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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1/17 08:12:47瀏覽368｜回應1｜推薦25 | |
| 安振搞萬人大會之後，各縣紛紛效法，查產鬥爭推上高潮。浮腫的浮腫，乾瘦的乾瘦，廣大農村的處境一點也不比農場更好。農民可真無活路，不甘於轉乎溝壑，就傳出了去北京反映情況、告“御狀”的消息。安振知道了，十分緊張，各單位各公社根據上級的布置，嚴密控制，備細防範。雖然如此，走北京上訪的事還是發生了。
第一個要去北京的人是王登瑞，他是張掖二十里堡公社一個一般幹部，有一腔熱血。他要把家鄉張掖的情況如實反映給黨中央和毛主席。他到管理員那裡領了15斤糧票就不見人了，情況引起了公社領導的警覺，派兩個人到火車站，抓個正著。關了幾天禁閉便打發回家，丟了工作也丟了幹部，一輩子還原為農民。 上訪北京獲得成功的是高台縣宣化公社的兩個家人幾乎死絕、豁出了命去的老漢。 1959年9月，夾邊溝農場向明水灘搬遷的大車隊經過宣化時就沒敢進村，因為那裡的災情太嚴重了，生怕飢民變成暴民，搶劫車隊，所以關武強命令不在宣化停留。宣化的情況既然是這樣，出現兩位傳奇式的老漢也就不是怪事了。 這兩個老漢，乾瘦乾瘦，一個八字鬍，一個山羊鬍，和1958年安振請來的那兩個畝產小麥40萬斤、創下高產樣板的河南老農幾乎一模一樣：一樣的八字鬍和山羊鬍，一樣的高矮相同的個子，一樣的有經驗、有智慧，都有農民的狡黠的眼睛，外貌也同樣是那樣的樸實和憨厚。但那兩個“高產”老漢胡吹毛燎滿嘴放炮，到處騙吃騙喝，哄得安振團團轉，買了往返臥鋪票，開了招特所大包間，大宴三次，小宴三次，瓜果梨桃土物特產連吃帶拿。而這兩個宣化老漢，卻是家人死絕，斷了根苗，沒了希望，喊天不靈，呼地不應；兩人這才一商量：“走，去北京，見毛古席（‘毛主席’的當地發音）！”——山羊鬍王登珍，八字鬍殷三才就這樣做了決定。 兩個老漢的決定得到全村人的支持，準備了一點乾糧和路費，兩個人就上路了。聰明的老漢，知道高台火車站盤查得緊，就從高台南華搭一輛去四滿口拉煤的大車，到了高台站西邊的小站梧桐泉。從梧桐泉上車，躲過了佈控嚴密的高台站。 到了北京下車出站，看到這人，看到這建築，看到魚貫的車輛方感到北京之大，兩個人就像沒頭蒼蠅，不知道該怎麼走，便問一位中年婦女，黨中央在哪搭裡哩？婦女一聽他倆的口音，再看他倆的形像，還以為是陝北老區來的老革命呢，忙告訴他們怎麼乘車，多少站到長安街，下車順天安門走，又見一座大門，這是新華門，裡頭是中南海，中央就在那裡。他倆還真摸到了地方！只見新華門的橫匾掛在門額上，門樓有上下兩層，都是八根紅漆大柱，在上一層中間檐子下掛著閃光的國徽，下一層正中是四扇朱紅大門，只開著當口兩扇，門樓兩邊八字形磚牆東首寫一句“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西首寫一句“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殷三才說：“這是工（中）南誨？”王登珍搭腔：“這是工（中）南海。”兩個老漢像兩隻鵝，伸長了脖子往門裡看，想看“工南海”一眼，但是一面高大的、鑲了琉璃磚的大影壁擋住了視線，只能看見影壁牆上有五個主席題的大字：為人民服務。 中南海大門有兩個衛兵，一邊一個，手扶步槍，以“槍放下”的姿式站立。