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同學胡敏越牧師在臉書上貼了幾張日據時代台北監獄的照片，主要凸顯一堵百年前就存在石牆遺跡，而我卻赫然在其中一張照片裡，看到我的老家。

胡牧師知道後，要我寫一篇有關老家的歷史。其實我多年前已經寫過了，叫作「我的家在華光社區」。那個時候，房子還沒拆，這個議題吵過一陣子，現在呢，大概沒有什麼人會記得了。

很諷刺的，我一直到政府嚷著要拆房子的時候，才知道這裡叫「華光社區」；我們真正住在這裡的人，稱之為「司法新村」。就我所知，司法新村一共有十棟，一村二村在木柵，三村四村在愛國東路，五、六、七、十村在金山南路，八、九在杭州南路。五村到十村都是四層樓鋼骨水泥的房子，每層八戶，都有陽台朝內，成一個口字形。我家原來是七村四樓，後來十村落成，面積更大，爸爸為了分到房，晚一年從台北地院升高等法院，於是在我小學五年級的時候搬到十村二樓。我還記得媽媽得知我們抽到二樓時高興得跳起來，因為房子又新又寬敞，而且買菜回來爬樓梯不會那麼累。

我在這裡一直住到大學畢業，爾後服兵役，出國唸書，回國在中部教書，每次要回台北老家，指的就是這個十村二樓。可以想見，這裡有我年幼到年輕時滿滿的回憶。五、六、七、十村這四棟間都有頗大的空地，是我們當年呼朋引伴，盡情遊玩的所在。當時正是台灣棒球揚威世界的年代，我們小朋友只要有空，就會在空地上打棒球，此時兩邊一二樓的玻璃就常遭殃，只要「嘩啦」一聲，眾家小鬼一鬨而散，然後只見其中一個小孩被媽媽揪著耳朵去道歉談賠償，蓋一顆球也不少錢，何況沒球了，下回玩什麼呢？

在金山南路，沿著金華街的五、六、七、十村，有一條和金華街平行的石牆，是日據時代台北監獄的遺跡。牆外頭有一排平房，也是法院的房子，其中有一戶姓陳，就是陳啟禮的老家。本來石牆很高，到了十村處轉彎，有一堵高牆，然後又接著矮牆。我十村老家的客廳，窗戶正面對於此，可以看到矮牆後面有榻榻米房間，隱約看到一些頂著光頭的青少年。爸爸同我說，這是「少年觀護所」，「如果不乖的話就送進去！」，此招必定奏效，把我們兄弟嚇得服服貼貼的。不久高牆矮牆拆掉，立了一座沒有窗戶的大樓，「中正變電所」。這種東西放在別的地方必然會被抗議，放在公家宿舍旁邊，就是吃定公務員不敢怎麼樣。

我念完書回國，在中部教書，就聽到一些風聲，說法務部要清算房子，司法院也蠢蠢欲動。其實，把沒資格的住戶趕出去，是沒什麼爭議，但是當時我們不知道，骨子裡的目的，是要把這些老法官老檢察官，不管合不合資格的，通通趕出去，把此地皮收回，開發成為金融中心，「台北華爾街」。當「非法住戶」被趕走之後，當局就開始對付「合法住戶」。當年爸爸這批人分到房的時候，其實就是講好了，當事人和配偶都死亡之後，房子才會被收回，可歎這些人，一輩子混跡在法界，竟然沒有要政府白紙黑字，他們居然相信政府不會騙人！我每每思慮及此，都會不由得苦笑起來，民主政府怕刁民，對自己的公務員倒是可捏可揉，踩上幾腳也沒關係的！

當局怎麼趕走「合法住戶」呢？一方面提行政訴訟，雖然不一定會贏，但傳你幾次就受不了了；另一方面停止修繕，眼見房子越來越爛，住戶受不了只好搬走，到最後連掃樹葉的工友都請不起了。這些老法官老檢察官，不但個個垂垂老矣，而且大約深諳「鬥不過政府」（！）的道理，於是乖乖打包走人，賠償金當然一毛也沒有，於是歷時數年，「華光社區」終於全數收回，大功告成！

爸爸媽媽算看得開，也有些積蓄，在附近買了個小公寓，離原來習慣去的運動公園還不算遠。淨空的司法新村用大隔板圍了起來，不久就全數打掉。我在拆除前夕，在牆外拍了幾張照片，算是為我少年時期留下一點見證吧。然後呢？每次我經過原址，只見荒草叢叢，昏鴉繞樹，偌大的地方就空在那裡，就是好幾年！不是要開發什麼金融中心嗎？「台北華爾街」呢？他X的「台北華爾街」呢？

