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間選民泥土研究教育，也研究台灣史──

三十多年前為了研究台灣的教育問題，改善台灣的教育，研究者不能不深入台灣的歷史現實所造成的社會諸背景；教育必須研究歷史，看清歷史，承接歷史，並且根據歷史的諸條件而以教育的方式，把歷史的發展導引向人類社會發展理想的方向──因此，我對台灣史的研究不同於往後，自黨外民主運動所謂「台灣意識」到李扁路線的「本土化」，那些政治掛帥的論述相當不同。

眼看過去以來，李扁路線以一頂大帽子「台灣的主體性」與「本土化」，取代了歷史研究中應該求真求實的普遍真理，泥土是深以為憾的。

因為，依據人類社會的發展必須立基於其過往的經驗與教訓之原理，我深度擔心，該大帽子將讓我們失去了許多寶貴的經驗與教訓，必然將遮蔽了我們社會原來所可能以及應該展望的道路，將進而深度斲傷我們社會原本豐厚的實力──我原只是擔心，沒想到李扁路線不僅遮蔽了我們社會原來所可能以及應該展望的道路，並且其嚴重偏差的歷史論述，更是深度撕裂地創傷了我們社會內部的和諧──

當前，看到馬先生所率領的競選團隊，在取得對於本屆立委大選的勝利後，如今在總統選舉上馬先生所展現的局面，似應該也能夠順利成為「馬總統」，作為支持民主政治「政黨輪替」的理性中間選民，泥土當然感覺欣慰。然而，對於馬先生的諸多政見中，唯獨沒有見到關於泥土前及關於深度撕裂地創傷了我們社會內部和諧的台灣歷史研究問題──我以為那可能將是一個極重要的缺憾──因為多元的民主社會中，如果人們沒有一個可以相互理解與溝通的平台，社會的衝突內耗必然繼續不斷，雖然「馬總統」上台恐仍亦然！

以下就以我們台灣的醫療史為例──

今天主流論述，在李扁路線下，努力地強調日據下的種種進步──我們就藉最能呈現「現代化」的進步性的日據下的醫療事業為例，來看當年的所謂「進步」，究竟為何？對於我們台灣人社會生活的影響為何？

下引兩問題是來自李扁路線中印行的兩本「台灣醫療史」方面的名著，我們要以史實考證它們在論述日人這項「現代性」的事業時，是如何盲目地讓我們失去了許多寶貴的經驗與教訓──

先請看──巨觀的──看該作者對於整個日據殖民統治的評斷──

「台灣醫療發展史」，陳永興著，月旦出版公司。1997年印行。頁67。

美國加州柏克萊公共衛生研究所畢業的他所謂──

「由下列人口統計表中可見，1650至1945年間台灣人口之增長；由日人第一次臨時人口調查到離開台灣時，四十年間，人口增加近三百萬人；日治五十年間，台灣人口增加超過兩倍以上，人口增加速度驚人，我們可將人口增加率的快速攀升，以及死亡率由1906年的千分之三三點四降到1945年的千分之一八點五，歸於醫療政策的努力成果。」

它所提及的數據資料，真的能夠反應史實麼？我們的台灣先民當年是如此幸福的──那麼當年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我們同胞都是無知的嗎？──只有皇民如辜顯榮之輩，才是正確的嗎？──在這本號稱十一位醫學和史學專家共同推荐的大著──

首先，我要提出另一個重要的數據，那是由1906年到1941年我台灣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這是將當時各該年死亡者的年齡平均而得的數據──1906年的平均死亡年齡為26.1歲；1941年的平均死亡年齡為23.8歲；大家看，這是一個逐漸下降的數字──這才像是確實正反映了日據統治下我們台灣民眾生活艱辛困境的數字。〈很抱歉我沒有1945年的資料，陳先生真有該年的官方資料嗎？〉

