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尊敬的賽德克族的郭先生

 自從魏大導演將「賽德克‧巴萊」風潮捲起之後，研究台灣史、年輕時與泰雅族略有淵源的泥人，一直對於您們賽德克族的處境，感到遺憾與悲哀──這真是怎樣地一個被台灣社會的新型文化霸權徹底消費民眾的深刻例子啊‧‧‧聽孩子看完該影片上集的他說，果然影片中完全沒有提及日本「滅族政策」的問題，我就知道此所謂「霸權」，其實往往不是真的「霸權」，只是另一種「佞臣」，一種已經很有背景勢力的「佞臣」而已‧‧‧

尤其，今天在網上看到尊貴的台大歷史系教授周婉窈女士在為您的新書作序時，具有權威地位的她所謂

「電影作品是導演的創作物，雖是以真實事件為題材，畢竟不是歷史研究，情節要做何安排，是編劇和導演的事。但是，身為霧社事件餘生者後裔，並且負載著部落老人家的遺音，Dakis先生有他的責任，那就是將他所了解的霧社事件提供給讀者參考。」

老天爺呀，尊貴的周大教授在巨大的文化霸權無孔不入的巨靈麾下，竟然用理所當然地口氣，推卸責任地說出「但是，身為霧社事件餘生者後裔，並且負載著部落老人家的遺音，Dakis先生有他的責任，」，這樣顯然竟要郭先生作背書樣的話語，真的作為霧社事件遺孤後裔的人們，在此魏大導演胡亂編劇的情況下，能負擔那些所有被誤導的責任麼？──換句話說，如果郭先生真有那樣的能力，是否每一張電影的入場券，都附贈了一本郭先生的著作呢？‧‧‧否則，豈非只是美其名為「提供給讀者參考」，其實，不過是文化霸權者，在推出扭曲史實的影片之外，再透過消費賽德克族血淚史、搜刮觀眾錢包的又一伎倆吧！

然而，對此，我們看到的竟是島上學界權威級人物與漢族文化霸如此相結合，竟把這種推卸責任兼搜刮觀眾錢包的伎倆美稱之為──

「魏德聖導演催生這本書，列為電影宣傳攻勢之一，可以看出魏導演深知這種區別，也令人佩服他的大方和心胸的寬廣。」

我們島嶼上堂堂的最高學府裡的大教授竟能如此為文化霸權護航開道，真是讓同為漢族的泥人深感遺憾──明正兄，漢族泥人很慚愧，無力為您們遺孤後裔做些什麼‧‧‧

不過，更遺憾的，則是我深深記得您1994年在沉痛的大作「影片的虛像與歷史真相」一文中，那段沉重的批判；您說──

「以事件末期屠殺集中營之狠毒陰謀為例，實際上是由「番地警察」以脅迫利誘之伎倆，策動都達人襲擊設在杜洛杜夫社〈Durodux，今仁愛國中現址〉與Gungu〈即春陽部落〉的兩處集中營，該集中營〈日稱收容所〉是監管已解除武裝的杜固達亞人，卻標顯著混淆視聽的美名稱做「二次霧社事件」，並歸咎於原住民自己部落間之嫌隙或雙方原本即為敵對的世仇部落，至於「嫌隙」何來，「世仇」何解，即不知所云。對我原住民過去部落或部落間的爭執、不睦，若以小說模式中的「世仇法」去自解，那是對我先人們的一種侮辱。」

然而，在魏大導演的「賽德克‧巴萊」中，顯然地採取了這種讓您感到痛心的「世仇法」的處理，但是看尊貴的周大教授如何對待文化霸權者這樣的誤導；她只強調了該影片情節與史實間某些末節細枝無關宏旨的差距，輕描淡寫地陳述這您認為極關重要的部分；那是所謂的：
「在這本書中，讀者可以讀到和電影情節不同的記述，例如，莫那‧魯道(應該說馬赫坡社)並未參與人止關之役，也未捲入姊妹原事件，倒是參與了電影沒演的薩拉茅事件。」
「翌年的第二次霧社事件，以及其後的十月清算，則是慘上加慘。原本六社共一千二百三十四名族人，霧社事件後喪失超過一半的人口，剩下不到的六百人，在翌年四月官方默許的道澤群大屠殺中又死了約一半人口，只剩下二九八人；換句話說，只有四分之一弱的人倖存。」

