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風‧周南‧桃夭

桃之夭夭， 灼灼其華； 之子于歸， 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 有蕡其實； 之子于歸， 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 其葉蓁蓁； 之子于歸， 宜其家人！

《周南·桃夭》出自《詩經·國風·周南》，是《詩經》三百零五篇的第六篇，這不能不說它在《詩經》中的地位是很為突出的。這是一首祝賀女子新婚的詩。全詩構思工巧，層層遞進。首章“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一句就給讀者帶來一片生機勃勃、春光明媚的自然景色，又象徵著青年男女嫁娶的大好時光，並烘托著容貌如花的美麗新娘的青春氣息，預示著婚姻的美滿幸福。接著二章、三章，用桃實碩大且多，象徵新娘多子多孫，用桃葉茂密蔥綠象徵新娘于歸後，家族昌盛，使全詩洋溢著民間婚嫁熱情歡快的生活氣氛，真是天然妙筆!而且《桃夭》所創造的比興，已成為後世文學作品中的成語，“之子於歸”、“宜其室家”，也被後世奉為結婚的楹聯。可見其影響深遠。寫過《詩經通論》的清代學者姚際恒說，此詩“開千古詞賦詠美人之祖”，並非過當的稱譽。

今譯

桃樹含苞滿枝頭，花開燦爛如紅霞。姑娘就要出嫁了，夫妻和睦是一家。

桃樹含苞滿枝頭，果實累累墜樹丫。姑娘就要出嫁了，夫妻和睦是一家。

桃樹含苞滿枝頭，桃葉茂密色蔥綠。姑娘就要出嫁了，夫妻和睦是一家。

1、夭夭：樹枝柔嫩隨風搖曳的樣子。一說茂盛而豔麗的樣子。灼灼：花朵鮮豔盛開的樣子。華：同“花”。孔疏曰：“夭夭，言桃之少；灼灼，言華之盛。桃或少而不華，或華而不少，此詩夭夭灼灼並言之，則是少而有華者。故辨之言桃有華之盛者，由桃少故華盛，比喻此女少而色盛也。”這裡用桃花來比興，顯然不僅僅是一種外形上的相似，春天桃花盛開，又是男女青年結婚的極好季節。《易》曰：“春桃生花，季女宜家。”宋朱熹《詩集傳》曰：“周禮，仲春令會男女。然則桃之有華，正婚姻之時也。”因為古者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過此就算不及時了。《周禮媒氏》曰：“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相奔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毛詩正義》曰：“禮雖不備，相奔不禁。即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相奔者不禁是也。”又曰：“言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雖未備，年期既滿，則不待禮會而行之，所以繁育民人也。”結合到本詩中所表現的新婚之喜和對新娘的美好祝福，而傳說婚嫁年齡於此不著，認為不大可能是男三十，女二十。孔疏曰：“《摽有梅》卒章傳曰：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禮會而行之，謂期盡之法。則‘男女以正’謂男未三十女未二十也。此三章皆言女得以年盛時行，則女自十五至十九也。女年既盛，則男亦盛矣，自二十至二十九也。”

2、之子：這位姑娘。於歸：女子出嫁，古代把丈夫家看作女子的歸宿，故稱“歸”。“之子於歸”一句，毛傳曰：“之子，嫁子也。於，往也。”《說文》曰：“子，人以為稱。”《爾雅·釋訓》：“之子也，是子也。”子，古代稱男子，亦可稱女子。《召南鵲巢》：“之子於歸，百兩禦之。”鄭箋雲：“之子，是子也。禦，迎也。之子其往嫁也，家人送之，良人迎之。車皆百乘，象有百官之盛。”

3、宜：和順、親善。室：指夫妻所居。家：指一門之內。此句指善處室家和家人。“宜其家室”等句，鄭箋云：“宜者，謂男女年時俱當。”《說文》：“宜，所安也。”《小雅·常棣》：“宜爾室家，樂爾妻孥。”《齊詩》：“古者謂子孫曰孥。此詩言和室家之道，自近者始。”鄭箋云：“族人和則得保樂其家中大小。”所謂的室家、家室、家人，均指夫婦。《左傳桓公八年》：“女有家，男有室，室家謂夫婦也。”朱熹《詩集傳》：“宜者，和順之意。室，謂夫婦所居;家，謂一門之內。歎其女子之賢，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王先謙《集疏》：“《孟子》：‘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上指其夫，故專言家，下論夫婦之道，故兼言室家。”其實，除開具體的細節上的區別，這句話的意思還是很好解的，正是對於女子未來的家庭生活的美滿祝福。

