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漁與<閒情偶寄>

李漁，字笠翁，浙江蘭谿人，晚年移家杭州西湖邊，故又號「湖上笠翁」。他的年紀跨越了明清兩代，經歷明神宗、光宗、熹宗、思宗，以至於清世祖、聖祖等六位皇帝，共七十年的歲月（註一），可說「生、長於明季的衰亂，老、死於清初的治平」。生命的程序是先苦後樂。且不論他有否自覺到一種前朝遺老的忠貞孤憤，從「閒情偶寄」這本書看來，他不僅於思想上、文章上喜新厭舊，其至對超貸的存在也同樣的趨騖於開創。如凡例：「一期點綴太平。」頤養部分夏季行樂法：「追憶明朝失政以後，大清革命之先……。」都激進的表明他政治立場的歸順，以及貪取富貴平安的私慾。這也許與他在明末應考鄉試而落第的敗興有關，致使他對朱明的國體缺乏刻骨銘心的同情。易鼎之後，他隨即雉髮降清，卻仍然失志官場，只堪「屈纖指不覺眉顰，封侯事且休提起，共醉斜醺。」走入放浪生活。清初百餘年的文壇，由於國家安定，民生富裕，更造成富麗的頌揚威權的風氣。士大夫或者直接從明朝過繼來的，或者承襲了明朝放誕纖佻的性格，生活趣味與治學態度尚不如後世之固執謹嚴（註二）。所以李漁能倚賴製作戲曲小說以維持生計，並成了婦孺皆知的職業作家。他的文字遺產如今尚見有：「一家言」（詩文、論古）、「閒情偶寄」（理論、雜談）、「傳奇十種」（戲劇）、「無聲戲」與「覺世名言十二樓」（小說）等。其中詩詞曲小說在時代文學評價的地位，已有論定。我們現在僅從「閒情偶寄」談起， 兼以介紹李漁其人的生平與思想。

 （一）俗情與享受

世情非復舊波蘭，行路當歌難上難；我不如人原有命，人能恕我為無官。

三緘寧敢期多獲，萬苦差能博一歡；勞殺筆耕終活我，背將惡夢赴邯鄲？

 李漁一家言自敘：「凡余所為詩文雜著，未經繩墨，不中體裁，上不取法於古，中不求肖於今，下不覬傳於後，不過自為一家云所欲云，而止如候蟲宵犬，有觸即鳴，非有摹仿希冀於其中也。」這宣言的含意，洩露了李漁個性的奇突狂妄以及隱而未發的幽默與自卑。各本文學史都認為他是延續明末公安、意陵派浪漫思潮於清初而仍然標舉「反古典、主性靈、攻擊衛道、提倡俗文學」的議論。其實，他只是致力於適性的「個人文學」，並無充沛的魄力與野心去造成天下靡然的潮流，他沒有為文學而矜持的使命感，文學或可潤飾他的生活情趣，卻絕不是生命。但因為他才知高足以駕馭文字，遂不肯捨己而從古，他的確以自己這種特優的稟賦為傲而蓄意將它轉化為「戒剽竊陳言」的道德原則：「閱是編者，請由始迄終驗其是新是舊，如覓得一語，為他書所現載，人口所既言者，則作者非他，既武庫之穿窬，詞場之大盜也。」這種口氣顯然過於誇張自負，但他有資格說，他乃從一種榮譽的，獨創的觀點出發，想於傳統之外，豎立起自己的旗幟。而在當時，正值反抗理學、傾向復古的時期，傳述與模仿的意識統御了正統文壇，萬萬翻不出渺小自我的性靈來，唯有從戲曲小說的曲徑上栽植花草，這兩種文體仍處於萌芽成長的階段，未能完全獨立，明代雖曾有一度的狂熱，但僅止於文人的風流好事，作為潦倒場屋的不正常的宣洩，何嘗正視它的效用與價值？而李漁卻迅速的攫住它，並索性投資了一生於此，以求於六經之外別開生面，他說：「吾於詩文，非不究心，而得心應手，終不敢以稗官為末技。」他固然有難望躋登高級文壇的苦衷，但他的確也勇於承擔不齒，而欲於低氣壓的環境中，掀起一場旋風。他自述小時「出赴童子試，人有專經，且間有止作書藝而不及經題者，予獨以五經見拔。」假如他繼續鑽研於經學事業中，未必不為名流通儒，然而他的性格是孤峭的自尊，即使昭彰萬代的古聖先賢，也難以成為他依傍效法的影像，他寧願一腳踏入泥濘中，用自己的雙手捧出蓮花來。在這挺立的蓮梗裡，他才看到真實的生命躍動。人不能靠偶像成佛的。更重要的是，他的眼光座落在一向被忽略了的廣大非知識階級的群眾──老百姓也需要文學，也有權利享受高尚的喜悅，但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傳統誤解下，這些驚天地泣鬼神的感動力量，天使之音，始終如遙遠的雷聲，滾動在雲端，數千年未曾落下雨滴。百姓的遺傳基因裡，永遠帶著饑渴的祈禳。於是李漁便慨然以雷部正神的姿態，奮揚其才智之槌，招來司風司雨，為久旱的民間灑遍「傳奇」的甘霖。睡鄉祭酒云：「吾友（李漁）屏絕塵奇，閉戶搦管，頟頟不休，非傳奇即稗官野史。……吾友洵當時有心人哉！經史之學，僅可悟儒流，何如此為大眾慈航也。」由於這樣的覺悟與獻身，他彷彿偏離了仕宦大道，而「遊蕩江湖，人以俳優視之。」代價是現實條件的委屈降格以及聰明才力的自主解放。「才亦猶人命不遭，詞場還我舊詩豪。」蘭谿縣志說他「字謫凡」，大概就是暗示自己挾帶著上人之資具而貶落凡塵，幸而他同時擁有一付樂觀的性情，隨即收拾感傷的降落傘而從事人間傳教。包濬言：「今天下婦人孺子無不知有『湖上笠翁』矣！……若無笠翁則無待而興者……笠翁遊歷遍天下，其所著書數十種，大都寓道德與詼謔，藏經術於滑稽，極人情之變，亦極文情之變。」以大眾傳播的功勞而言，李漁夠資格配享民間英雄廟。

