「失敗英雄」的基本原因。但是這種帶有明顯階段性和進步性的失敗，也正是成為引發和推動次一階段發展的基因。如此生生不息，一階段一階段地向前推移。窮則變、變則通，終於推入其「最後階段」，百川匯海，發展出一個百年，甚或千年不變的「定型」來。只有在那個「雖百世可知也」的「定型」形成以後，中國文明才能恢復它已失去的「優勢」：才能有效地向現有的西方文明作「反彈」，而推動全人類的歷史進入其「超西方時代」。

 

 

以上文章摘錄自『晚清七十年』，唐德剛著，遠流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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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算總帳」的日子何時到來？

范疇聯合報

二○一九至二二這三年，對台灣極為凶險；因為有四個算總帳日子都落在這三年間。即使只發生一件，台灣都不見得吃得消，何況，四本帳簿環環相扣，骨牌效應下連環算總帳機率，並不算小。   這「四個算總帳」發生機率，個人觀察判斷，其順序如下：首先是「中國經濟算總帳的日子」，其次是「美國政府對中共一黨體制算總帳的日子」，第三是「台灣的國家定位算總帳的日子」，第四是「中共對台灣算總帳的日子」。   「算總帳」不一定會立刻「結帳」，但結帳前一定得先算帳。因此，我們可以把算總帳視為結帳動作開始，從算總帳到結帳，過程可長至十年，短至數年。   中國經濟會近期被算總帳而硬著陸？看法分兩派：一派認為，所有數據和現象都指向經濟硬著陸已是進行式了；另一派認為，不要小看共產黨手中掌握工具，此次必和過去一樣，化險為夷。此處僅想指出一點經濟學界通常忽略的視角：中共面臨的不是是否硬著陸選擇，而是是否留在現代國際體系內選擇。   中共若選擇再度封閉，基本上保持經濟體內循環，佐以近些年來累積的亞非拉接口（亞洲、非洲、拉美），那麼中國經濟可以未來卅年都不用算總帳，國內自己鈔票自己印，國外和亞非拉小朋友們進行物資交換就可以湊和過日子了。   但若中共選擇留在現代國際秩序內，那麼在經濟行為及規範上不被算總帳是不可能的。總帳一算，中共想不體制改革也不可能。這裡，就帶出第二本總帳：美國政府要不要對中共算算一黨專政體制總帳？   當下看，美國是要的，但北京沒看懂或還在裝不懂。在態度上，美國已區別「中共」和「中國」，四十年來美國政府都承認「中共」這個政黨代表「中國」這個主權國家，但是，任何時刻美國都有權以「非民選」這理由將「中共」由政府地位降格為政權地位。當下所謂的「貿易戰」，其本質是美國對中共體制的「經濟行為規範戰」，根本上超出了金錢利益範疇。這本帳，美國是一定要算到底的，何時何事會觸碰到中共一黨專政底線，世人密切關注。   這第二本總帳的算法，台灣變數無可避免的落在公式中，這變數有解還是無解，二○二○總統大選中的「國家定位」議題是關鍵。不但中共會介入，美國也會介入，兩片燒餅夾油條之下，很有可能二○二○就成為台灣「國家定位」議題算總帳的日子。其中的凶險，不用我多說。   當然，這就連帶出第四本總帳—中共對台灣算總帳。北京已猴急，三月兩會後，將積極部署各式各樣的「台灣的一國兩制」吹風研討活動。同時，台灣內部也會興起一股對「中國的一國兩制」的追究，研討「一國兩制」該不該在中共的一黨專政體制下進行。當下，台灣已經有人做出一項總結：「一個中國看新疆，一國兩制看香港，和平協議看西藏」；不是不能討論，而是討論時的事實現象基礎點在哪。   這四本帳，不論是算總帳還是結帳，台灣肯定是還沒準備好，甚至是鴕鳥式迴避面對的。我也不知大局會往哪發展，但是我百分之百知道：一個不敢面對問題的社會，只有選擇自殘或隨波逐流的下場。時間不多，大家誠實面對吧。（作者為跨界思考者）

