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以我的年紀，是屬於國民黨黨國威權體制下長大的一群。在我們年少時，愛國是所有教育中最重要的一環，不只聯考要考（三民主義），連社團休閒活動（救國團，童軍團）都強調反共復國的重要。

但是在地理空間上，即使與我同輩的人也很難與我有相同的國慶感受。在我國中到高中的六年間，一共親身參與了五次的國慶活動，不是戴戴傘帽排排字而已，而是在總統府前面的第一線，或是表演人員或是維持秩序人員。就因為如此貼近國慶﹑元首﹑外賓﹑甚至一些奇特的人物，讓我對於雙十節有著複雜的情感。

事實上如果要追溯我對國慶的印像，應該從國小五年級從那時還被稱為鄉下的新店轉學到台北市中心的國小開始。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真正的部隊。當時的規矩是五年一次大閱兵，三年一次小閱兵，而那年正好是解嚴前最後一次大閱兵，大批的部隊開進台北市中心，總統府周邊學校都成為軍隊借住的地方。還是小孩的我們超愛國慶日，除了因為軍隊借住讓我們上了一個月的半天課，還看到許多新奇的軍人與軍車（那時另外一所學校有飛彈車進駐讓我們羨慕死了），而且當國慶結束軍人離去前，他們會義務幫我們打掃得乾乾淨淨，還會留下意外的小禮物給我們，找尋阿兵哥遺留的東西是我們這些小學生最快樂的活動。

上了國中以後，因緣際會（說穿了就是為了某個可愛的女生）加入了童軍團，那其實是救國團的外圍組織，甚至後來我才發現救國團的幹部很多出身童軍團體系。在黨國教育體系下，少年的我滿腔愛國的熱血，看到倒地的國旗，絕對會心如刀割，非馬上把國旗扶起不可，而參與國慶活動更是愛國的極致表現。由於學校就在總統府附近，所以成了"必"被優先動員支持國慶活動的學校。還記得第一次參與國慶活動，前一天就要睡在學校，然後第二天早上五點就要起床梳洗完畢然後整隊到總統府前集合。從早上六點半開始，我們就必需手持童軍棍組成封鎖線，高中的大哥哥行義童軍在第一線，我們在第二線，負責不讓觀禮的民眾跑到遊行隊伍行進的路線。那是我第一次親眼看到操著浙江口音的總統，雖然離得很遠，但是還是讓我激動萬分。

上了高中，基於對童軍的熱愛，我還是加入了童軍團，也同時進入了管樂社（當時還稱為樂隊）。因為學校還是除了北一女之外距離總統府最近的高中，所以又是優先"必"被動員的對象。上了高中後，已經不像國中時把國慶看得那麼神聖，反而視為某種玩樂的節日。高中第一年我是因童軍團的身份參與工作，那晚我們拿到進入禁區的許可證後，興奮的假借特權跑到重慶南路的封鎖區亂晃，直到深夜十二點才回到學校安睡。第二天一樣六點半開始站崗，在我身後正好是國中的小學弟們，可是我的眼光已經完全放在對面貴賓席上的銘傳服務美女們。雖然看女生的時間很多，但是我仍能感受到民眾強烈的愛國心，當司儀領唱各首愛國歌曲時，身後每位僑胞幾乎都扯著喉嚨拼命唱，那是我第一次被"人"感動，也是我第一次跟最後一次看著孱弱的總統領著大家呼口號，之後不到半年他就過世了，而我也因為理念不合永遠退出了童軍團。

高中第二年拜李登輝總統之賜，放棄了傳統的閱兵形式改採民間活動表演，而剛升上學校樂隊主力的我們又被優先選為國慶表演的隊伍。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次以表演者的身份參與國慶。還記得當時九月開始我們就不上課了，每天都拉到中正紀念堂廣場苦練隊形，雖然很苦但是大家都為了能在眾人眼前表演而興高采烈。那時的國慶對我已經不再是濃烈的愛國色彩，而是某種全國同歡的嘉年華活動。

升上大學後正好面臨了台灣政治的巨變，從黨外反對運動的崛起，到國民黨內的主流與非主流之爭，念法政科系的我，正好也面臨了政治意識型態的典範革命。從一個看到國旗會激動的大中國愛國主義者，轉變成到處蒐羅台灣本土知識的反抗青年。那時候的國慶對我而言，除了只是一個可以聯誼把妹看煙火的假日，更是約同學幹些蠢事的好時節（雖然我們每年約去總統府升旗，但總是沒有實現），國中時期的愛國近愜，高中時期的飛揚熱血，大學成了遠離的淡漠。

2000年政黨輪替後，國慶更是每下愈況了。閱兵不再舉行，連學生表演也因為學校與家長的冷淡而捉襟見肘。國慶的人潮少了，參與者的顏色變了，僑胞根本不回來了，一個原本深具意義的節日，由近而遠，似熱而冷。當每個人問國慶怎麼了，也許也該問問我們怎麼了。有人幫中華民國辦冥誕紀念日，也有人把今天當成對陳水扁搗蛋紀念日，政客們則是在入聯與返聯間互噴口水，就這點而言，中華民國的確在台灣國的灰燼裡消亡了。

也許將來不會再有人記得雙十節這個特別的日子，但是對我而言，我永遠記得它曾經伴隨我渡過那些不凡的年少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