李漁是勇於面對自我而不虛懸一個聖賢偶像來欺騙良知的，他不斷的反省，發掘，並實踐個體的理想，而拒絕假手於社會，委蛇於現實，他所貢獻的德性是「真」。雖然易流於自私、縱容、頹廢、放蕩，但仍不失為赤裸裸的本來面目，這是他受百姓歡迎而被官場唾棄的原因，歷來對他的批評總是嚴苛卻又搔不到癢處，如袁于令說：「李漁性齷齪，善逢迎，遊縉紳間，善作詞曲小說，極淫褻，常挾小技三四人，子弟過遊，便隔簾度曲，或使之捧殤行酒，且縱談房中，誘賺重價，其行甚穢，真士林所不齒也。」說得他如同娛樂界的投機分子，而他也的確是藉此為生的，他「無半畝之田，而有數十口之家，硯田筆耕，止靠一人。」又兼注重生活情趣，豪奢華靡，這些經費來源，除了結婚官紳取得接濟以及寫作劇本，販賣文稿以外，自然要使些非常的手段。所幸他並不以道德自命，因而所謂「文人薄行」反例符合了傳統的書生本色了。當浪漫思想為生計所逼迫而發動時，幽默取代了嚴肅，自嘲緩合了自責，然後天底下頓然開闊寬朗，「假若上帝不存在，那麼一切都可為所欲為。」何況李漁是付了價碼的，在他眼前所出現的不是如幻如化的神仙嚮往，或者冰冷僵硬的不朽形象，而是，活生生的，急切切的生活問題與個性衝突。他原諒了自己，也寬恕了世人，因為他所需要的不在這種爭執上，只有享受！享受！ 