 

 

https://www.erspeens.com/archives/7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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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總帳的日子已經到來（范疇）

 

更新時間： 2020/04/19 05:00

 

中共若動用軍事牌，或意外擦槍走火，無論軍事衝突首先發生在哪裡，台灣都會被捲入其中。

 

2019年3月3日，作者發表了「四個算總帳的日子何時到來」，分析了中國經濟算總帳、美國對中共算總帳、台灣的國家定位算總帳、中共對台灣算總帳，並且預測這四本總帳會在2020年至2022年時段內同時發生（後收入《2022：台灣最後的機會窗口》一書中）。才不過1年之後，爆發於中國武漢的冠狀病毒疫情席捲全球，頓時將該文預測的時間點，至少提前了1年，甚至提前了2年。

就在過去短短數周內，我們同時看到了中國經濟總帳的容貌、美國對中共算總帳的強烈信號、中共對台灣算總帳的高調，連帶的，當然也激起了台灣社會對國家定位算總帳的吶喊。與疫情並發的全球經濟斷鏈、金融危機、石油危機，衝擊還只是剛剛開始，其深遠的影響勢必持續到2021年，甚至2022年。幾乎所有人都達到共識，人類的當代史進入了分水嶺。

在這場分水嶺事件中，台灣被放到了熱點地位，風險從未如此靠近，但機會也從未如此靠近。其實，大局早就是如此，只是病毒的黑天鵝，把時程提前了。

四本總帳都開始算了，但是結帳的順序還很難說，哪一本帳會先結呢？哪一本帳會最後才結呢？結帳過程會拖多久呢？其中都充滿了變數，但不論如何變，這四本帳的終局都由一個主軸決定—美中對峙的態勢。

 

 

 

 

 

 

經濟牌打不贏美國

當下，白宮和中南海都還處在釋放信號、互探底線、漫天要價的階段。美國釋放出領頭西方國家向中共索賠的信號，中共在國內全面發動了反美的民族主義運動。美國在南海試射了飛彈，共軍軍艦駛入了從未如此接近關島的水域。共軍航母穿越宮古海峽並繞行台灣東部，美艦則頻繁穿越台灣海峽，同時台軍在東部試射飛彈。
形勢嚴峻，但雙方都還沒有讓步的跡象。當下的4月中旬，雙方的對峙，或許還可勉強解釋為虛張聲勢，但再過1個月、2個月，因疫情帶來的全球經濟斷鏈災害，對美、中在內的所有國家，都會形成絕大的現實壓力。到了6月，美中雙方虛張聲勢的空間就會逐步消失，接下來只能玩真的了。

美國若最終來真的，將會先從經濟切入，白宮手上有無數張經濟牌。隨手列舉，如帶頭就著中共瞞報疫情至少4周這事實索賠，單單這一項就可把中共逼到牆角，當下估計的全球經濟損失數字，從最低的20兆美元到高達100兆美元都有。再如，就在美上市中國企業屢屢發生假帳事件，取消此類156家公司的會計特權。甚至，動用現有法律，查封中共高官及家族在美的來源不明資產。最狠的一步，將是祭出對付伊朗的模式，逐步限制中國的美元使用權利，直至完全阻斷。

經濟牌，中共手上一張都沒有。很多人到現在還以為中共手上也有對付美國的經濟牌，這是完全不了解中國經濟真相和本質的緣故。中共手上那1兆多美元的美國債卷，拋售到國際市場上完全對美國沒影響，因為美國自己為了抗疫情，已經又發行了10兆以上的美元債務。而賣掉外匯存底中的美元部位，將瞬間令整個中國經濟停擺，因為所有需要用美元購買的物資都買不到，例如石油和美國產品。另方面，中共若抱著經濟上「要死一起死」的戰法，那麼，美國雖然也會受傷，但中國會先被中共玩死。

此外，到現在還有人以為中共手上還有國際政治牌。即使就在半年前，中共的確還有政治牌，但經過此次全球疫情，國際間對中共的信賴度已經蕩然無存了，連非洲國家都開始以拒還貸款的方式向中共索賠了。