然而，該書作者卻不加思索地引用了前面的一個數據；原因是什麼？就是因為我們台灣五十年來引進的現代化理論，不斷由各方面肯定現代化，相對於「被污名化的傳統」，簡直「具現代性的一切」就是不能批判的德政──因而我們這位留美回台的作者，就如此恭謹地引用了。

其實，陳永興先生的錯誤很明顯，因為人人知道二次大戰的末期，台灣在戰時體制下，糧食嚴重不足，許多的回憶錄中都會提到營養不夠的情況，而美機轟炸的死亡更是可以想見──其時的真實生活中的死亡，怎麼可能比較過去，反而死亡率下降呢？為何他要那樣死心塌地地，不加研究地，就相信日人所提供的數據呢？──真是悲哀呀‧‧‧沒有主體辨識能力的知識精英‧‧‧已到了這樣的程度‧‧‧

然而，究竟陳先生所引的該數據，這影響了他對於整個日據統治下的生活印象的數據是如何形成的？──就泥土研究，其不能反映重要史實，應該很大部分是來自以下的真實情境──

在1906年之數據偏高上──

陳先生似乎全然未曾注意到1902年日本惡毒的殖民當局推行中醫執照，嚴重破壞了我社會傳統醫療體系的影響──其規定中醫十年行醫者始得考照，且只有一次機會──使得我三百餘萬台民僅得千餘醫師執業，一方面使得醫師不足，一般病痛往往不得不求助於鴉片，另方面我台民的死亡率自然升高。陳先生所引的1906年之數據，正當1902年之後四年，該高死亡率是日人政策所造成，非我台民本有的正常死亡率。

在1945年的數據偏低上──

「鄉下人還經常在出生一兩個月，才去戶政單位報戶口，甚至有人一年多了還未報戶口。……」〈引自「軍醫日記」，吳平成、胡慧玲合著，頁121。〉

換言之，也就是在日軍據台之初，令出如山，雷厲風行，應該極少人敢於不報戶口。然而，時到該書作者入世行醫的當年，1939年，鄉下人已是經常在一兩個月內，甚至一歲多以前都不報戶口了；試問，如果沒有報戶口，這些孩子發生死亡時，就不用向警察報告，也不會留下出生和死亡的資料，好像小生命們都沒有到過了人間。那麼死亡率是否就自然下降了──而這是該軍醫從軍前在鄉村所見，若到美軍轟炸後是否情況應該更為嚴重──

泥人曾經試算──把該資料的千分之一八，再假定全台有一萬人應登記而不登記出生與死亡，依1942年我台先民總人數582萬人，則死亡率將升為千分之一九‧六；若全台有兩萬人應登記不登記出生與死亡，則其死亡率升為千分之二一‧三；依當年該位醫生在戰前之所見，這是我們至少可能確定作偽的形式。讀該文我們還不知真正實際的狀況──只知當時勞動力缺乏，生產力不足，生活困苦已極，營養極度不足──這是其1945年數據偏低之一。

泥人認為那就是日人統計數據，自從與該書作者同行，留德學習公共衛生的後藤新平在1898年引進台灣的，值得我們台灣人研究的當年重要統治工具之一；陳先生怎麼毫無獨立思考與批判的能力。

次看，與上例相關，但是較屬於局部的台灣醫療史之重要資料──

「台灣醫療史」，莊永明著，遠流出版1998年印行。頁176。

這位以「台灣第一」著名的專家，其所謂

「本島之所謂『醫生』者，到底算不算醫者？可不可以托以寶貴的生命？……事實上，西醫人才欠缺，設備仍舊不足，也是主因，所顗先採取放任政策，做法顯與日本本國以漸禁方式相同。1901年7月23日，才以府令四十七號公佈『台灣醫生免許規則』；依此法令，嚴格要求全台從事漢醫及所謂以秘方執行醫業行為者，限定於同年十二月底前應向警察機關登記，期限一到，對於沒有登記立案者或新養成的漢醫或其他從事傳統醫業者，一律加以嚴格取締，絕不寬待。」