世情非復舊波瀾，行路當歌難上難；我不如人原有命，人能恕我為無官。

三緘寧敢期多獲，萬苦差能博一歡；勞殺筆耕總活我，肯將厄夢赴邯鄲？

 （二）閒情偶寄 

漻漻乎，纚纚乎。文者讀之曠，僿者讀之通。悲者讀之愉，拙者讀之巧。愁者讀之忭且舞，病者讀之霍然興。 

「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古今來大勳業，真文章，總不出人情之外，其在人情之外，非鬼神荒忽虛誕之事，則譸張為虛幻獪獝之辭，其切於男女飲食日用平常者，蓋已希矣。」假若我們消除了永生觀念，生活上的問題就變得簡單多了，閒情偶寄便是李漁以現世為唯一事業的生活記錄，人只要誠懇的安住於今生，並對飲食起居的細節投注一份興味的思考，便將發覺，生存原就是那麼充實而滿足的，人的一生已夠忙碌於享受了，何有餘暇浪費於「永恆」的冥想，天國並不是屬於未來的東西，假如我們今世無法獲得它，縱使再復活千萬次，亦是希望渺茫的。能夠把得之於天的才智，用之於人的事務上，即表示人文的一次勝利，尤其是用在享樂的建設上，更無限的提高了人生的價值，如同舊約的世界，上帝創造萬物之後，覺得這一切都是好的，祂自己卻無法享受，便照祂的形象創造了人類，以代替祂行事意旨於地上，這「意旨」就是──享受一切創造物，這原是「生活」（亞當夏娃）的真義，而後來的人類卻迷妄的把萬物扛上自己的肩膀（而不是吞下肚去），當作一種光榮的負擔。殊不知如此作不僅破壞了自然的秩序，更違背了生活的意旨，終使人間變成複雜，沉重而痛苦了。人與萬物不得其所，上帝也啼笑皆非了。祂造人的動機只是讓人假借一次生命，到世界走一遭，詎料人類放棄了這僅有的機會，而要求永生，要求天國，豈知在上帝身邊，永生即是恆死，天國只是空無。這不但「不近人情」，亦不契天意。人僅能從「男女飲食、日用平常」裡看到上帝以及自己，而不是離了這些，單純仰望蒼穹，把白雲的幻影看成上帝的殿堂，把黑夜的星光誤作天國的燈塔，能於現實生活充分取得營養與樂趣的人，即是世界上最富有，最成功的人。因為他的生命洋溢著享受的智慧。李漁此書「取情多而易物閎」，即在指示世人以一條遍地黃金的致富之道，讓人們從他對日常生活的認真與興奮裡悟出「我欲人斯人至矣」的樂觀，讓天地間原本活躍的情趣，全因「一念的安住於現世」，而猛然洩了滿地。「漻漻乎，纚纚乎。文者讀之曠，僿者讀之通。悲者讀之愉，拙者讀之巧。愁者讀之忭且舞，病者讀之霍然興。」其訣竅，只在一個「閒」字。「閒」不是無聊、懶散的總稱，而是一種趨避，一種風緻，一種哲學與審美的觀照，用脫離世俗憂慮與奔競的心情，回過頭來挽起自己的手，在業已清場了的自然劇院裡，從容而寬敞的信上萬物的表演，你可以對它認真，亦可毫不關心，全憑興致的契機。閒適是一種超然的心境，是以娛樂自己為生活任務，它的時間感覺不在鐘錶的指針上，而只在天地之悠悠裡：「無盡的世界開展在前面，各種色彩與形式，譜成多彩而和諧的曲調。」此際，人絕不會感到侷促、緊張，以及功業的畢竟幻減，生命的呆板短暫。因為人唯專注於現在的一刻一事，而運用神鬼想像力，「於頃刻間幻化出種種美的意象」，這是即當下的活動為目的，而又超越了其本身的限制，是純粹人情的繁華，沒有得失的憂患。用兩句詩「閒花醞釀蜂兒蜜，細雨調和燕子泥」，最可含蘊它的風韻。林語堂：

「中國人上政治舞台，荒誕不經，進了社會，稚態可掬，空閒的時候，方是最純良的時候。……閒情偶寄，這是中國人生活藝術的指南，自從居室以至庭園，舉凡內部裝飾，界壁分隔，婦女的妝閣，修容首飾，脂粉點染、飲饌調治，最後談到富人貧人的頤養方法，一年四季怎樣排遣憂慮、節制性慾，卻病、療病……這個享樂主義的劇作家，又是幽默大詩人，講了他所知道的一切。」唯有如李漁這種內在靈泉豐沛的人，才能藉一份幽默的情趣，把精神溥散在瑣碎反覆的日常生活上，使所有的平凡都灧灧含光，化作高尚的藝術。這種巧思妙慧，已跳過了初級的生存意義的沉思，而抵達肯定生活、創造奇蹟、享受和美的高峰。理性成為幸福的奴婢，感性躍居存在的寶座，而一切官能的點點滴滴，盡晶凝為涉取不盡的甘露，滋潤著生命。這是中國式的智慧，頓悟後的再出發，靈感引路，處處留情。寧可唾棄艱澀荒忽的不朽預期，也不肯流失分毫的現在實存。這豈是腐儒資格攻詰的：「破道之小言」？李漁於凡例言：「風俗之靡，日甚一日，究其日甚之故，則以喜新而尚異也。新異不詭於法，但需新之有道，異之有方，有道有方，總期不失情理之正。……是集所載，皆極新異之談，然無一不軌於正道。」他是洞燭了人生普遍的本能的需要，並不掩殺它，反而正視它，研究它，滿足它，在滿足的過程中，再施以慈愛的引導。這幾乎可以是「轉法輪」、或者「提倡正當娛樂」，其智慧與同情，已深入人性的幽暗與羞恥之地，而化作一陣春風，吹開數千年傳統倫理的凍結物。它雖未曾具體有功於百姓，卻碱砭了士大夫的自私與無知。