4、蕡(fén墳)：肥大。有蕡即蕡蕡。蓁蓁(音：真)：葉子茂密的樣子。蓁(zhēn真)：葉子茂盛各章的前兩句，是全詩的興句，分別以桃樹的枝、花、葉、實比興男女盛年，及時嫁娶。毛傳雲：“蕡，實貌。非但有華色，又有婦德。”又雲：“蓁蓁，至盛貌。有色有德形體至盛也。”這是對新娘的各個方面的讚美，主要還是突出了女子作為社會單位的夫婦組合的教化和功利的作用。

《周南·桃夭》 - 讀解

一首簡單樸實的歌，唱出了女子出嫁時對婚姻生活的希望和憧憬，用桃樹的枝葉茂盛、果實累累來比喻婚姻生活的幸福美滿。歌中沒有濃墨重彩，沒有誇張鋪墊，平平淡淡，就像我們現在熟悉的、誰都能唱的《一封家書》、《同桌的你》、《小芳》一類的歌。魅力恰恰就在這裡。它符合天地間一個基本的道理：簡單的就是好的。

正如女子化妝，粉黛輕施的淡妝總有無窮的神韻，沒有的地方總覺得有，有的地方總覺得沒有。濃妝豔抹，厚粉濃膏，不僅豔俗，而且拒人於千里之外，讓人疑心厚重的脂粉底下有多少真實的貨色，或許卸下妝來是半老徐娘一個或滿臉雀斑。簡單是質樸，是真實，是實在，是親切，是縈繞心間不能忘卻的情思。刻意修飾是媚俗，是虛偽，是浮泛，是淺薄，是令人生厭，是古人常說的惡俗。簡單質樸既是人生的一種境界，也是藝術的一種境界，並且是至高的境界。   

《周南·桃夭》 - 鑒賞

這是一首寫一個待嫁女子，對婚姻懷有特別的渴望的詩作。全詩構思工巧，層層遞進。這首詩非常有名，即便只

讀過很少幾篇《詩經》的人，一般也都知道“桃之天天，灼灼其華”。這是為什麼呢?我想，無非有這樣幾個原因：其一、詩中塑造的形象十分生動。拿鮮豔的桃花，比喻少女的美麗，實在是寫得好。誰讀過這樣的名句之後，眼前會不浮現出一個象桃花一樣鮮豔，象小桃樹一樣充滿青春氣息的少女形象呢?尤其是“灼灼”二字，真給人以照眼欲明的感覺。清人姚際恒說：“桃花色最豔，故以取喻女子；開千古詞賦詠美人之祖。”(《詩經通論》)並非過當的稱譽。

其二、短短的四字句，傳達出一種喜氣洋洋的氣氛。這很可貴。“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於歸，宜其室家”，細細吟詠，一種喜氣洋洋、讓人快樂的氣氛，充溢字裡行間。“嫩嫩的桃枝，鮮豔的桃花。那姑娘今朝出嫁，把歡樂和美帶給她的婆家。”你看，多麼美好。這種情緒，這種祝願，反映了人民群眾對生活的熱愛，對幸福、和美的家庭的追求。

其三，這首詩反映了這樣一種思想，一個姑娘，不僅要有豔如桃花的外貌，還要有“宜室”、“宜家”的內在美。這首詩，祝賀人新婚，但不象一般賀人新婚的詩那樣，或者誇耀男方家世如何顯赫，或者顯示女方陪嫁如何豐盛，而是再三再四地講“宜其家人”，要使家庭和美，確實高人一等。《桃夭》所創造的比興，以及已經成為後世文學作品中的成語“之子於歸”、“宜其室家”，也被後世奉為結婚的楹聯，可見其影響深遠。

《桃夭》篇的寫法也很講究。看似只變換了幾個字，反復詠唱，實際上作者是很為用心的。頭一章寫“花”，二章寫“實”，三章寫“葉”，利用桃樹的三變，表達了三層不同的意思。寫花，是形容新娘子的美麗;寫實，寫葉，不是讓讀者想得更多更遠嗎?密密麻麻的桃子，鬱鬱蔥蔥的桃葉，真是一派興旺景象啊!這首詩不難懂，但其中蘊藏的道理，卻值得我們探討。

