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國家以一個遊牧民族名字命名，這個遊牧民族曾經幾度崛起，這個民族創造的帝國東方與西方最強大的君主們也曾經避其鋒芒求城下盟約，在一個千年裏這個遊牧民族震撼過東方，也震撼過西方。這是一個最終定居的遊牧民族，也是文化最燦爛的遊牧民族之一，這也是創造不遜色于農耕文化帝國的文明的遊牧民族，也是立國時間超過中國任何一個王朝的遊牧民族，這個帝國鼎盛時期疆域橫跨亞洲歐洲和非洲，控制面積達2000多萬平方公里。正是這個帝國橫梗在東方與西方之間，使西方不得不向大海尋找去東方的路。這個遊牧民族叫突厥，這個遊牧民族締造的帝國叫奧斯曼帝國。
　　到20世紀初，曾經輝煌的奧斯曼帝國遭遇到和東方的中國一樣的深刻危機，屢戰屢敗內焦外困被稱為歐洲病夫的奧斯曼帝國幸運的有一批被稱為歐洲最優秀的外交官，他們無疑要比還沉迷天朝大國夢想的中國士大夫有著清醒的多的頭腦。但是當時被嘲諷為帝國的全部實力系于外交官的奧斯曼帝國終究是不能依靠外交官挽救帝國的命運的。帝國的危機本質是帝國封建制度與伊斯蘭教文明與來自建立在西方現代制度上的科技和文明挑戰的衝突與矛盾。在如何拯救帝國與民族前途的問題上，與蘇丹交從甚密的帝國元帥在民族危亡之際終於廢除蘇丹和哈裏發建立了現代的土耳其共和國。這個帝國元帥叫凱末爾，被稱為土耳其之父的那個凱末爾。
　　面對分崩離析的國家與民族處在命運十字路口的土耳其之父凱末爾在這個時候對外巧妙的利用了協約國之間的矛盾，使其簽訂了挽回敗局的《洛桑條約》，開打破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的先河。對內在1931年5月凱末爾提出了作為土耳其共和國立國綱領的六條根本意義的原則，後來這六條原則被總結為為六大主義，並寫進土耳其共和國新憲法第二條，既共和主義、民族主義、平民主義、革命主義、世俗主義和國家主義。這六大主義一直是土耳其政府制定政策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是土耳其共和國的官方政治意識形態。六大主義的前五項，是土耳其現代政治結構的理論基礎，而國家主義則是土耳其經濟現代化的指導原則。圍繞著這六大主義的一系列改革被稱為凱末爾改革，為當時同時期亞非歐民族國家獨立與改革唯一成功的例子。
　　凱末爾改革後土爾其完全接受了西方的制度、觀念。也承認了西方的文明，並且用事實證明由此而給土爾其帶來的力量和活力。因此，這個國家也就成了中東最西方化的國家。但是作為伊斯蘭世界中一個最西方化的改革模式伊斯蘭國家在建立現代共和國後，儘管幾十年裏不斷進行世俗化和現代化改革依舊不能擺脫半農業化國家的命運。長期以來，儘管土耳其共和國的領導者們在凱末爾改革的指導下巧妙利用東西方矛盾有效的 捍衛了土耳其共和國的領土與主權完整。但是就象硬幣有其2面一樣，作為一個98%國民均信仰伊斯蘭教的國家在世俗化的進程中，在如何國家現代化的選擇上，在政治改革的努力中，衝突與危機始終震盪著土耳其的大地。例如1971年3月12日， 土耳其的一批將軍們以維護凱末爾世俗主義的原則的名義，推翻了由正義党領導的無能對付日益嚴重的經濟困難和已經尖銳化政治危機的民選政府。1971年5月21日， 土耳其憲法法庭宣判民族秩序黨的政治綱領與載入憲法的世俗化國家的原則相抵觸，取締了這個具有伊斯蘭教性質的政黨。並且同時還取締了與民族行動黨有密切聯繫的泛伊斯蘭主義協會，查封了一大批具有伊斯蘭教傾向的報刊。在近80年的土耳其共和國的歷史裏，這樣的政變並非孤例。清華大學的高鴻鈞教授寫過這樣一段話：“伊斯蘭世界沒有西方那樣的傳統，也不具備現代西方的經濟和政治體制及價值觀，從西方引進的民主政治要麼變成黨派鬥爭的鬧劇，要麼蛻變為個人獨裁的怪胎，要麼被頻繁的軍事政治所打斷。”土耳其在現代化進程中恰好都具備了這三種情況。