「然近日人情，喜讀閒書，畏聽莊論，有心勸世者，正告則不足，旁引曲譬則有餘。是集也，純以勸懲為心，而又不標勸懲之目。名曰：閒情偶寄者，慮人目為莊論而避之也。勸懲之語，下半居多，前數帙俱談風雅。正論不載於始而麗於終者，冀人由雅及莊，漸入漸深，而不覺其可畏也。勸懲之意，絕不明言，或假昆蟲之微，或借活命養生之大以寓之者……實具婆心，非同客語，正人奇士，當共諒之。」

這即是李漁作書的旨意，也是他畢生從事傳奇小說創作的苦心孤詣。我們現在已有勇氣「聽莊論」了，因此，我們將直接由下半部所謂「勸懲之意」去領略他的婆心。

 （三）退一步法 

樂不在外而在心,心以為樂，則是境皆樂，心以為苦，則無境不苦。 

此書共分「詞曲部」、「演習部」、「聲容部」、「居室部」、「器玩部」、「飲饌部」、「種植部」、「頤養部」，前二部為戲劇理論，第三部曾被獨立取出，名為「審美學」，是鑑賞女人的寶典。四、五、六、七則分別為建築裝潢、家具擺飾、食譜烹飪、園藝栽培；最後一部，也是最精彩的議論，我們須具備一份閒情，才能受用。

自古以來，只有聖賢教人修身養性，做無私無欲的人，李漁卻鼓吹行樂止憂之法，讓人猛然記取「自己」原是天底下最該優先安排的人。聖賢只治得了有志者的心病，以苦攻惡。李漁則滿足了所有以幸福為要務的群眾。生命的短暫，又以艱難痛苦為充塞物，而達到飽和狀態，說是普遍同意的看法，問題就在於這種密度中，是否還有樂的可能？聖賢說：「享樂不是我們的權利，道德才是我們的目的，正視痛苦，用生命為燃料，把痛苦熬成頂天立地的湯藥，以救濟眾生的病痛。」然而，李漁卻發現，只要維持某種心境的衡定，便可將痛苦分成許多等級，並審視自己的吃苦能力，不使過重而造成負擔，那麼，人仍然有餘力優游自在，享受額外的快樂。李漁稱之為「退一步法」。聖賢是自覺的承擔天地間一切痛苦，作為鍛鍊心志的礪石，以戒慎恐懼為養性法，必欲從怒石堆中掙出奇葩。李漁則求避開「痛苦」的意識與效用，而於歡忭舒適的情緒下，完成適性的、私己的、安分的、認命的自足，是順俗情的哲學。這快樂的獲得，首先必須承認：享樂是應該的有價值的，並且要把握時間的，要免除道德的顧慮，放棄作「大丈夫」的奢望。以間歇的，片段的靈感編綴成終身連續的快樂。在任何境遇下，都當以享樂為第一善事，而不受限制。這種哲學本身帶有睿智的荒謬性，它不是從基本上肯定歡樂的意義，而是向歡樂的誘惑投降。因為歡樂提供一種擊潰「死亡與痛苦」的幻覺，在莫可奈何的畏懼中轉出「輕蔑」的勝利。藉著專注於從事行樂的藝術，我個彷彿已因遺忘而超越了生死分際的思考，而通達萬物生生不息的原始動機。「他忙於試圖拔出刺入肉中的毒箭，不想探討箭的歷史、目的和構造，因為生命短促而沒有時間去探討這些東西，他想如實去了解這世界……他不想更進一步。」（禪與生活）這是李漁的領悟，他在一般常識性的知解下，認定了生命的短暫與荊棘後，並未對它發出憤怒的探討，而隨即轉入非哲學的方法論中，如實的攤開生命所可能遭遇的種種迫害，而不厭其煩的逐一拔出「毒箭」，在這忙碌勤奮的工作中，生活變得充實而寡慮，信從本能的引導，避免心智上多餘的憂患，這便是「不思前，不顧後，寧息於現在」的人生觀。行雲第一云：

