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之道是我國古代哲學的中心議題。孔子提出的最高原則是“仁”，“仁”的主要含義是“愛人”，亦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一原則蘊涵一個基本前提，即承認別人和自己都是人，這可以謂之同類意識。它不但肯定別人也是人，還要求協助別人共同提高生活。
 
闡發人生之道，必然要涉及人生價值問題。社會上的貴賤等級是世俗的價值差別。儒家雖然承認人與人之間的等級區分，但又認為，一個人的價值，與一個人在社會上的貴賤地位並非一事，處於高位的貴族未必有真正的人格價值；處於下位的平民可能具備較高的人格價值。
 
孟子提出大丈夫的標準：“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這樹立了崇高的人格典範，在歷史上起了激勵人心的巨大作用。
 
儒家雖然承認天命，但不廢人事。孔子自述生活態度是“發奮忘食，樂以忘憂”，表現了積極有為的精神。周易大傳提出兩條非常重要的人生原則，一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一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自強不息”揭示了人類生活的內在本質，人必須積極努力 奮發向上，充分實現固有的潛在能力。“厚德載物”表達了人際關係的基本準則，人與人之間應相互關懷，敦厚寬容。
 
先秦哲學中曾討論，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之間關係的問題。孔子認為治理國家應先“富之”然後“教之”，即先解決物質生活的問題，然後再提高人們的精神生活。孔子又認為，從個人修養來講，應努力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卻不應追求物質需要的滿足。
 
顏回遵守孔子的教導努力實行，孔子讚美顏回說：“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閒哉回也。”孔子顏回這種生活態度，宋代哲學家周敦頤稱之為“孔顏樂處”，他解釋說：“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
 
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這裏要區別兩個問題，一是社會生活的問題，一是個人修養的問題。關於社會生活，應肯定物質生活是精神生活的基礎；關於個人修養，應強調道德的自覺。孔子論治理國家：主張先“富之”而後“教之”；論道德修養：則讚揚雖貧而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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