現在回想起來，這裡頭一定有利益糾葛，甚至官商勾結。這件事情跨越了好幾個中央地方政府，讓我深深相信，在利益面前，什麼顏色黨派都可以放一邊，我們人民只有在投票的那一剎那，才會以為自己是主人。「絕對不要相信你的政府！」我在上完課同學生閒聊的時候，常常告訴他們這一句話，最常舉的就是這個例子──當然，這並不是唯一的例子。

這就是我所知道，我的老家，「司法新村」，「華光社區」，或是所謂「台北華爾街」的故事，你覺得怎麼樣？

附錄 我的家在華光社區

沒有錯，就是這一塊號稱未來要打造成「台北華爾街」的地方，我生活了二十年。

在我很小的時候，我們家搬到愛國西路的一個平房，弟弟就在那裡出生的。在我長大以後再回去看，居然找到了這一幢房屋，小時候覺得好大的平房，現在看起來那麼樣的侷促狹小，而我也驚嘆經過了四十年，不但這個老屋還在，附近的房子也都還在，沒有什麼變化。

這個房子到底怎麼回事，我已經搞不清楚，事實上這一片低矮的平房全是一筆爛帳，住在裡面的有些是合法使用的退休公務員，有些卻幾經頂讓，住的人跟司法界一點關係也沒有。別看又舊又矮又陰暗，它們並不完全是違建，要清查不是難事，但要做一個公平的解決卻不容易。

這一大片土地上有幾幢四層樓的公寓，我們叫作「司法新村」，約莫三十年前我們搬進去其中的一戶，這就是我台北老家，爸爸從台北地方法院擔任法官，一直到高等法院退休迄今，都和媽媽住在這裡，而我也在這裡渡過我的青衫歲月，一直到服完兵役出國唸書。

幾年前聽爸爸講，說法務部開始「要房子」了。原來當時分配房子的時候，是看你在哪個機關服務，比如爸爸在台北地院，當然是台北地院分房子，後來爸爸到高檢、到高院，按理房子該跟著人跑，也就是要嘛新單位重配房子，要嘛把房子所屬機關改一下，可是都沒有，當時這些司法人員也沒在意，因為政府承諾，這些房子退休後仍然可以住，而且是住到自己和配偶都過世才會把房子收回。以前那個年代，政府說什麼就是什麼，誰也沒想到政府的講的話有一天會不算數的。

法務部在陳定南當部長時，開始清查檢方配出去，卻被院方人員佔用的房子，要求收回。以前院檢沒有分家，兩邊調動很平常，所以當檢察官時配到了房子，後來調動成法官，直到退休都住在同一個地方，後來院檢分了家，代表檢方的法務部認為你是院方的人，當然沒有權利佔我檢方的房子，有些老法官居然就被法務部告上法院。想想這些法官一輩子也沒想到自己有一天會成了出庭的被告，就只好無可奈何的搬家。不同於法務部，當時的司法院長翁岳生不處理這個問題，算是比較有人情味，爸爸的房子屬於院方，所以也暫時沒問題。

後來都更計畫來了，說這裡要全部打掉改建。那些違建戶最站不住腳，但是有中正國宅為例，認為應該比照他們就地配售國宅；而配房子與退休都在同一單位的，或是像爸爸這種在地院拿到房子，但在高院退休的司法人員，則認為國家說話不算話，講好了可以住到老死，怎麼這樣就要趕人走，能讓他們以優惠價錢買一個最好，否則好歹應該給一筆補償費。媒體上說什麼補償一百五十萬到兩百二十萬，事實上沒有一個人拿到這筆錢，不是他們不願意，而是政府一毛錢的預算都沒編呀！

爸爸常常感慨到了八十幾歲，不但要為房子煩惱，還被不明就裡的人以為是貪得無厭的釘子戶。如果知道國家答應的事可能會變卦，在以前房價低的時候早該在台北市買房子了。而如今新村門口前金華街新建的大樓已經完工，一坪八十五萬不但早就售罄，投資客已經喊價到一百二十萬！

「委蛻大難求淨土，傷心最是近高樓！」司法新村早就不新了，連同那一大片低矮平房，座落在大安區的精華地段，的確有更新改建的必要。像爸爸這種清廉自持，一輩子奉獻給國家的老法官，其實很清楚社會的氛圍，也能夠體諒政府的財務狀況，他要的是一個明確的說明與合理的處置，畢竟他的一生其實都跟政府綁在一起呀！

田英奇

五，六，七，十村

二樓最左即我昔日書房

左方為客廳大窗戶

石牆遺跡

台北華爾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