「傷哉，造物生人一場，為時不滿百歲，彼殀這之輩無論矣。姑就永年者道之，即使三萬六千日、盡是追歡取樂時，亦非無限光陰，終有報罷之日，況此百年以內，有無數憂愁困苦、疾病顛連、名韁利鎖、驚風駭浪，阻人燕遊……又況此百年以內，日日死亡相告……是千古不仁，未有甚於造物者矣……不仁者，仁之至也，知我不能無死，而日以死亡相告，是恐我也，恐我者，欲即時為樂……茲論養生之法，而以行樂先之，勸人行樂，而以死亡怵之。」

將天地間諸多不平。最後歸為享樂的預告與示警，這不是邏輯的結論，只是人性的吶喊。此類思想的模版全從列子楊朱賡續而來，並且更積極的發展出享樂的藝術與技巧。只要這些技巧被承認、實行，研究，那麼，「以享樂為逃避」的本意便將隱晦，而引申出「以人生為樂事」的錯覺了。此刻，計較的只限於技術問題，而不關生命的是非。這是智性格局的降落與封閉，也是意志昂揚亢奮的狀態。「食色性也」即將得到最姑息與輔導的待遇，其餘活動則圍繞此二事而為枝葉。

「快樂」只是一種感覺，一種心境，它不必依靠特定的程序而逐步獲得，它只要給予充分的認識與契機，便隨時可樂，殺那即樂。「樂不在外而在心，心以為樂，則是境皆樂，心以為苦，則無境不苦。」建立在「心以為」上面的苦樂，也沒有固定的內容，說穿了都是情緒的騷動，自我的縱，苦與樂同樣是一期待的滿足狀態，它不是終點，不是目的，而是企圖藉此達成什麼。因此，行樂也只是避免痛苦的「先下手」措施而已。李漁自招其術：「蓋用吾家老子退一步法，以不如己者視己，則日見可樂，以勝己者視之，則時覺可憂。」採取向一下層的比較而獲得的高勝，它的基礎是脆弱而倚賴的，是自欺自貶的，易產下日趨下流以尋找各種「不如己」的材料的心態傾向。最後終於變成失敗主義者，靠施捨以為樂。因為這種比較法乃是快樂與痛苦的程度成正比，平行並進，想享受一分快樂，必須先付出一分痛苦以證明其可樂的資格，那麼，心思即被此兩種相反相成的條件所瓜分，樂也只是半折的樂，偷竊的樂。他說：

「凡我分所當行，推諉不去者，即當摒棄一功，悉視為苦，而專以此為樂。」

「若於此外，稍得清閒，再享一功應有之福。」

前項即是「勉強而行之」的樂，是畏懼其苦而反轉為莫可奈何的達觀。後項才是順從意願的真樂，卻又顯得侷促而卑乞，因此，其結論只好說：「善行樂者，必先知足。」知足是野心的裁抑，英雄的挫傷，但經常被合理化為生命力的含蓄以及寧靜的泉源。至若以此為樂，則恐怕耽誤了志氣。李漁卻先犯了不知足的毛病：「凡人一生奇禍大難，非特不可遺忘，還宜大書特書，高懸座右。」這已跡進變態自謔的地步了，不僅嬌偽而不近人情，更且令人沮喪。貴人行樂之法、富人行樂之法、貧賤行樂之法、家庭行樂之法、道途行樂之法，都用這般見識，可謂導人於盲。至於春夏秋冬四季的行樂之法，全論男女之事，因為切身而及物，就比較可斟酌參考：