還有一個值班軍官帶手槍，立在一邊。軍官見兩老漢扒頭露貓有進中南海的意思，便給他們行個軍禮，問：“二位大爺，你們來這裡幹什麼？想找什麼人？”王登珍說： “我們要見毛古席，有緊要情況稟告。” 軍官一聽，便知他倆是來告京狀的，便說“請你在這兒稍候。”說罷便進去了。不一會兒，軍官出來招呼他們進值班室。沙發上坐下，給他們倒上茶。兩個人就喝茶，喝得呼呼作響。兩老人走累了，渴了。這時候進來一個穿呢料中山裝的秘書人員。秘書看看他們，問： “二位老人家要見毛主席？” “我們要見毛古席。” 王登珍和殷三才站起來回答。 “ 別拘束，有什麼事情先說說吧？” 秘書讓他們坐下。 “不見毛古席不講話。” 兩個河西老漢說。 “毛主席很忙，每天的工作排得滿滿的，不好安排。有什麼事和我們說是一樣的。我們向毛主席彙報，問題一樣解決。” 王登珍和殷三才還是說：“我們只要見毛主席！” 秘書一看這情形，知道三言兩語打發不走他們，便出去叫來一輛值班小車，把他們送到國務院招待所住下，說讓他們住下等著，盡量聯繫、安排。沒過兩天，一輛小車把他們拉到國務院接待室，在大廳的沙發上坐了，服務員遞上茶水。二老一看，廳裡人不少，都坐在沙發上，沒什麼人說話，更無人發出大響聲， 兩個老漢喝茶也自覺地不發出喝糊糊的聲音了。二老心想：有這麼多人等著見毛主席呀？他們都是啥事情？也是沒吃頭了？剝樹皮了？吃死人了？人死完了？ 兩老漢感覺，這間接待室就像公社衛生院的候診室，當然是宏偉輝煌到不知多少倍。衛生院房裡沿牆擺著的花欄子木椅這裡是沒有的，這裡放的是萱萱的大沙發。坑窪不平的碎磚地這裡也沒有，而是鋪著地毯的平平整整的花磚地。這裡沒有帶水龍頭的熱水桶，喝水都是由服務人員送上茶來。再看這些茶壺茶碗都是景德鎮細瓷的， 屋頂吊著宮燈，屋角擺著花架盆景。但是和候診室相同的地方是廳裡有很多門，通到各個談話室，就像通到各病房一樣。 二老從門縫裡能看見一、二個談話室的情況：一個領導，坐在一張大寫字台後邊，一邊問話，一邊記錄。寫字台上還有一架撥號電話機。來談情況的人都坐在領導寫字台前的椅子上。有的也拿著筆記本，放在膝蓋上記筆記。大概這裡的領導的工作也和醫生一樣，他們給人解決問題就像醫生給人治病。二老猜著那些從門縫裡看到的領導都是誰？肯定都是中央首長，但不知道毛主席在哪間屋裡？劉主席、周總理也肯定都在小房子裡，只是門沒打開，門上的一塊毛玻璃又不透明，所以看不到他們各自都在哪間房子。 二老正在伸長脖子東看西看，穿著藏藍色列寧服的女服務員悄然無聲地走過來，引他們走進一間談話室。他們以為裡面坐著毛主席了，低著頭，畢恭畢敬地走了進去。抬頭一看，不是毛主席，擦擦眼睛再看，還不是毛主席。和他們談話的有兩個人，一個是接待過他們的秘書——他們聽值班的軍官喊某秘書，才知道他是秘書的。另一個年齡略大，坐在寫字台正中間的人，他們可不知是何官？該怎麼稱呼？他們一進屋，那個“不知是何官”的人就讓他們坐下，然後自我介紹並問他們： “我是老王，你們兩個怎麼稱呼？” 王登珍報了自己的名字，又指八字鬍說：“他是殷三才。” “你們是從哪來的！” “宣化”，二老說。 “宣化”，老王重復一遍，然後問：“是河北宣化嗎？” 這一問，兩個老漢倒糊塗了，山羊鬍看看八字鬍，八字鬍看看山羊鬍，一頭霧水。王登珍說： “我們在河南，不在河北。” “不對，宣化在是河北。” “不對，我們是河南人。” “宣化明明是河北的地方嘛，你們怎麼是河南人？” “我們世世代代就住宣化。宣化就在河南，不是在河北。”王登珍說。 “河壩打東往西淌，有些年份偏北些兒，有些年份偏南些兒，可就是從來也沒偏到過宣化南半各子去。” 殷三才也補充說。 還有打東往西淌的河？這次輪到老王糊塗了，也是一頭霧水。老王旁邊一直沒吭氣的秘書聽出了門道。問：“你們在哪個站上火車的？” “梧桐泉。”二老說。 又是一個陌生的地名。秘書說： “等我給鐵道部撥個電話，查查梧桐泉在什麼地方。” 秘書從衣袋掏出一個小本，查到鐵道部的電話號就嘩嘩地撥著轉盤。 “不用搖？”王登珍驚奇地說。 “不用搖！”殷三才嫌他少見多怪。 鐵道部的總機回答，他們也要查一查才知道，查知後主動把電話打過接待辦來。這時間老王問二老： “你們有什麼話就對我說，我一定帶給毛主席。” 二老心想，本來以為這屋裡不是毛主席就是周總理，進來一看才聽說是老王。這不行，有話還是要跟毛主席說。王登珍道： “我們還是要見毛古席。” “我們就是要見毛古席。” 殷三才也道。 這時候鐵道部的電話打過來了，說梧桐泉站在蘭新線上，屬甘肅省高台縣。老王又從抽屜裡取出分省地圖冊，翻開甘肅省找到高台縣，再沿著蘭新線找到了宣化公社，北邊果有一條河由東往西流，名為黑河。總算把兩位老漢的來龍去脈弄清了。從此國務院的幹部，上自總理下至秘書都知道除了河北省有個宣化市以外，甘肅省還有個宣化公社。但是兩個老漢非要見毛主席，否則就不開金口，真是給老王出了難題。老王只好給總理辦公室掛了電話。總理辦一聽這情況，就把電話直接轉到總理的辦公桌上。老王就和總理直接通話了。周總理一聽是高台來的兩個人，就很關心地問來了幾天了？老王說已經有四五天了。總理說，見毛主席不太可能，問問他們見我肯不肯？老王就把總理這話問老漢。 二老說： “行，行，周總理和毛古席是一搭裡（當地土話，意為‘一起的’）的嘛！” 老王和總理通話：“他們說行，肯見您。”電話線那頭周總理說：“那小王你就把他們送過來吧。” 老王（總理稱他小王）招呼二老跟他走。他們出了接待室的另一個門，不知怎麼一轉就到了中南海裡邊。兩個老冒張大了嘴巴，看不完奇花異草、高脊飛檐的皇家園林，但也不敢留戀。總理已經在辦公室等著他們了。他們一進屋總理就指著沙發讓他們坐下，總理自己還是坐在寫字台前。另有一張寫字台是作記錄的秘書用的。兩位老漢雖是農民，倒挺會說話： “在總理伴個（甘肅話，身旁的意思），哪有我們的坐處。” 周總理也給逗笑了。說人人都是平等的，讓他們坐下談話。兩個老漢這才坐在沙發上跨了個邊兒。周總理問他們： “老人家，你們大老遠來到北京見毛主席，想談什麼事情？” “我們就是想問一聲。” 王登珍說。 “問問黨的政策，是不是就像我們宣化那個球樣（二老漢家鄉一帶的土話）？” 殷三才說。 “你們宣化是什麼樣子？” “我們那些兒（‘我們那裡’的意思），只有七個字，”殷三才接上說：“暴、鬥、餓、草、人、病、死七個字。”王登珍接著解釋說： “暴，就是橫征暴斂，畝產300斤就要征你450斤，把你肚子裡的牙縫裡的都要吐出來不算，連明年的籽種也要斂了去。鬥，你要是說沒糧食了，就要挨鬥，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張掖就槍斃了一個生產隊長苗青年……” “還在關著。” 殷三才糾正他。 “對，對！等省上批下來，就拉出去，一槍斃掉！” 殷三才接著說： “餓，就是挨餓，糧食全征上拉了走，老百姓沒有吃頭了，只有挨餓了。草，就是吃草。沒有吃頭怎辦哩，就吃草、剝樹皮、 沙棗葉子。草救不了命，‘人’，就是吃死人，掏心肝肺，人吃人哪……” 說到這裡兩個老人相擁痛哭，泣不成聲。