動軍事牌台將捲入

中共若最終來真的，手上只有一張牌—軍事牌。以中共當下的經濟能力及黨內政治鬥爭的亂局來看，只要決策群還有絲毫理性，都不應該走上這條路。但若動用這張牌，或意外擦槍走火，無論軍事衝突首先發生在哪裡，台灣都會被捲入其中。

美中對峙的當下，雙方的迴旋空間都越來越窄。等到今年下半年，四本總帳的結帳順序，可能就輪廓清楚了。台灣需要像當時對付疫情一樣，從現在就超前部署，否則，臨機應變恐怕來不及。經過了這場疫情，每個國家應該都已經學到教訓，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任何事情都是有對價的。

 

 

 

https://tw.appledaily.com/headline/20200419/PJWZNDWVOJFXFNGEJNGMA7J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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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疇／台灣對算總帳的認知退化了！

2021-07-01 05:15 聯合報 / 范疇

 

 

 

 

二○一九年三月三日，本專欄以《四個算總帳的日子何時到來？》為題，論述二○一九至二二這三年，對台灣極為凶險；因為有四個算總帳日子都落在這三年間。四本總帳分別是：中國經濟結構算總帳、美國政府對中共一黨體制算總帳、台灣的國家定位算總帳、中共對台灣算總帳。文內說：「即使只發生一件，台灣都不見得吃得消，何況，四本帳簿環環相扣，骨牌效應下連環算總帳機率，並不算小」。

 

兩個月後，我追加了一本總帳—台灣人民對政府弊端算總帳！當時在二○二○大選前，我並未預設哪個政黨會主持政府，但我非常篤定，在前述四本總帳的壓力之下，台灣人民對「政府弊端」多年來的積怨，必然要爆發，不管當時是哪個黨執政。

 

一九—二○兩年，前四本帳陸續開始算，病毒疫情的爆發，加速了算帳速度。二○二一年五月台灣疫情的滯後爆發，則加速了第五本帳的速度。在本文的當下，五本帳已經進入了循環激盪的連鎖狀態。台灣人當下還把國內疫情視為天下第一大事，殊不知未來三個月至十五個月，台灣社會將面對的挑戰，其激烈度將十倍、百倍於現在疫情。

 

台灣各政黨在疫情戰中的表現，只能用「天真有邪」來形容；而一般民眾的隨之起舞，也只能用「天真無邪」來形容。政黨及社會，共同之處在「天真」。政黨人物，不敢說全部，但絕大多數目光只看到二○二二的選票，頂多看到二○二四的選票。社會民間，不論稱之為義憤，還是對行之多年的制度弊端之積怨爆發，照例的陷落在尋找出氣筒的淺薄層次，從道德層面、情緒層面修理弊端，不從體制的本質下手，終將落入如同過去一般的緣木求魚結果。

 

對世局天真，任何事態只有兩極化、黑白化的反應能力，就是台灣的文化七寸所在，也是中共統戰一向來的基本切入點。被耍弄了二、三十年，台灣至今沒學到教訓，這只能怪自己，賴不得別人。一個碰到任何重大挑戰，立刻就陷入膝蓋反應式的兩極分裂社會，被統戰玩弄只是剛好而已。

 

前四本總帳，都會在二○二二年中共二十大之前後結帳，因為習近平面臨能否逆反中共黨內意志、繼續連任的挑戰，而美國的拜登總統面臨「切習保共」還是「切共保華」的抉擇。

 

美國國內政局並不平穩；拜登總統給出九十天「病毒溯源究責最後通牒」的政治後座力將在八月底爆發，這不但涉及中共，也涉及美國國內的中共同路人，這就包括了一部分川普總統口中的「深層政府」和「沼澤地」。共和黨對選舉作票醜聞及亨特拜登通共醜聞的追溯動作並未休止，這股力量和病毒溯源力量之間將如何激盪、拜登及習近平又會如何拿捏分寸、西方沼澤地勢力與中共家族勢力的既合作又鬥爭之關係，在動態局勢中又會如何演化，在在都是未定之數。

