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田神話中,應該釐清的問題 〈一〉

一〉關於烏山頭貯水池的容量問題

在研究八田神話中，號稱十年工期，才完工的烏山頭水庫是八田與一被視為神聖的主因〈其實工程沒那麼大，是計畫未考慮周到，例如，隧道工程，發生災變，五十人死亡，工程由1922年竟拖至1928年，造成延期〉之一；我們已論述其各方面，現在要談的是關於該水庫的貯水量問題，相關出現的數字有二，一是60億立方尺，一是55億立方尺；究竟哪個才對，是怎麼一回事呢？然後，接在其後的是在這兩個數字之外的另一個問題是，我們雖然發掘了烏山頭水庫在1930年宣布完工後，在半個月內就被一個中型地震震坍了360尺；但是他的損壞程度，是否影響到其貯水量呢？──那豈非關心我們先民安全的研究者，當然應該關切的！

首先我們來看，烏山頭水庫完工後的五份資料中的數據：

其一、1930年3月，公共埤圳嘉南大圳總會印行的「嘉南水利新設事業概要」[1]，其中對於貯水量的相關描述，有兩處：

一是「工事設計之大要‧‧‧官佃溪貯水池──滿水面積一億平方尺，最大貯水量55億立方尺，堰堤盛土高度170尺‧‧‧[2]」

另一是「工事完成當時之工事設計大要‧‧‧官佃溪貯水池設備──有效貯水量55億立方尺，滿水面積一億一千萬平方尺之一大貯水池。堰堤之高度為185尺〈標高220尺〉」

我們可以見到，最早的設計與完工的設計，有若干差別；那是滿水面積由一億平方尺增為一億一千萬平方尺；堰堤高度由170尺增為185尺；但並未說明改變的理由；然而，頗遺憾的是，對於前及地震的影響，該一所謂「新設事業概要」是在1930年3月發表的，而地震發生在十二月‧‧‧所以，對於地震後的影響，我們無法確知。

其二、「台灣治績誌」〈中譯名「日據下的台政」〉1936年印行，它對於貯水量的直接描述，只有一處，是──

「官田溪貯水池──面積  滿水面積一億一千萬平方尺，貯水量  55億立方尺〈154,158,000立方尺〉，堰堤盛土高度  185尺〈標高220尺〉」

相對於1930年震災前的數據，同為「五十五億立方尺」，此時的數據僅稱「貯水量」，而前一於震災前提出者，則稱為「有效貯水量」；其是否震災崩坍的影響，以至於此時的數據已非「有效貯水量」了？

其三、「台灣農業土木誌」〈中譯名「台灣之水利問題」〉，芝田三男、磯田謙雄著，于景讓譯，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0年編印；在這本原著於1947年的日人著作中，我們看到的相關資料如下：

「烏山頭蓄水池之蓄水池〈珊瑚潭〉──在烏山嶺設堰堤，堵住官佃溪，集水面積為6,000甲，滿水面積一億一千萬平方尺〈約1,000甲〉，蓄水量為60億立方尺。水深最大為106尺〈32公尺〉‧‧‧」

其四、「嘉南大圳水利事業概要」，台灣省嘉南大圳農田水利協會1947年編印；對於此相關部分的描述是──

「官田溪貯水池〈一名珊瑚潭〉位置  曾文區官田鄉、六甲鄉、大內鄉及直轄的冬山鄉〈包括四鄉〉構造  於烏山嶺施設大堰堤截住官田溪利用天然溪谷而貯水。集水面積  約六千公頃；實有水面積  一億一千萬平方尺〈約一千公頃〉；貯水量  60億立方尺〈166,958,000立方公尺〉；堰提高185尺〈約56公尺〉；水深  最大160尺〈約32公尺〉」

其五、「台灣省通志稿卷四經濟志水利篇」       徐世大等編著  台灣省文獻會印行；這是被視為即有學術地位的著作，在其中的紀錄為──

「珊瑚潭位於官佃溪上，於烏山嶺建壩，為半水成式土壩，……珊瑚潭滿水面積約一億一千平方公尺〈約一千甲〉，最大水深106尺〈32公尺〉，蓄水量60億立方尺〈1.67億立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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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細看則可看到以上各該書中，對於1930年的震災僅在1936年的書中有若干蛛絲馬跡；那是下面如是承認震災存在的相關描述──

「因民國19年12月數次震災，工事不能順利推行，乃再將工事期間延長一年，而事業費則為追加民國十八年七、八月間風水災害復舊費‧‧‧。」

但是除此以外，在「台灣治績誌」以外的各書，都像震災根本沒有發生過一樣；此一史實，或讓我們可以想見，這是在「台灣治績誌」中，雖不想提及，但由於工事延後，經費增加，所以，雖然儘量隱匿，但仍不能不稍提及那後來被嘉南大圳當局努力隱匿的震災史實。

