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史實到藝術化的「色‧戒」，

      論藝術與史實背離的問題──完

關於藝術與史實的背離問題之處理──

前文我們已就張愛玲的身家背景與婚姻，探究了「色‧戒」原著對於史實產生背離的可能理由；其中推理，廣大的張迷們的反應或者很不能接受，應在可預料之中──

不過，請任何自認為公允的讀者們想想，對於認同於國族危機，把鄭女士視為文學家吳濁流先生所稱的「他留下了中國女性優美的憂國故事，也變成了中國抗日青年尊敬的標的」而意欲拯救國族危亡者言，以張自身立場若竟把鄭推理成為這樣的王佳芝，那會是一件他們所更可以忍受的事麼？！

此外，我還要指出，本文所論絕非孤例，像前曾提及被尊為台灣文學泰斗的東方白先生的巨著「浪淘沙」，就也有嚴重的背離史實的現象──

那是在他被宣稱可為台灣歷史教科書的這部小說巨著裡，不僅抹殺了我們台民抗日的重要史實──日據初年，那可以突顯我台民以偉大主體精神自動禁絕鴉片的「降筆會事件」，以及光復後我台民被日人導引起來動盪社會的「爭奪日產事件」；並且作者還不只接受了日人所謂「原住民的戫首習俗是漢人逼成」的說法，更違背全球史家的共識，在該書竟強調日本人比德國人對二戰的錯誤，有更多悔悟之心──

這豈非也是藝術創作與史實背離易於引起誤導衝突的問題！？所以本文在下面再將之論述：

正由於前述兩位重要作家竟然都犯有這樣我們不能不重視的錯誤，因而下面我們就進一步探究是否可能及早避開這樣的問題，對於創作者與讀者的正反對立雙方是否都應該注意於這類問題，避免它的形成？

首先，

我想到的是創作者的自我檢視，一如本文所及，張愛玲官宦世家的衰頹，四歲時母親離家留洋及後來父母離婚，又與繼母不合的經驗，應該對她的叛逆性傾向有決定性的影響，每位創作者是否對於自身已有充分的省思，先考慮自身曾經經過的創傷是否已然痊癒，否則應該避開相關題材的處理？否則，似乎這類的背離可能必然發生──就像那百萬字鉅著「浪淘沙」的作者東方白，那幼稚園時代小小心靈就受兵操污染的「得意經驗」，如果沒有經過充分的除污處理，雖往後在國府主持的教育之下成長，但是它怎能消除對於軍國日本的自卑、依賴與仰慕？！〈據其自述，日據下他曾就讀全是日本教師的幼稚園，他當年就有把日本帝國版圖全部默寫在黒版上的能耐，畢業時還曾光榮地代表畢業生上台對數百家長表演畫一大戰車迎面而來；而後來最支持他的人就是，日據下皇民化末期，被台灣總督府選入青年師範學校，畢業後即具有官吏身份的青年學校教師，即日後的臺獨文學大師鍾肇政──〉

其次，

是創作者對於素材的掌握問題，藝術家是否已相當充分地認知素材的各方面，充分考慮素材各方面的內在聯繫，是否會容許創作者任意加以變造？或者發現其合理變造的關鍵應該選在何處？換言之，以鄭蘋如故事為例，如果張不要把事件放在汪政權期間，讓人自然聯想到此一當年的巨案，就自然沒有這一藝術背離史實的問題，及張所謂的「隱私權」爭議〈見於「惘然記」頁8〉！請問為何張硬要把時間點放在當年那個大案的歷史脈絡中，以大作家張愛玲的虛擬小說結構的能力，應該是絕對做得到的──當然，這也就是如果不是媒體不斷地強調我們的大導演李安所有場景是恢復當年的實景，儘量依據張原著來處理每個情節，應該也不會形成論者以史實來責求電影的討論。

其三，

作為一個研究者，基於愛惜與保護創作者的立場，我樂於見到創作者的這種自我突破，如果因弄清楚自身無形所受的局限而有所突破的話，如我們所知，人生的境界，若要有更高的成就，往往需要自我突破，突破就是自由的擴張，自由擴張了才能有更高的視野，而出現可以更高成就的空間──尤其，對於像張愛玲這樣等級的作家，如果她因而竟甩開了辜鴻銘、胡蘭成一系凌虛蹈空的氛圍，不談她可能擁有的婚姻幸福，她的生花妙筆是否將會不只留下目前這些傑作，更將為我們留下怎樣的偉構？！

最後，

則是作為一個讀者，由於前述創作者的自覺與自覺後的突破並不容易，如張愛玲的情況，由其「色‧戒」原著出版前的自述中所稱「這三個小故事都曾經使我震動，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寫這麼些年，……一點都不覺得這其間三十年的時間過去了。」，我們可以見其端倪──我們回看前面的種種探討，豈非張怎麼改寫，確實也不可能說清楚，「色‧戒」故事內有自己年輕以來那說不清楚，不易擺平的家國心事；在這樣的情況下，讀者該如何是好？

作為張愛玲作品愛讀者的我們，怎能忍心責求於讓我們同情已久的、波折一生的大作家──然而，我們就因而接受所有這種藝術創作對於史實的混淆麼？就是如此接受這張愛玲，也平等地接受那東方白，然而，文學家作為民族靈魂的工程師，前者可能腐蝕中國偉大的憂國傳統，後者可能破壞我們台灣的真精神；都是我們願意大方地接受的嗎？

是否為此──

或者深度同情兩位大作家的我們每一位讀者，以後在欣賞任何名作時，應該要不只是有著等候被詳細告知某事的愉快心情，更要有隨時提出疑問的嚴肅態度，不斷地思考，並與我們心儀的創作者做充分的互動──

有沒有想過，或者張女士的莫明的沉鬱與東方先生的偏執的樂觀，其實都是我們養成的；長久以來，由他們發表的第一篇文章起，我們作為讀者就只等著接受他們提供的訊息，從來沒有與他們深入地互動過，無形地助長了創作者的某些特殊的傾向；是否我們這種長久的懶散，以致於才會使他們的作品落得這樣創作與史實嚴重背離的局面？！那麼我們未來是否在面對任何作品時，應該比過去更積極主動地思考創作者所傳達與告知的種種，讓自身的心智充分地活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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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由於平素就關懷歷史與文化，讀了許多篇關於「色‧戒」的文字，讓我沒有看李大導演的這部名片，心胸中就已經感覺無法按捺地騷動起來；是那騷動讓我擱下進行中的寫作，完成這篇文章。

感謝那些作者們的辛勤勞作，借著他們不同地觀點，讓我更能深刻地思考我過去曾經探究過的這個嚴肅問題──藝術是怎樣才與史實背離，以及我們對於此現象應該有的態度──不可能一一致意，謹此一倂致謝。                                      誠摯的泥土敬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