「當春行樂，每易過情，必留一線之餘春，以待將來之酷夏。春者洩盡無遺之謂也。」

「九夏之際，則神耗氣索，力難支體，如其不樂，則勞神役形，是與性命為讎矣……人身之氣，當令閉藏於夏……當以三時行事，一夏養生。」

「過夏徂秋，此身無恙，是當與妻孥慶賀重生，交相為壽者矣！又值炎熱初退，秋爽媚人，四體得以自如，衣衫不為桎梏，此時不樂，將待何時？」

「冬天行樂，必須設身處地，幻為路上行人，備受風雪之苦，然後回想在家，則無論寒燠晦明，皆有勝人百倍之樂矣！」

李漁所謂養生，與一般方術之士相異其趣，他是注重肉體的調和，欲望的順養，如有「節制」，也不是相逐漸寡滅之，而只是當作保留餘力，以供後來的享用，因為他的動機在於行樂，養生乃是延長行樂的時間而已。他說：「若使杜情而絕欲，是天地皆春而我獨秋，焉用此不情之物，而作人中災異乎？」他是膽敢以情欲享樂教人的狂漢，由於他的正視與發表，許多人們的隱私漸漸變成共同探討的問題，也許他也提供了不少聰睿的建議，但這些暴露並不構成他的厚道與仁義，卻在顯示他的諂媚好事的機智。「噫，人之行樂，何與於我，而我為之穎敝舌焦，手腕幾脫，是殆有媚人之辯，而以楮墨代脂韋乎？」他帶著丑角的姿態，勇於揭發人們所於言，樂言而不敢言的瑣事，儼然代言人的身分，為各種階層的民眾設計行樂的方案，除了藉這本領賺取資助外，還說明了他性格中某種卑污的癖嗜。孫楷第評論他：「今觀笠翁諸作，篇篇競異，字字出奇，莫不擺落陳詮，自矜創作，然而命意過新，則失之讖巧……才智有餘，反為所累……是以無意不新，無文不巧，而在往往流於迂怪，矯揉造作，大非人情。」這是急功近利的漏洞，也是個性的偏頗乖癖。既不甘於傳統的紹述，其激亢之氣只好另闢門徑，以奇為變，迎合一時的驚訝。他的處事原則是：「苟能見景生情，逢場作戲，即可悲可悌之事，亦變歡娛。」以遊戲的輕忽待人接物，則天地間一切都將飄搖散落，雖有小樂，卻遺失大葉。但是，上帝的還給上帝，凱撒的還給凱薩，李漁所熱衷的是放逸肢體的享樂，而非收束心性的淬礪。所謂寂寞身前的不朽盛名，對他而言，是經不起醉眼一瞥的疑影。有什麼比一飲一食，一笑一鬧更能鑿鑿咬定生命的存在與可喜？難道除了這些，人還另有所為而來，悲哀源自於嚴肅的剖析，世事究竟有多少耐磨耐嚼的，還不是以舌尖輕嚐後便囫圇下肚？留在口腔的時間越長，牙齒的威脅越大，而人生如何熬得過森森鐵律的審判與熊熊激情的焚燒？逢場作戲的妙處在於我不是我，不受良知的責全；我也不是他，不領輿論的制裁。數不盡的角色與場面隨意替換，人所需的不再是堅真恆毅的崗位道德，而只是臨場時的幽默機智，便夠「應付」一輩子。李漁所偏看的是屬於文化人生的變動與無常，人處於流轉的漩渦中最該具備的是隨之俱轉而不暈眩的能耐，但是漩渦的下旋總有一日會將一切吞噬，因此，人應趁著清醒的時刻，享受所有可能的成果，自產自食，自給自足，以天賦的才智服務個人。由於把原本足夠成聖成賢的牛刀秉賦退縮而使用於一己飲食起居的割雞瑣事上，便顯得遊刃有餘，有餘即是行樂的條件，如此「睡有睡之樂，坐有坐之樂……即袒裼裸裎如廁便溺種種穢褻之事，處之得宜，亦各有其樂。」凡是只要「留心」，都各有其必然發生的價值，人生也就無處不逢源了。正如樂觀哲學所宣稱的：「所有的事都是為了最好的目的而設的。」這目的，對李漁而言，即是「享樂」。雖然享樂也許是唯一使生活可以「忍受」下去的方法。這是ㄧ種思想的弔詭，恰好詮釋了對莊嚴生命的絕望，因而歸納出的「退一步法」，即前面所說：「知我不能無死，而日以死亡相告，是恐我也，恐我者，欲使及時為樂。」這「一步」之退，是整個生存觀念的翻轉，由死亡的悲哀反彈為生命的可樂，其實並非生命本身「是」樂，而是我們既然畏死，便「應當」快樂，是被迫的「不敢不樂」。這就令我們從他煞有介事的忙於行樂中，體貼到一股悟性的蒼涼。

「予為兩間第一困人，其能不死於憂，不枯槁於迍邅蹭蹬者，皆用此法。」

李漁豈是淺薄感官的享樂主義者？閒情偶寄又豈是頹廢無知的「聲色犬馬錄」？事實上，所謂行樂，只為了遺忘殺那的痛苦而已。

「憂可忘乎？不可忘乎？曰：可忘者非憂，憂實不可忘也，然則憂之未忘，其何能樂？曰：憂不可忘而可止，止之即所以忘之也。」

這又是退一步法的運用，憂苦通常被證明為生命唯一真實的存在感受，快樂只是幻影或墮落，所謂人生如夢，既表示生命表象的飄忽虛偽，亦說明「夢」是人生最可能寄託快樂的方式。而反過來說，夢亦如人生的充斥著殘缺、恐懼、挫折與清醒的後遺症。因此，行樂就象作夢，是ㄧ種不確定成功的賭注，有時可能招致更慘痛的經驗，正如飲鴆止渴。較可信賴的還是「止憂」，拒絕，防堵憂苦的來臨與傷害，「止憂」的最高成就即是類同於「忘」的麻痺狀態，對憂苦的襲擊不起反應。當然，那也是必然是不受快樂感動的。李漁從「行樂」、「不敢不樂」、「其何能樂」、「忘憂」、「止憂」，一步步退下來，已到無可再退的境地了。而委屈也逐漸加深，幾乎到了掀底牌，承認憂苦的時候了。這是老子「為道日損」方法論的極限。「憂」按其易不易處，可不可防而有深淺的差別，止憂的辦法亦分兩種：