 

對此變局，台灣社會的警覺心及自省力，遠遠不足。首先，台灣將自己的身分角色用簡單的美中兩「國」鬥爭框架來定位，就是沒有體認到國際政治之水深的表現。當下的美中關係，已經和當年的美蘇冷戰關係相差不只千里，其中既有主權國家的利益之爭，更有橫跨主權的西方、中共家族之間的同床異夢之鬥。

 

再來，中共的對台統戰方向已經由「統獨藍綠」轉向「鼓動反美」以及「整體打擊台灣人自信心」。於此當下，台灣人自己竟然還在自我加碼，惡言互罵、分裂加劇，相當於對北京的新統戰路線對號入座。台灣人的認知退化了！（作者為跨界思考者）

 

 

 

https://udn.com/news/story/7340/556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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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峽過盡，實驗告終﹔國有定型，民有共識，始可重享太平也。

 

 

以下文章摘錄自『袁氏當國』，唐德剛著，遠流出版。

 

…………….這個任誰也改變不了的『客觀實在』，它在民國初年的政治術語上，便叫做『共和國體』﹔政治學家則稱之為『代議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歷史學家則叫它做＜接著帝制時代而來的＞『民治時代』。民治時代不只是一種政治現象。它是一種囊括全民族的，『新的民族生活方式』(a new way of life for the whole nation)。和『傳統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它是中華民族歷史的發展過程中，一個新的階段和新的『型態』。政治生活只是其中比較敏感的一環而已。

 

　再者，這種社會政治型態的轉移，卻是一轉百轉的，時間至少要拖長至兩百年之久。哪能在數年，甚或數十年之內，就能『畢其功於一役』呢？但是不論時間要拖得多久，在中華民族今後的歷史上，這個以『代議政府』為重心的『民治時代』，是必然會出現的。今日不出現，明日一定會出現﹔明日不出現，後日一定會出現﹔後日不出現，遲早會出現....。這個遲早會出現，便是個歷史上的『必然』。這個歷史上的『必然』，是客觀存在的﹔是任何人和事(man & event)都改變不了的。這就叫做『客觀實在』。

 

　 當然，在將來這個以代議政府為重心的，『必然』出現的『民治時代』，它的社會政治結構(its sociopolitical structure)的具體型態為何？......是承繼我民族固有的『國家強於社會』的傳統？還是改採西方『社會強於國家』的歐美建制？或是兼採中西之長的『社會國家相互平衡』(a balance between state ＆ society)的『後現代的新建制』(a post-Modern structure)？關於這些具體制度的出現，歷史家就不能胡說了，因為那將是歷史向前發展，『水到渠成』的結果。歷史家只能根據水勢、潮流和洪峰，來瞻其遠景。中國古人說﹕『天上眾星皆北拱，人間無水不東流』。我們見識只限於吾土吾民的中國史家，只知我們有『中國特色』的江河，要萬流歸宗，最後必入於『東海』。這是個歷史上的『大勢所趨』，任何人和事，都不能扭轉的『客觀實在』﹔也是歷史家可以預測的，歷史哲學上『抽象的必然』。至於這個『東海』的具體型態，是方的還是圓的，則歷史家就不能胡說。不顧小我知識的極限，而強不知以為知，硬去為全民族的命運畫藍圖，不惜人頭滾滾，也要按圖索驥，懸的以赴，這在佛語上就叫做『著相』。著相就會走火入魔，魔鬼一來，那就民無憔類矣......。所以搞社會科學治史的科學哲學家，只能堅持，在接連秦皇漢武以後兩千年帝制中國的，一定是個真正的民治中國，這是個歷史的必然，如此而已。至於這個『民治中國』的具體形式是個什麼樣的東西，任誰在事先也畫不了藍圖的，因為這個最後型態，是要經過數百年智慧與機運，揉千百種因素於一爐，百鍊成鋼，慢慢地錘鍊出來的。在這種極為複雜的社會發展的過程中，直線條思想家是沒有市場的。

