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部有必要正視出版界的問題

最近媒體有不少討論到台灣出版問題的文章。我也想稍微談談這方面的一些感想。

真的，最近這一兩年，不少原來很賺錢的出版社，都在哀叫出版難做。

六月三日，我應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之邀，在台灣大學霖澤館演講「數位出版契約與實務案例」，當場我就公開提出文化部應該與出版界開會，共同來思考出版界共同面臨的問題。

會後，兩個文化部人文出版司的官員私下跟我說，她們已經做了很多研究案。而且座談會有些出版人不會說實話。

唉，光做研究案夠嗎？出版界真的不說實話嗎？

早在三十年前，當時台灣正要和美國談判開放翻譯權，我和台北市出版公會開了好幾次會議，也幫台北市出版公會擬定談判台美著作權保護協定的對案。

為了因應翻譯權的開放，當時與一些大出版社曾粗估，全台灣出版業一年的產值，約新台幣六百億元。

財經專家謝金河最近說，2011及2012年，台灣出版市場營收還有352億元左右，但自2013年起，便明顯衰退，到了2015年，只剩下190.86億元，幾乎腰斬。

30年前600億元的營業額，現在變成不到200億元，這是怎麼樣的出版大崩壞景象？

西諺有云：「Leader is Reader」，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每天都要讀四、五個小時的書；股神巴菲特1天有80%的時間在閱讀，他買股票是用鉛筆計算，而不是用電腦計算。比爾‧蓋茲1年要讀50本書。

好閱讀的人，就是一個社會的精英者。即使連政論名嘴楊實秋、胡忠信，也每天一直在讀書，充實自己，所以在談話性節目，常常引經據典。

個人讀書，可以使個人成長。社會人人讀書，可以使社會成長。不讀書的社會，是一個沒有前途的社會。

為什麼我們目前人人可以每月花千餘元的網路費，但是就不會每月花幾百元去買書？為什麼我們的圖書館都美侖美奐，但是藏書室卻貧乏得可憐？

六年前，我到國家圖書館去演講，當時問國圖的一位組長，你們一年的購書（含中西期刊及資料庫）費用有多少？她說三千萬元。

去年我到國圖去演講，又問同樣的問題，得到的答案是一年的購書經費（含中西期刊及資料庫）是1400萬元。五年的購書（含期刊和資料庫）的經費，竟然少了一半以上，大概和出版界的萎縮程度相當。

我的研究所學生有一次寫研究報告，到國家圖書館去找著作權法的權威著作Nimmer on Copyright，竟然是1981年的版本，我在公開演講中抨擊了幾次，去年才有最新的2015年的版本。

台灣的博碩士班研究生，每年畢業四、五萬人，一般都會到國家圖書館去找資料，但是卻無法找到最先進、最齊全的資料和圖書。

我們中央政府一年花在教育的預算是一千多億元，但是國家圖書館買中西圖書、期刊、資料庫的經費，是1400萬元，這真是像豬一樣的政府。

台灣每年出版界有四萬本新書，但是每本新書平均只能賣幾百本，這是非常畸形的現象。

這問題出在哪裏？

我們政府寧可把錢花在優渥的年金上，以便選舉綁樁，而不願意花在足以提高全國競爭力的圖書館圖書購買上。

去年經濟蕭條，政府花了幾十億元的救命錢去補助家庭購買電器，卻不願意補貼民眾購買圖書。

美國Amazon的電子書營業額已經超過紙本書，目前全世界的出版業和媒體業，都慢慢在轉型，但是台灣出版界電子書的營業額，可能連營業額的3%都不到，這又為什麼？

這幾年我也參與了部分文化部推廣出版業朝數位化轉型的工作，但是卻總是感到文化部抓不到癢處。好像只是給人看：「我有在工作」，而不是：「我正在思考問題和正在解決問題」。

我們在中國大陸的噹噹網或淘寶網買書，毫無滯礙，但是中國大陸在台灣書書網購，卻充滿挫折。

中國大陸有經營「邏輯思維」的職業閱讀者羅胖，可以把非常生硬的書，說成有趣的故事，而大量行銷這樣大部頭的書，但是台灣硬就產生不出這種人。

我們的文化版記者，也可以定期訪問一些頂尖的企業、政治和社會領袖，甚至藝人，看看他們都在讀些什麼書。使他們感覺不讀書很難為情，不得不提出他們的書單。

統一定價制度、圖書館採購的最有利標，就能使出版界起死回生？恐怕不那麼簡單。

解決出版界的出版問題，必須是出版人和社會大眾眾聲喧嘩，各提出問題，也各提出解決之道，然後參考外國的經驗，看能不能殺出一條路出來。

（寫於2016年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