依其所言，這所謂「期限一到，對於沒有登記立案者或新養成的漢醫或其他從事傳統醫業者，一律加以嚴格取締，絕不寬待。」，則其反命題──似乎就是「只要期限之前所有來登記立案者，台灣傳統的漢醫就都可以如願成為合格的執業醫師」了？──日據下的台灣醫療史的史實真的是如此嗎？──這是作者真不知道史實麼？──不像──但是他卻並不說清楚地，只是說「事實上，西醫人才欠缺，設備仍舊不足，也是主因，所以先採取放任政策，做法顯與日本本國以漸禁方式相同。」──真是與日本政策相同麼──或者是否可以更進一步問，如果日人在台灣的施政與他們在日本相同，我台人就不可以有主體性的意見了嗎？

泥土以為真有主體性的台灣人不應該是那樣的──因為，日本武士道傳統中曾有「切舍御免」的權力，即，武士對於平民的冒犯有殺無赦的某些特權，泥土認為，我們真有主體性的台灣人，絕不會認為他們施加在日本的事實，就可以做其施加在台灣的理由！因此，我們就不應該讓該位專家把我們關心的問題引到是否與日本施政相同的問題上──

讓我們看，他們究竟在我們台灣做了些什麼？先翻開留美專家陳先生的前書的「台灣醫療大事紀」──我們看到了與本書不同的記載──

「公佈『台灣醫生許可規則』，加強漢方醫管理。舉辦一次考試，凡合格者，發給醫師准照……舉行一次考試後，堅持不再許可，因此到日本投降時，漢方醫僅存數十人。」

原來這就是所謂「漸禁」的方法，原來我先民所面臨的史實並不是「只要期限之前所有來登記立案者，台灣傳統的漢醫就都可以如願成為合格的執業醫師」；然而，為何我們這位以強調「台灣第一」而著名於島內出版界的作者要如此隱瞞？啊，原來前述的留美專家在大力地肯定了日本對於我們先民醫療的貢獻後，還是保留了一些，他對於真正的史實還是有一點尊重喔──相對於本書的作者，他在為我台灣人辯護的主體性上，似乎還略勝一籌呢！

然而，史實究竟如何？──終究，我們不應該太關切兩位先生誰比較缺乏我們強調的主體性，我們來看史實是什麼？──因為我們要關切的是當年我們先民的真實處境──不難找到地──在日據時代醫學界地位最高的、高雄醫學院的創辦人杜聰明的傳記「南天的十字星」一書中，有如下的記載──

「只有執業十年以上的中醫人士才准應考」〈葉炳輝著，許成章譯，頁118~119〉

啊，原來還有如此的重要資料，在那個年代如果執業十年才能考照，我們台灣當年的醫療體系立刻就會有多大的改變，而我先民的生命與生活，立刻就會失去了多少的庇護呵──

然而，他們為何似乎都視而不見呢，留美專家陳永興是高雄醫學院畢業的高材生，他竟能沒有收集到那本重要的著作就談台灣醫療史，或者當年高雄醫學院竟沒有創辦人的這本傳記？而高舉「台灣第一」的專家莊先生，在其那本大著中，曾在頁228中，引用該書資料，顯然他應該也讀過該書呀！

尾聲

本文所提出的兩個問題，讀到此，您是否已感覺它們其實只是一個問題；那就是追求主體性的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看待自己的歷史的問題──並且，如果我們願意追問，會發現當我們解出第二個問題時，其實讓我們可能更能思考第一個問題──換言之，陳先生所引用的死亡率千分之三十三點四，是在1906年的數據資料，正是與我們研究的第二個問題密切相關的──那個數據是在我台傳統醫療體系被日人高壓破壞之後，中醫師被大量扼殺後的數據，那是有西醫背景的作者絕無法想像的真相。