不過，我們稍微仔細比對，都將發現，在貯〈蓄〉水量上，在1947年的著作中出現了60億立方尺這個新的數據資料；以後各數據似相沿用‧‧‧

為何會有這個新數據資料出現，他與前述的震災有無關係？

細查各書資料，在前及兩日本作者也隱匿了震災史實的「台灣農業土木誌」中，我們找到他們曾透露出的一小段史實：

「曾經有一次加高過排除剩餘水的吐水口二公尺，結果甚佳，可保持水量55億立方尺〈1938年〉。為要保持初建設時的蓄水量，曾經預定把現在的堰堤加高二十尺‧‧‧」[3]

此處有一個我們應該關心的問題；就是到底該次損害的程度如何，雖然我們知道總共崩坍有120間，也就是360尺；但是對於貯水量上有多少影響？換言之，如所指出，確實有「民國19年12月數次震災」，但是所謂「工事期間延長一年」，水庫那曾經坍壞的部分是否既經修護完工，偉大的烏山頭水庫工程於是就完全安全無虞了？──如果有比那中級地震更大的地震再來，能夠安全嗎‧‧‧剛剛經過震驚世界的「霧社事件」的台灣殖民當局，是否會擔心？誰敢接管八田先生的傑作？為了避免更嚴重的事故發生，它的貯水量是否應該下修？然而，為了掩蓋震災，所有上述資料上竟然都看不到這個重要的資訊‧‧‧

這讓我們想起專為歌功頌德而寫的八田傳記中的資料，其中可能透漏了若干重要資訊──那是1938年項下，各位歌功頌德的專家學者為了誇大八田的功績，都提出過當時關於烏山頭水庫淤積，放水後撈獲大批鮮魚的事，各作者不考慮水庫淤積的成本卻讚揚該漁獲為偉大奇蹟；那是所謂的

「1937年12月，由組合開始調查珊瑚潭淤積的狀況，……放乾珊瑚潭。……撈出大量的魚……這些魚發包的結果，以兩萬圓得標，交給了業者，……測量調查的工作……直到翌年才完成。結果……淤積的土沙，超出預料……以兩倍的速度淤積……七年來的蓄水量少了一成。」[14]

其中曾提到了淤積達一成，而曾提及其處理方式不是清淤，而是加高兩公尺排水口的那段資料；它似乎能夠幫助我們理解當時震災崩坍的影響與八田所做的處置。不過更重要的，應該是在「台灣農業土木誌」中所記的相關另一段──

「加高蓄水池的溢水口，使水的深度，可加高二公尺。裡面敷以石底。經這一工程以後，蓄水量又恢復為原有的55億立方尺〈1938年〉」[4]

總整理前述各資料，我們可發現，原本在震災前是「有效貯水量」為55億立方尺，災後是「貯水量」55億立方尺而「有效貯水量」不詳；然後，到1938年才由於吐水口提高兩公尺而恢復了該「有效貯水量」55億立方尺；同時，此時相對於「有效貯水量」，其「貯水量」已增加到了60億立方尺──這樣我們才終於理解了這55億立方尺與60億立方尺，同屬於貯水量的這兩個數據的關係。

然而，我們卻可由這加高的兩公尺與淤積一成來看，其加高出水口所增加的貯水量為11,000萬平方尺乘以6.625尺，所得7億2875萬立方尺；扣除其淤積的一成，即5.5億立方尺，得1.7875億立方尺‧‧‧這似乎應該就是八田在震災破壞後，對於這個嶄新的水庫所採取的減量措施了。

不過，在這樣減量的情況下，是否該水庫就完全安全了？有人真能夠負此一不可說明的重大責任麼？或者，所幸的是，天可憐見，設使上述1938年的改變貯水池底之設計為有益於安全，但1930年至1937數年間，台南地區沒有出現大型地震，真是託天之福！──當年日本官方放任沒有實際經驗的八田與一來在台灣負責這嘉南大圳工程本是怎樣草菅我們島嶼人命的決定？！──是否由於該水庫即使僅就工程言，也是失敗的例子，所以才會有日後我們農經專家兼政治權威李登輝之無知讚嘆啊──那所謂的

「思及嘉南大圳，遠超過象徵日本戰後近代農業用水事業的愛知用水達十倍之多，不盡讓人點頭稱是。」[5]

二〉八田與一的「土地改良計畫」的真相

這個問題應該由為何1941年，八田仍要提出「土地改良事業十一年計畫」來理解──

這也是一個與前述關於烏山頭貯水池的容量問題，有相關性的問題。

過去，我們曾經讀到過國際級的大教授吳文星先生發表「八田與一對台灣土地改良之看法」，其文末歌頌「由本文之分析可知，其識見高明、思慮縝密，故所提土地改良意見涵蓋周延確實可行。」；然而，史實如何？我們當然也不能像堂堂吳大教授把日據時代留下的資料翻譯一下，就跟著歌頌起來‧‧‧