一個問題是，什麼叫美，《桃夭》篇所表達的先秦人美的觀念是什麼樣的?“桃之夭天，灼灼其華”，很美，豔如桃花，還不美嗎?但這還不行，“之子於歸，宜其室家”，還要有使家庭和睦的品德，這才完滿。這種美的觀念，在當時社會很為流行。關於真善美的概念，在春秋時期已經出現。楚國的伍舉就“何為美”的問題和楚靈王發生了爭論。伍舉說：“夫美也者，上下、內外、大小、遠近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縮於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國語·楚語》)很清楚，伍舉的觀點是“無害即是美”，也就是說，善就是美。而且要對“上下、內外、大小、遠近”各方面都有分寸、都無害。這種觀點最主要的特點是強調“善”與“美”的一致性，以善代替美，實際上賦予了美以強烈的政治、倫理意義。“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那意思是說，統治者重賦厚斂，浪費人力、物力，縱欲無度，就不是美。應該說，這種觀點在政治上有一定的意義。但它否定了“善”與“美”的差別，否定了美的相對獨立性，它不承認“目觀”之美，是其嚴重局限。這種美的觀念，在當時雖然也有其對立面，也有人注意到了“目觀”之美，但這種善即是美的觀點，在先秦美學中應該說是具有代表性的，而且先秦儒家的美學觀念，主要是沿著這個方向發展的。

孔子也持著這樣一種美學觀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他讚賞“詩三百”，根本原因是因為“無邪”。他高度評價《關雎》之美，是因為它“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八佾》)，合於善的要求。在評價人時，他說：“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論語·泰伯》)善與美，善是主導方面。甚至連選擇住處，孔子也說：“裡仁為美。”(《論語·裡仁》)住的地方，有仁德才是“美”的地方。可見，孔子關於美的判斷，都是以善為前提的但孔子的美學觀，畢竟是前進了。它已經不同于伍舉的觀點，已經開始把美與善區別開來，作為不同的兩個標準來使用了。“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論語·八佾》)當然，通過對《韶》與《武》的評價，還是可以看出，“盡美”雖然被賦予在“盡善”之外的一個相對獨立的地位，但只是“盡美”，還不能說是美，“盡善”才是根本。

至此，回頭再來看看《桃夭》篇，對它所反映的美學思想，恐怕就更好理解了。在當時人的思想觀念中，豔如桃花、照眼欲明，只不過是“目觀”之美，這還只是“盡美矣，未盡善也”，只有具備了“宜其室家”的品德，才能算得上美麗的少女，合格的新娘。

第二個問題隨之而來，美的具體內容不僅僅是“豔如桃花”，還要“宜其室家”，也就是美與善之結合，那麼，應該怎樣認識和評價這種觀念呢?先秦人為什麼把家庭和婚姻看得那麼重要呢?把婚姻和家庭看得十分重要，還不僅僅反映在《桃夭》篇中，可以說在整部《詩經》中都有反映。在一定意義上說，《詩經》是把這方面的內容放在頭等地位上的。《桃夭》是三百零五篇的第六篇，不能不說它在《詩經》中的地位是很為突出的。如果我們再把《桃夭》篇之前的五篇內容擺一擺，就更可以清楚地看出，婚姻和家庭問題，在《詩經》中確實是佔有無與倫比的地位。

三百篇的第一篇是《關雎》，講的是一個青年男子愛上了一個美麗的姑娘，他日夜思慕，渴望與她結為夫妻。第二篇《葛覃》，寫女子歸寧，回娘家探望父母前的心情，寫她的勤、儉、孝、敬。第三篇《卷耳》，寫丈夫遠役，妻子思念。第五篇《螽斯》，祝賀人多生子女。第六篇，即《桃夭》，賀人新婚，祝新娘子“宜其室家”。以上是三百篇的頭幾篇(除掉第四篇)，它們寫了戀愛，結婚，夫妻離別的思念，渴望多子，回娘家探親等等，可以說把婚姻生活中的主要問題都談到了。

一部《詩經》，三百零五篇，開卷頭幾篇幾乎全部是寫婚姻家庭問題的，豈不令人深思?不論是誰編輯的“詩三百篇”，不論孔子是刪詩了、還是整理詩了，抑或是為“詩三百篇”作了些正樂的工作，都不容置疑地說明了他們是十分重視婚姻和家庭問題的。應該怎樣認識和評論這個問題呢?春秋戰國時期，生產力水準還很低下，家庭是社會的最基本單位，每個人都仰仗著家庭迎接困難，戰勝天災，爭取幸福生活，當然希望家庭和睦、團結。娶親是一件大事，因為它關係到家庭未來的前途，所以，對新人最主要的希望就是“宜其室家”。這很容易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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