對於當年賽德克族各社間被被日本統治者威脅利誘的悲慘命運，完全沒有表示一丁點的關切！作為一個有良知的漢族知識份子，儘管漢族沒有像日本殖民者那樣對原住民進行過「滅族政策」，我們也應該藉此研究日本統治者的機會，而深自檢點，並給予受害者應得的同情──因而，泥人我對於今天權威的周大教授似乎完全依附於魏大導演的文化霸權下，對於所謂「第二次霧社事件」，竟持如此「惜字如金」的態度，而僅著墨於日人在遭受族群屠殺動亂後、必將從事的「屠殺日本人者的清算」上，這真是太離奇的學者態度！──泥人只是一個民間學者，雖有萬分同情，實在無能為您們所受的奇冤駁正，真是萬分遺憾。

此外，關於周大教授所欣賞的「部落觀點」之說，說來真像是很尊重我們族人部落，很冠冕堂皇的樣子，但是個人覺得，其實很有明顯的學術上怠惰的問題；舉例言之，曾經被台灣總督府邀請到東京觀光的莫那魯道，曾經多次考慮聚眾反抗的他的識見與認知，是否會與現在部落中的耆老，可能會有很大的落差──但是當年的耆老則確實能夠接受其魅力的領導？

我們都知道今天的耆老，當年只有幾歲，而當年的史料中，莫那魯道與其他有力人士的會議，是不准孩子們旁聽的；甚至於我們也可以說，包括「祖靈信仰」以及「祖訓」的內涵，今天的耆老，在當年不過都只是孩子，他們是否還沒有足夠的經驗去體會「祖訓」的細膩運作？也就是是否會有類似漢族古老的批判觀點所強調的「吾欲託諸空言，未若見之實事之深切著明也」的情況──

而此地，個人最在意的是，就所知，族人祖訓中本有「出草」時「不殺老弱婦孺」的律法，莫那魯道對於日本統治者所發起的「大出草」，將如何面對此一明顯違背「祖訓」的問題？這是否應該要看當年霧社抗日英雄們所遭遇的史實，而不是舉出權威但是無法幫助判斷的「祖靈」或「祖訓」的無上律令而已？──也因此，我們漢族的周大教授之無視於當前「部落觀點」可能存在的明顯困境，卻硬是要強調「部落觀點」，實有學術權威不顧自身專業責任，過分取巧與怠惰的嫌疑；與學術權威同為漢族的泥人，實在也應該向您再致歉意。

唉，到此，我要致歉的，是漢族實在不爭氣，不僅在十九世紀，各方面比不上日本，當年李鴻章無知的以為「棄地全人」就可以「以免糜爛」，因而割讓台灣給日本；更令人遺憾的是到了二十一世紀，漢族的知識份子仍然不爭氣，只在不值得費心的小事上花精神‧‧‧顯然也連帶地拖累了似乎已經相當地信託漢族的您們‧‧‧

例如，泥人我拜讀周大教授在其最近〈2010.9〉發表的名作「試論戰後臺灣關於霧社事件的詮釋」，其中論及我們島嶼最早的一本以「霧社事件」為素材的文學作品，我們的學術權威在該書中不僅特別批判了作者陳渠川將花岡一郎與二郎定位為抗日份子，缺乏根據，並且還特別針對該作者在該書中讓

青年花岡一郎自語：「我是臺灣的山地人，我身上流著的是泰耶魯族的血液，是沸騰的血液。……」（頁27）

花岡一郎和二郎自殺前，兩人高聲大喊：「泰耶魯族萬歲！臺灣萬歲！霧社萬歲！……」（頁217）

學術權威特別指出那是「受限於當時的認知，自然無法了解霧社的原住民屬於賽德克族，不會自稱泰雅（泰耶魯）」！

然而，對於當年第一本文學創作，這「泰雅」的族名，那真應該是個值得那樣論述的問題嗎？

而順手翻開周大教授曾經被用作教科書的名作「台灣歷史圖說」，在這本1997年出版，2005年二版十九刷的暢銷書，其中談到「霧社事件」時，也頗有「泰雅族」名稱出現，如，「‧‧‧四大部族：土魯閣群、道澤群、霧社群與萬大群，皆屬泰雅族」、「日軍警的征伐起義泰雅族」等等；為何他晚出的暢銷書中可以使用，但比其大作早二十年出版的該歷史小說，值得他那樣特別花費心力批判？！作為漢族的民間學者泥土就認為，這真是很遺憾的、希望您千萬不要學習，不要做為榜樣！