「止眼前可備之憂……如易處而可防，則於未至之先，籌一計以待之，此計一得，即委其事於度外，不必再籌，再籌則惑我者至矣。」

「止身外不測之憂……其未發也，必先有兆……其必驗之兆，不在兇信之頻來，而反在吉祥只事之太過，樂極悲生……達者處此，無不思患預防，為此非善境，乃造化必忌之數，而鬼神必瞯之秋也……止憂之法有五：一曰謙以省過，二曰勤以礪身，三曰儉以儲費，四曰恕以息爭，五曰寬以彌謗……。」

對人生、對命運作這樣低姿態的妥協，實已超過可殺不可辱的界線而更消沉了。如臨大敵般的全身警戒，前者主要是防止因事件拂意而造成的低潮，所以要預先控制情緒，把事件當事件處理，而不讓它纏結在心頭上變成情感的負荷。或者則全靠一項平日應變的能力，也就是李漁的退一步法──「天道好還」──稍帶悲觀的，不信任的態度，面對快樂時，不敢暢然領略，而只是在觀望中預備好承受憂苦的餘地，然後儘快竊取快樂，以免走失變質。這簡直是卑屈的乞討，畏葸的享用，在敵意的監視下，戰戰兢兢的。對李漁而言，人生最值得慶幸的成就不是追獲幸福，而是訓練吃苦的能力。強顏歡笑大概是唯一被允許的快樂吧！「非循還之術，可以竊逃而倖免也，祇因造物予奪之權，不肯為人所測識，料其如此，彼反未必如此，亦造物者顛倒英雄之慣技耳。」能在這種體認寫出閒情偶寄的文字，李漁不愧是為老於滄桑的江湖郎中。因為他是從繁重的命運悲感下，雖不真樂卻不服輸的吐著訕笑的泡沫。千百年後我們還能因他滑稽突梯的談吐而暗暗捧腹，聽他自信的說：「老子之學，避世無為之學也。笠翁之學，家居有事之學也。二說並存，則游於方之內外，無適不可。」

退一步路，保百年身，不與命運爭衡，則家居小節亦自然有可為的誘惑。能甘居二流，便儉省許多力氣了。

（四）體貼人情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常見可欲，亦能使心不亂。 

李漁從退一步法裡竊取有限的餘地後，方才發揮了他的生活本領。但為了使這可憐的餘地不再橫生荊棘，他便細心的體貼人們在欲望中因習俗拘束而造成的羞澀感，壓抑感，然後再設計出一套迎順人情，解放桎梏的理論，令每個人都愉快的感覺到自己被李漁注意到了，並且被照顧的妥妥貼貼的。李漁實在不像一般道學家徒然致力於禁罰人們的邪侈放僻的傾向，相反的，他尊重這些與生俱來的需要，並儘可能的滿足他們，給它們合理的地位，以免人們從命運的殘苛裡退敗下來，連最起碼的本能享樂都被剝奪，那是極不人道的行為。因此，他鼓勵人們去睡：

「養生之訣當以善睡居先。睡能還精，睡能養氣，睡能健脾益胃。睡能堅骨壯筋。……是睡非睡也，藥也。非療一疾之藥，乃治百病，救萬民，無試不驗之神藥也。」

坐則「勿無端莊而必正襟危坐，勿同束縛而為膠柱難移。」行則「有時安車而待步，有時安步以當車。」立則「或倚長松，或憑怪石，或靠危欄作軾，或扶瘦竹為笻，或作羲皇上人，有作畫圖中物……但不可以美人作柱，慮其礎石太纖，而致棟樑皆仆也。」飲宴則貴在「飲量能好、飲伴善談、飲具可繼、飲政可行、飲後能止。」……至於聽琴觀棋、看花聽鳥、蓄養禽魚、澆灌竹木，莫不值得提倡，這是使生活富於情趣而不致深為厭倦與痛苦的惡性循環的辦法。不必因「玩物喪志」的顧慮便陷人性於枯萎。況且，從這些日常云為作工夫，只要有所持循，隨處留心，則必觸處皆有啟發，這也是穩紮穩打，不稻高空的本事。除聖賢而外，凡尋道者，莫能捨此他求。即使就一事見一用，而未能於真理上豁然貫通，那也足資生活安頓了。李漁每於這般小處上有所解悟，有所寄寓，如：