那似乎太沒有主體性，太缺乏台灣歷史研究的知識，和商品經濟的常識了吧？

要知道日本的糧食問題，台灣米與韓國米都只是日本米的後備隊；本身並沒有主體性，因而其需求量並不一定。把作為後備隊的台灣完全僅根據糧食的需求來對待，不做其他設想，在殖民地的商品經濟之下，那會是很好的安排麼‧‧‧就史實言，自從1930、31年前後，日本稻米豐收後，台灣農業就發生了著名的「台灣米穀輸出」問題，要到其所謂「聖戰」的1937年之「戰爭體制」下，全盤經濟統制後，問題才消失。此一土地改良的計畫，把所有的土地水田化，然而，1939年，皇民化運動的同時，我們都知道已經開始了台灣的「工業化」的進程，它如何會是最好的安排？

真正的史實其實應該是──

八田與一犧牲人命，耗費人力、物力與寶貴十年的時間，所完成的嘉南大圳；最後他最大的失敗，雖被努力地隱匿了──那是完工後的半年，一個中型地震居然就把烏山頭水庫震破了360尺‧‧‧八田趕快修復；同月底又一中型地震，同樣地方又震坍了‧‧‧所有的日本書中都不敢明白紀錄，就可當作沒有似的‧‧‧但是，讀過八田傳記，領會過八田在學時代被稱「吹牛大王」，那怕丟臉、不肯認錯，在總督府請美國專家來考察他的工程設計時，力爭到贏的性格，我們應該可以想到該一被官方大力隱晦的失敗，對他而言，一定是無上的羞恥的印記‧‧‧要如何掩蓋啊‧‧‧

對他而言，這真的是和前面「關於烏山頭貯水池的容量出入問題」，密切相關；都是八田先生很難誠實面對的問題。

然而，這樣的水庫，在災害的陰影籠罩下，除了在殖民地，我們悲慘的台灣人民無法抗爭，哪一國人國民能夠接受？‧‧‧同時，對於統治者言，誰敢於接管、負責這樣水庫的安全──您敢於接管這樣瑕疵的工程麼‧‧‧‧除了設計者兼監造人八田與一，作為設計人有責任面對之外？

此外，沒有人敢於接管負責，只有設計者兼監造人八田了‧‧‧那麼負責的八田就每天等著烏山頭水庫再次震破麼？除了不要裝滿水，降低其蓄水量之外，總要找些什麼事來做，是不是‧‧‧讓我們很人性地推想‧‧‧

真正的史實，於是就是找出一個可以交代的美麗的名目做下去‧‧‧那就是長期的「土地改良計畫」‧‧‧

於是我們就見到了，已進入了1941年，一面是大日本帝國南進的政策，台灣總督府已於1939年公開的進行「工業化」的需求，一面是不顧已進行兩年的「工業化」，卻公布了好看的「土地改良計畫」目標‧‧‧擬出在當時必然資金排擠之下，絕對不可能真正實際進行的一大堆名目‧‧‧想想，這是否就是八田當年的處境啊‧‧‧

請問在台灣工業化的區位分配中，台灣農地的配置怎會真的需要那樣的水田規劃？

所以，關於吳大教授所謳歌，由1938年開始提出紙面的土地改革根本計畫，直到1943年作成的「土地改良法規草案」，根本是一連串虛擬的物件，所以直到日本無條件投降之際，並沒有真正實施，大教授的推崇豈非過分可笑了嗎？更不要說土地改良工程本身所存在的問題──

根據史料所見，大圳工程部分，除了有「起初認為利用濁水的沉澱，可以防止幹線漏水。但在幹線方面，流速極快，礫石以上的石礫，且被沖流，細土無從下沉。流入幹線的石礫，數量極多，每年要疏浚，費用極大。有時甚且要用建設時的挖泥機器。‧‧‧嘉南大圳的幹線水路，坡度甚急，故流進的土砂，是在支線中沉澱。沙粒頗大，如沉澱於田面，便受害不小。因此，各埤圳每年皆在斷水期間，實施疏濬，所費不貲。」〈台灣的水利問題，頁47、63〉

「看天田的改良，‧‧‧嘉南大圳完成，‧‧‧1930年開始‧‧‧到1943年共計改良六萬甲。在該一期間實施改良的經費，每甲平均為73.61元。」，但是「改良後的看天田不能維持過久，經數年後，往往又構成硬的地盤，又要重行深耕。」〈台灣的水利問題，頁32〉

以至於「在行政機構上，自1902年起，到1943年為止，農田水利是歸土木事業機關主管，1943年以後，改隸於農商局。」，可謂充分顯示了，過去日本台灣農田水利不顧經濟效益、不恤人命的不合理統治性格；要到1943年，八田死後，才有了回歸正途的機會，但戰爭之餘已無力自我更正了啊。〈此資料皆引自「台灣之水利問題」〈原名「台灣農業土木誌」，芝田三男、磯田謙雄著，于景讓譯，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印行，頁32、35〉

我們被長期矇蔽的「台灣純種英雄」啊，真正有主體性的台灣人啊，這才是真正的台灣史，真正的「八田與一的土地改良計畫的可悲真相啊」

台灣史研究者泥土敬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