此外，我想繼續就以周大教授對於霧社事件中花岡兩先生的問題，做例子來看吧──在她先後相距近十年的這兩篇名作中，其前者〈台灣歷史圖說〉稱

「兩人分別娶了同社姑娘‧‧‧兩人同樣在埔里小學校念過書。這樣的學歷和婚配，應該是人人艷羨的幸運兒。在照片上，穿制服的二位花岡與穿和服的花子、初子，活像日本人。就實而言，他們的確是日本人造就出來的高度日化的原住民。一郎據說對被派任巡查，感到不愉快‧‧‧一郎夫婦與二郎，最後都自殺了。‧‧‧」
「高度日化的泰雅人，看到自己的同胞奮起反日，當下的心情是如何？‧‧‧從他們的遺言中，我們似乎可以感覺到一種深沉的無奈──既不得不忠於自己的族群，又感到必須對日本人表白些什麼似的。」

晚出的後者，則對於1977年印行的陳渠川的「霧社事件」裡，關於花岡兩先生的事蹟，忽略了其作者是有相當第一手的證據的，而直接斷言，稱其為「國族論述」而鄙棄之；竟是完全沒有一個學術工作者應該客觀求真求實、努力撥雲見日的研究態度：其所謂：

「該書以花岡一郎為主角，將他塑造為抗日英雄，很多地方顯然出自作者的想像和演義，甚至嚴重不符史實，如花岡一郎和二郎聯手痛斬霧社分室主任佐塚愛祐警部（頁192），且通書未附任何參考資料，整體而言，參考價值不高。」
「何以陳渠川以花岡一郎、二郎為霧社事件的要角？值得進一步追究，是否和二郎遺孀再嫁的高永清在戰後擔任仁愛鄉鄉長有關，（註30） 姑記於此，待有心人查攷。總而言之，上述的國族論述（或是中華民族抗日史觀）可以說是戰後臺灣漢人書寫霧社事件的基調。‧‧‧在這種國族書寫底下，我們很難期待霧社事件有何突破性的研究出現，何況新的一代研究者很少能自如運用日文材料。」

這位漢族裔學者除了拋出所謂的「國族書寫」的帽子外，就是強調「我們很難期待霧社事件有何突破性的研究出現，何況新的一代研究者很少能自如運用日文材料。」；顯示其高度自卑無能的偏頗心態。
其實，在花岡兩先生的抗日態度之研討上，在中文資料中就有很有力的第一手資料，相對於周大教授之強烈抱怨「新的一代研究者很少能自如運用日文材料」與所強調竟是「應該是人人艷羨的幸運兒。在照片上，穿制服的二位花岡與穿和服的花子、初子，活像日本人。就實而言，他們的確是日本人造就出來的高度日化的原住民。」；請看以下的中文第一手資料‧‧‧

一是1977年問世，但是被學術權威所輕視的陳渠川的「霧社事件」的序言中，那位與花岡一郎曾經在中師同學的李丁先生，「霧社事件」的三個多月前‧‧‧
在「霧社事件」半年前，往訪一郎的證言：