原來其所提出的1906年之數據，是我先民在傳統醫療體系被破壞下才出現的偏高數據；那是1902年，日本殖民統治者為了壓制我先民自行禁絕鴉片的高潮，而推出要求中醫考照與「十年經驗」與「永不再考照」的「照顧」手段，使得我台三百多萬人的醫療體系裡竟只有那具有「十年經驗」且考過執照一千多位醫師，自1902年起每年隨其死亡數而遞減；1906年的死亡率千分之三十三是這樣形成的。

所以我們認為該死亡率絕對是一個與傳統史實相較偏高的數值──是因日人破壞了傳統醫療體系後造成的數字；就所知，正因此，當然它就造成了一個當年中醫師的生意極佳，好醫生很累、很累；甚至不乏累死者的時代。

最後，關於1945年的數據之偏低，由於有上述日據下我台人平均死亡年齡之趨低與前面所指出作偽的史實，我們要指出，以日據下對於疾病的控制言，例如瘧疾，日本的研究總根據日人自身當年的無力處理，而強調其重要性，視其在島上控制瘧疾為一大功績；當然控制傳染病是一功績；但是對於台灣人言，中醫雖無奎寧與瘧蚊之研究，但瘧疾在中醫並非皆屬不治之症；就史實言，當年琉球石垣島上有瘧疾，我台人因擁有漢方而能安住，就是一例；而我台人回憶中所謂「當時來診病之患者多為瘧疾，是故家叔返回上海後，隨即製成含有漢方之錠劑，寄來供鄉親應急，結果藥錠經患者服用證實頗為有效。‧‧杜氏那時曾力邀家叔到台灣大學醫學院擔任客座教授。」；應該是中醫對瘧疾有相當掌握能力的明白證言。

然後，讓我們回到莊先生所強調的「與日本相同」；真的會相同嗎？

泥土深感懷疑；如果真有禁令，台灣由於日本據台時期的大屠殺，其餘生者，確實可能真是不敢造次；但是，對於日本而言，儘管我們知道武士曾有「切舍御免」的威壓特權，但是，如果日本出現與他們在台灣所施行同樣不合理的政策，日本民眾真的會笨笨地遵從麼？

此外，您知道麼，戰後台灣醫療史的史實，在著名的吳新榮醫師筆下所記──「一般的人都誤信光復是復古，把科學和醫生都放在另一邊，而捧木偶和乩童都來作老祖公m。例如北門鄉蚵寮一村，因拒絕打預防針，反對灑消毒水，而為霍亂一時斃命達數百人。」1 ──這樣「現代化」的結果，那是我們台灣現代醫療史上怎樣值得深思的一段呀──

因此，對於前述兩位知名作者以外的各位名家，您們喜歡強調「殖民主義的現代性」，進而肯定殖民統治的偉大殘餘；然而，面對這樣地一整個真實的台灣故事；喜歡強調台灣主體性的您們，仍然要那樣混沌地歌頌那些「殖民主義的現代性」麼？

泥土寫於亡妻之外公，大稻埕著名漢醫王先生累死之七十年後。

本來，泥土聽說有網聚的機會，原想當面對馬先生陳述一己的觀點──不料聯網城市之網聚乃以向馬先生提生活性的輕鬆答問為宗旨；遂使泥人只能以此文，於此公開表述──由於，昨日突見中央社刊出，馬宣佈「以台灣書院對抗孔子書院」，這個世界對立得還不夠嗎？泥土驚愕之餘，將此文轉回自己的網誌，當做紀念──

由於心中實在不甘──

因而，本文仍貼上了聯網的「青春鐵馬向前行城市」──又及。

因而，前述關於日據下醫療體系的進步，如日後西醫逐漸人數增加且奎寧問世，西醫掌握瘧疾能力之超過中醫，當然不能否認；但是，以日據下我台人通常因經濟與不能信任日人的關係，日人的醫療體系對於我台人的影響，絕無如陳文所謂「死亡率由1906年的千分之三三點四降到1945年的千分之一八點五，歸於醫療政策的努力成果」之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