「暱貓而賤雞犬者，猶癖諧臣媚子，以其不呼能來，聞叱不去。因其親而親之，非有可親之道也。雞犬二物，則以職業為心，一到司晨守夜之時，則各司其事，雖豢以美食，處以曲房，使不即彼而就此。二物亦守死拂至……貓得自終其天年，而雞犬之死，皆不免於刀鋸鼎鑊之罰，觀於三者之得失，而悟居官守職之難。其不冠進賢，而脫然於宦海浮沉之累者，幸也。」

即便詩之「賦比興」，易之「象出意」，也不過如此，即事見理，事有鉅細，理無大小，李漁可說是善解物意了。再如由澆灌竹木而悟草木的欣欣向榮及天地的祥光瑞氣，因而頤情養性，此更是理學家所謂「徹上徹下，通體皆透」的境界。李漁難道只是販賣食譜、提煉丹藥的無聊之徒？他只是不曾立志作道德宣傳家，而想從藝術的造境去征服命運的可悲，如此而已。因此而來的是：情欲並不低賤，只要賦以美感，便是極可口的食補。瑣事絕非喪道，若能觀以慧眼，亦有最潤身的妙理。李漁終生以此兩「不屑」之務為執業，歷盡誤會與白眼，但卻完成了「前人所欲發而未竟發者，李子盡發之。今人所欲言而不能言者，李子盡言之」（序）的膽識。

他能打破一般習用而不察的錯誤與禁忌，重新賦加一種以「適性」為調養的觀點，不僅舒展了因節制而憔悴的生理，更尊重了私生活的人性意義。他說：「生平愛食之物，即可養生。」、「本性酷好之物，其人急需之物，一心鍾愛之人，一生未見之物，平時契慕之人，素常為樂之事，皆可為樂。」最好的辦法是滿足他們，供應他們，而不是教導饑渴疾病之人以聖賢修養的心法。他是講求實際效用而不圖空談致遠的！「慰人憂貧者，當授以生財之法，慰人下第者，必先予以必售之方……若是則為有裨之言，不負一番勸諭。」這種婆心與功利，實在是體貼到人世間所有欠缺者的靈魂裡去了。至於他最終極的治本法乃是採取富裕氣象的渾忘而非窮酸心態的抵制：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常見可欲，亦能使心不亂。何也？……使終日不見可欲，而遇之ㄧ旦，其心之亂也，十倍於常見可欲之人，不如日在可欲中，與若輩習處，則是司空見慣渾閒事矣！」

貧而好奇比富而慵懶更易製造敗德亂性之事，因為這不再是教化淳薄之爭，而是最基本的，活潑生動的本能需求，滿足與否，決定治亂。李漁偏從「衣食足而後知榮辱」的生活層級以關切人間，他的事業，他的見識，應於天地間領有何種地位，當然毋庸辯論的。

（五）結語

「世間奇事無多，常事為多，物理易盡，人情難盡……性之所發，愈出愈奇。」

「凡說人情物理者，千古相傳，凡涉荒唐怪異者，當日即朽。」

「凡作傳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傳世之心，而後鬼神效靈，予以生花之筆，撰為倒峽之詞，使人人讚美，百世流芬。傳非文字之傳，一念之正氣使傳也。」

這幾段話恰可作為本文的結語與評價，是李漁下筆時，先用為警惕者也。儘管歷史記載他的品性多為士林所不恥，但在不以人廢言的前提下，我們仍具備了誠懇的敬意，從他的著作裡翻檢與其人格潔汙無關的教訓，只要是合情理的，縱使稍有偏差，我們亦已加以修正補苴而能公諸世間共同受用。但最主要的，我們不？其煩的引用原文，即意在讓他藉自己的文字表現個人的思想，庶幾可免迅速沉埋於歷史的角落，我們也只盡到一點傳述轉介的本分而已，至於後世對此人此文的觀點，只是後話，我們不代為蓋棺論定便是了。

 （註一）李漁的年齡，「中國文學發達史」以為是1611～1685，共75歲。孫楷第「李笠翁與十二樓」一文則以為是1611～1680，共70歲。今從後者。（註二）見孫楷第前文，成文出版社發行「李漁全集」附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