總理取出一方大手帕，但是強忍住，沒有落淚，但也沒把帕子收回衣袋裡，就一直攥在手中。殷三才實在說不下去了，王登珍又接上說： “病，就是臨死前的病，一種是浮腫，臉腫得像銀盆，又光又亮，腿腫得像大象，根本穿不上褲子，男的腫腿，女的腫臉， 說是‘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再一個病就是乾瘦，瘦的皮包骨，瘦的一把筋，比我兩個還瘦。浮腫死不了人，一消腫，一乾瘦，就快完了。一個五、六尺長的大漢子， 死了，用手抓住褲帶，就能提起來。我倆也想好了，只帶來的乾糧，不帶回的乾糧，要是見不著毛古席、周總理，我倆也不回了，就把這五、六十斤撂到北京了。病到最後，那就給啥好吃頭也不想吃了，有新衣服，乾脆穿上，有新鞋快快登上，躺著等著，最後一個字‘死’，說來也就來了……。”兩個老漢又是哭。 周總理聽著，一臉嚴肅，一句插話也沒有，直到兩個老漢住了嘴，周總理才問他們： “為什麼不找安振，問他要糧！” 兩個老漢嚇得從沙發上跳將起來大喊： “好我的周總理哩，哪敢哩，安振要吃人哩！” 明察強記的周總理眼前又浮現出1958年5月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在北京召開的情景。他對誇下海口，在毛主席面前立下軍令狀的那個小白臉兒印像非常深刻。一時的腦瓜發熱和譁眾取寵弄到今日後患無窮。為政者的一個錯誤想法，一步偏差的行動，甚至一個誇張的形容詞的使用或一個虛無的比喻，都需要以多少無辜者的血淚和生命來糾正啊！周總理感到良知的震顫，不寒而慄。他想，有一些事我要擔起來，要給人民一個交代，也應該給人民一個交代。他已經開始在為後來的政府工作報告打腹稿了。周總理對二老說： “讓你們去找安振不過是開個玩笑。你們回去，請告訴父老鄉親，黨中央和毛主席關心你們，會盡快解決你們的困難的。” 回到招待所，八字鬍撩一把山羊鬍，山羊鬍揪一把八字鬍，兩個老漢心裡那個痛快就別提了。殷三才對王登珍說： “王哥，咱倆回去是死定了，但心理坦坦的。”王登珍說：“知道是個死，咱也得回去，回去把咱進京的經過告訴村裡。” 兩個老漢肯定是獨一無二的和周總理直接對話過的張掖專區人，在這方面他們可說是和張掖唯一和毛主席對過話的安振齊名。後來他們成了高台的傳奇人物，一提“殷 三才北京告狀”的段子，婦孺皆知。但也出現了偏差，明明是王登珍和殷三才二人去“北京告狀”，但段子卻總說是“殷三才北京告狀”，好像沒王登珍什麼事似的。其中原因推究起來可能是因為“三才”這名字響亮，而“登珍”就要差些。如果王登珍不叫王登珍而叫“王登科”這就響亮多了，這段子也許就叫“王登科北京告狀記”了。 閒話不提，只說兩個老漢當時是多慮了，他們平安到家，臥鋪車票都是國務院招待所買的，還發了一點錢和糧票，一、二個月內可得飽食了。也沒遇到什麼麻煩，更沒有人敢來取他們的老命，原來周總理已經關照甘肅省委、張掖地委決不能為難兩個老漢。因此王登珍和殷三才平安無事，一直活到善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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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創作｜連載小說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