 

話說到底，我國古代的宗法制、封建制、郡縣制，都是根據機運和智慧，相激相盪，慢慢地磨鍊出來的。至聖大賢，運用他們的智慧才德，因勢利導則有之﹔從無到有，來『制禮作樂』，為天下法，為百世師，那就是他們的子孫在替他們胡吹了。明乎此，我們就知道我民族下一個民治階段在將來的具體型態，也必然是經過同一程序，慢慢地磨鍊出來的。現在我們雖可略窺其端倪﹔欲知其具體型態，最早恐要在二十一世紀中葉以後也。但是它必然會出現，則無可懷疑也。因此，在目前頗為風雲一時的政治家，或不能及身而見之。但諸公應知其『存在』，為子孫萬代的福祉，因勢而利導之，才是正途。孟夫子日，『有智不如乘勢』，斯之謂也。

 

我們中國，不論怎樣，總是個有數千年傳統的文明大國，更是東方文明的主流，縱是一貫被現代革命黨人所詛咒的文化糟粕，所謂封建帝制，也未必全是垃圾。一個曾經數千年不斷改革修正的社會政治體制(socio-political entity)，不可能一無是處，他老人家在抵擋不了西方文明的挑戰而逐漸崩潰之時，斷壁頹垣之下往往也有些珠寶黃金和名人字畫，不可玉石皆焚。不幸的是，我們老一代的革命家，都是『一次革命論者』，一旦把這些斷壁頹垣摧毀之後，都信心十足，甚至驕橫萬狀 (事實上，國、共兩黨都是一樣的)，以為一座合乎他們理想的西式摩天大樓上立刻就可聳入雲霄。結果往往適得其反，新居未建，而故居已拆，群眾露宿街頭，餓拜載道，癘疫橫行，如此則受害群眾就要抱怨今不如古，民國不如大清了。豈然哉？豈不然哉？

 

　　全民受苦受難百餘年了，吾人今日回看，固知一個新的政治社會體制之建立，除舊布新，完成一個適合自己的定型，不斷改進實踐，非兩三百年不為功，哪可一蹴而幾。這就是筆者所要說的歷史三峽了。三峽過盡，實驗告終﹔國有定型，民有共識，始可重享太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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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簡化的歷史三峽論

 

2018/04/23 來源：羽戈

唐德剛先生的形象，接近說書先生與講古老人，其治史不以理論見長，亦無歷史學界流行的體系、模式等可言。他的書中，唯一與「論」沾邊的大概只有「歷史三峽論」。當然在一些人看來，這也談不上什麼歷史理論，更像是一種預言，抑或推背圖之流。也許正因如此，成就了其巨大傳播力。就連《人民日報》的社論，都常言「歷史的三峽」，不過它們的三峽，與唐德剛的三峽，方向可能恰恰相反。

 

何謂歷史三峽論？唐德剛自道，他研究歷史數十年，對國史之詮釋，最愛講兩個說法，一是三大階段，二是兩次轉型。在其看來，四千年中國社會，可分作三個階段：封建、帝制與民治。第一次轉型，從封建到帝制，起於公元前四世紀中葉秦國商鞅變法，終於漢武帝與昭帝之間（公元前86年前後），歷時二三百年之久，此後約兩千年，「百代都行秦政法」（毛澤東詩）；第二次轉型，從帝制到民治，起於第一次鴉片戰爭——這往往被視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至今猶在轉型途中：

這第二次大轉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極其痛苦的。這次驚濤駭浪的大轉型，筆者試名之曰「歷史三峽」。我們要通過這個可怕的三峽，大致也要歷時兩百年。自道光二十年（1840）開始，我們能在民國一百二十九年（2040）通過三峽，享受點風平浪靜的清福，就算是很幸運的了。如果歷史出了偏差，政治軍事走火入魔，則這條「歷史三峽」還會無限期地延長下去。那我民族的苦日子就過不盡了。——不過不論時間長短，「歷史三峽」終必有通過之一日。這是個歷史的必然。到那時「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我們在喝采聲中，就可以揚帆直下，隨大江東去，進入海闊天空的太平之洋了。（《晚清七十年》，台灣遠流出版社1998年版）