　　然而，儘管土耳其的憲法第24條明文規定，不允許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利用或濫用宗教，或宗教感情，或宗教認為神聖的事物，達到產生個人或政治影響的目的。刑事法典第163條甚至規定， 組織與管理以宗教為基礎的政黨，可以判處15年徒刑。並且軍人們以捍衛世俗化原則為藉口多次干涉國家政治，但是，從戰後土耳其實行多黨制以來，與凱末爾主義者堅持的世俗化趨向相背離，要求恢復伊斯蘭教傳統的趨向，像波浪似地不斷向前發展，已至到了90年代達到了新的高峰。如果凱末爾知道今天伊斯蘭教又在土耳其復興了，而且還以政黨的形式出現，實在會不知道做何感想。1996年，1月伊斯蘭政黨繁榮党作為議會第一大黨組閣，這標誌著土耳其歷史中一個新的篇章就要拉開了，面對過去與未來的衝突，面對宗教與世俗的挑戰，土耳其何去何從？
　　造成今天土耳其伊斯蘭主義對凱末爾改革的核心世俗主義造成強有力挑戰的成因主要是，在土耳其共和國建國後尤其是2戰後的幾十年中，歷屆政府面對經濟與社會轉型措施失當，不但政局不穩而且軍人頻繁幹政，通貨膨脹難以遏止，社會貧富差距不斷擴大，貪污腐化嚴重，經濟長期不景氣並帶來高失業率是土耳其國民不滿情緒與日俱增。儘管土耳其可以用漂亮的參照發達國家的經濟結構向世人展示這是一個現代國家，但是今天土耳其工業發展依舊緩慢，外匯首要來源首先是旅遊業，伴隨最近幾年高增長的同時是高通漲與高負債高赤字。也正式因為經濟發展長期不如人意，造成儘管在1963年就與歐盟簽署加入歐盟協議的土耳其今天依然遲遲不能加入歐盟。你可以說，土耳其是一個信奉伊斯蘭教國民占絕對多數個國家為土耳其加入歐盟設置了重重障礙，不過誰也不能否認土耳其的高通漲與高負債高赤字尤其是其高負債高赤字政策嚴重阻礙了土耳其加入歐盟的進程。經濟長期不振的同時，奉行凱末爾主義的世俗派本身也逐漸在執政過程裏日益精英化，使凱末爾主義中六大原則局限在一批少數人的圈子不能真正深入土耳其社會基層中去。無論其曾經有多少讚譽多大成功，無論其本身制度在設計上是多麼完美，無論其有多麼遠大的抱負與夢想。失去了國民的支援，脫離社會與現實的改革終究不會走出多遠，脫離社會與國民的改革終究不會走出多遠，凱末爾的希望與土耳其的夢想終究還能走出多遠，只有時間來檢驗，但是明天僅有希望與夢想是不夠的，遠遠不夠的。
　　筆者按：凱末爾主義與凱末爾模式儘管不能說是伊斯蘭世界現代化改革的成功典範，但是對伊斯蘭世界現代化的實踐，不僅值得伊斯蘭世界研究與關注，也值得我們今天中國人思考。中國和土耳其都是擁有輝煌過去而在近代歷史中遭受沉重打擊，儘管中國和土耳其選擇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但是這裏我們需要思考的不是不同選擇的成因而是要思考在追趕以今天西方為主導的現代化的時候如何面對傳統。對實現現代化中國和土耳其有著一樣的希望，對實現民族復興是中華民族與突厥民族所有的相同的夢想。然而一股全盤西化，從政治、經濟、軍事、法律、文化甚至宗教師從西方的思潮從20世紀起就從來沒有在追趕的國家和民族中失去市場。只是隨著時代的不同不斷改頭換面，不斷試圖改變追趕的 腳步。但是追趕成功如日本在今天依舊面臨一個亞洲還是歐洲的困惑，何去何從日本茫然以對。追趕至山腳的土耳其呢？希望在左夢想在右，土耳其向著希望與夢想飛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