「花岡苦訴畢業後，沒有分派到學校教書，而被派到霧社擔任造橋鋪路的監工，且不滿薪資上的差別待遇。」〈「霧社事件」，陳渠川著，李丁序文，1977年印行〉

一是花岡二郎的埔里小學校同學好友台灣文學健將巫永福，在該事件的三、四個月前，往訪二郎的證言‧‧‧

「1930年七月暑假我回埔里探望腳傷的父親……探望埔里小學時代的好友泰雅族人花岡二郎……他埔里小學高等科二年畢業不再升學……我問他花岡一郎的近況，他說，一郎現任霧社警察室巡查，今天剛好出外查勤。一郎早我二年，……畢業後考進台中師範學校正科畢業，有資格任小學校訓導，遇著小笠原能高郡守的差別待遇，不肯任他為霧社小學校的訓導，任他為巡查。訓導是判任官，巡查是僱員，社會地位和待遇相差很大，相當不滿與怨恨。其他不願多談，保持沉默。本來他對我什麼都會講，沒什麼秘密，可是這次不一樣，使我感到奇怪。……他最後之說，『巫君，你去日本留學當然是恭喜的事，但你不要認為比人高一等噢。』使我印象深刻。……十月二十八日名古屋新聞大事報導二十七日霧社事件，領導人是大頭目莫那‧魯道、花岡一郎及花岡二郎，……這一來我就了解他為了保守秘密不願多說話……〈「我的風霜歲月──巫永福回憶錄」，巫永福著，望春風出版社2003年印行，頁48~49〉

請看看，這樣的不約而同地第一手資料，是否對於我們研究花岡兩先生當年在霧社事件中的形跡，很有幫助？要知道，兩人孤身在日本人學童之中，其悲哀絕不只是如日本官方對於花岡一郎在埔里小學校就讀時的監督報告所指出的：
「‧‧‧與內地人兒童一起讀書，而且下課時間後也沒有任何隔閡地遊戲什麼的，好像很滿意一樣。不過，往往被喊作生蕃或蕃人，因而覺得非常羞恥，並且憤怒。……」〈此依據日人宇野利玄的論文「台灣的『蕃人』教育」，收入前揭書，上冊，頁136；〉

就霧社事件言，他們兩位的體能絕對已不可能如其童年玩伴，一直在山野中鍛鍊者，來得那樣強壯與敏捷，就像最近喜愛登山卻遭受山難的林克孝先生所言，他雖然在朋友間看來很有體力和經驗，但是自愧絕對比不上在南澳山區長大的泰雅青年；因而，他們確實就沒有參加第一線實際行動的必要──
更重要的，則應該是當時應在同盟族群高層間所流傳的

「自日本人進入了山地，就分配每戶銅製的鍋子使用。在霧社事件之前，學校畢業稍有知識的人告訴我們，銅有毒。當時泰雅族人很容易嘔吐，尤其吃了殘留在鍋裡的食物，馬上就吐。……原來日本人讓我們使用銅製的鍋子，長久下來會消耗我們的體力。剛生下來的孩子，也往往死亡，所以人口不會增加。」〈「阿威赫拔哈的霧社事件證言」，阿威赫拔哈口述，許介鱗編著，林道生翻譯，台原出版社印行，頁132。〉」

他們兩人正是那些「學校畢業稍有知識的人」，可以告訴同胞，「銅有毒。當時泰雅族人很容易嘔吐，尤其吃了殘留在鍋裡的食物，馬上就吐。……原來日本人讓我們使用銅製的鍋子，長久下來會消耗我們的體力。剛生下來的孩子，也往往死亡，所以人口不會增加。」的知識青年，如果他們不曾被主動告知，是否也應該被當作諮詢印證的對象，從而理解整個族群之處境；請問它們誰還能戀戀於「現代化」的虛幻未來呢──因而，他們抗日的態度當然應該是不容懷疑的。

可敬的賽德克族的郭先生，以上是個人由於年輕時對於泰雅族的淵源，而關懷當時被視為泰雅族的「霧社事件」的一點成績；當然是比不上今天您們倍受基督教長老會與新興文化霸權肯定的所謂「部落觀點」；不過，當我讀到您對於莫那魯道的高度推崇

「莫那魯道處理部落事務時力求公平公正且果決明快，每遇本族或本部落的祭典祭儀，幾乎每每殺豬宰牛宴請部落族人，與其他部落的領導人、勢力者及各祭儀祭司的互動良好，因此部落族人對他讚佩又敬畏‧‧‧。不論外界或族裡的人對莫那魯道的評價如何，他永遠是我們心目中的英雄，Uka dhekan ka ndaan na heya──他一生所為（成就）是無法冀及的。」〈霧社事件101問選刊，臺灣與海洋亞洲，http://www.tiprc.org.tw/blog/post/1/26〉http://tw.myblog.yahoo.com/jw!uduCo2SGHRYWIzLEAu0T/article?mid=766〉

以及「部落觀點」中也出現了可能困擾您的，那所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