這段話出自唐德剛《中國國家轉型論提綱》，作於1996年5月22日，刊於台北《傳記文學》第六十九卷第三期，後來收入《晚清七十年》，作為第一部第二章。就我所見，這大概便是歷史三峽論的起源。

而後只要談及中國近代史，唐德剛幾乎都要推銷歷史三峽論，足見他的熱愛和自信。如在一本論毛澤東的書中，他表示：「……時至二十世紀之末的今日，我們已轉了一百六十餘年了。今後如不橫生枝節，亂出紕漏，再過四五十年，至下一世紀中葉，我們這一歷史轉型就可結束了。」隨之結合「大陸上今日當權的人民政府的特性所在」，為第二次轉型規劃路徑：「一、它是『轉型期』（歷史三峽）中，最後一個有階段性的政權；二、它具有中間性：前有帝王專制的遺傳，後有民主政治的遠景；三、極權政府和獨裁領袖的權力遞減，從絕對權威，遞減至依法治國；四、它具有其千載難逢的機運，來結束這場轉型運動而駛出歷史三峽。」

 

細讀唐德剛的文字，不難發現，他雖然提出了兩百年轉型期的說法，卻未一口咬定，而附加了「如不橫生枝節，亂出紕漏」等條件，否則，「如果歷史出了偏差，政治軍事走火入魔」，那麼轉型將無限延期，不知伊於胡底。這麼說，一來出於歷史學家的審慎，二來出於對歷史偶然性的防範。而且，高瞻遠矚如傅國涌先生，曾指出歷史三峽論的價值，「並非是時間上的預測，不是到底多少年出『三峽』的問題，而是對一種隱隱約約的歷史脈絡的清晰洞察，更是對本民族命運與前途的深情關切」，要言之，其價值在於對天下大勢的預判，世界潮流，浩浩湯湯，如三峽之水，一路東流，縱有漩渦、礁石、人工堤壩等障礙，卻無法阻止其奔騰，無法更改其航向。

遺憾的是，在這二十年來的傳播過程當中，歷史三峽論漸漸被簡化為一個單調、僵硬的時間點。兩百年之說，風靡至今，深入人心，成為了一些人的期盼與另一些人的藉口。質疑者同樣抓住了這個時間點不放，不管認為唐德剛過於樂觀，還是過於悲觀，他們眼裏仿佛只有兩百年的期限。這兩種做法，都是典型的買櫝還珠，撿了芝麻丟了西瓜，不僅扭曲了唐德剛的初衷，還使歷史三峽論化作一種淺薄的幻象。

 

歷史三峽論的遭遇，正關乎國人的政治心理：一是對預言的迷戀，二是對時間的依賴與焦慮。我不知道這世上還有哪個國家，像中國這樣，自古以來便熱衷於製造政治預言——自然，有人需求，才有供給，有人迷信，才要造神。古人造反、奪權，往往以童謠、讖緯等各色預言開道，以造聲勢、動人心，諸如「大楚興，陳勝王」「東海十八子，八井喚三軍。手持雙白雀，頭上戴紫雲」「莫道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等。另有一種，則在事成之後，為了鞏固其政權的正當性，製造預言——也許此時不宜再叫預言——以為政治加持，如《史記·高祖本紀》記載的赤帝子斬白帝子的故事，正有些預言性質。

政治預言的主題，不外乎人與時間。統計起來，應以前者居多，如「大楚興，陳勝王」「東海十八子，八井喚三軍」等；後者雖不常見，傳播效應卻未必弱於前者。當預言明確了時間，其作用可比集結號。最著名的一例，當數東漢靈帝年間，張角等人為了籌劃黃巾起義而製造的預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歲在甲子」四個字，直指甲子年（184年），烽火連天，天翻地覆。

 

我要說的案例，發生在晚清，主角叫趙烈文。如果不是因為一段預言，恐怕沒有多少人聽說這個名字。他是曾國藩的幕僚，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1867年7月21日）晚，曾國藩找他聊天，談及國事，他說：「天下治安，一統久矣，勢必馴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風氣未開，若非抽心一爛，則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仆，而後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當時大清中興在望，誰會相信其壽命只剩下五十年了呢？事實則是，四十五年後，清朝滅亡，趙烈文因此被譽為晚清的天才預言家。話說趙烈文的才具，以及他的《能靜居日記》，相當可觀，然而今人大抵只記得這段話，不得不令人感慨預言的力量。

 

趙烈文這一預言，當時並未傳出，若在清末，為革命黨人所知，必將喜出望外，大加利用，其社會動員效果，也許不亞於《革命軍》《猛回頭》。竊以為，對社會底層的受眾來講，預言比啟蒙更具魔力。尤其當預言與時間相結合，譬如在「天下苦秦久矣」的語境之下，預測一個秦亡的時間點，不僅能緩解人心的焦慮，有時還能激發人心的鬥志，甚至作為咒語，詛咒一個政權走向死亡。

 

由此正可解釋，唐德剛的歷史三峽論何以遭到簡化，何以廣為流傳。兩百年的轉型期，到底怎麼推理，怎麼論證，已經無關緊要，對受眾而言，它首先是一種希望，其次是一句咒語。與此相應，還有一個更傳奇的說法，據說英國哲學家伯特蘭·羅素曾預言，專制政權的壽命不會超過七十年。我嚴重懷疑這是國人的杜撰。七十年之說，比唐德剛的兩百年還要玄乎，因為專制往往猝死，其生命周期毫無邏輯可言。所以，與其稱之為「羅素定律」，不如稱之為「羅素詛咒」，這充分呈現了嚮往自由的人們對專制與專制者的厭惡。

我從不掩飾對歷史三峽論的喜愛，不過我所看重的是歷史三峽的譬喻，而非兩百年的預言。對於這個時間點，我向來不以為然。這些年來，我見識了各種對轉型的預判，不論五年說，還是五十年說，不論天鵝絨論，還是大洪水論，不論虛假希望，還是虛假絕望，對轉型本身而言，幾乎毫無實質意義。恕我直言，把轉型的希望交給時間，如寄望於未來、託付於新生代等，不僅懶惰，而且怯懦。時間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其本身就是問題。相比時間，我更關心大勢，即歷史三峽的方向，正如相比何時能實現轉型，我更關心怎麼做才能造勢、順勢。說到底，我們決定不了轉型的時間，卻可以決定轉型的方向。

2017年8月3日

供思想的雲

https://read01.com/zh-mo/0e0LAEB.html#.YPPy5T3it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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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緣與八月桂花香：

 

 

 

范疇說：

『首先是「中國經濟算總帳的日子」，其次是「美國政府對中共一黨體制算總帳的日子」，第三是「台灣的國家定位算總帳的日子」，第四是「中共對台灣算總帳的日子」。』

 

 

不過，每個人對唐德剛先生之『歷史三峽論』與黃仁宇先生之『大歷史觀』的解讀(或曰收穫)皆不相同，

 

 

『黃仁宇先生一向提倡的『大歷史』，無來非是將他所說的因果關係，拉長放大，使之超過個人之人生經驗。在這種因果循環的過程中，各種行動在歷史上的長久意義，可能與當事人眼中所看出的不同。』

 

 

吾人若以黃仁宇先生的『大歷史』觀來看這「四個算總帳」，

 

或許就能『因勢而利導之』。孟夫子日，『有智不如乘勢』，斯之謂也。

 

 

把「四個算總帳」，轉化(昇華)成：

『只有在那個「雖百世可知也」的「定型」形成以後，中國文明才能恢復它已失去的「優勢」：才能有效地向現有的西方文明作「反彈」，而推動全人類的歷史進入其「超西方時代」。』

 

 

好一個

『因勢而利導之----天眼一開----推動全人類的歷史進入其「超西方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