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載於2000年12月31日-美國世界日報副刊）

去年兩位我很欣賞的作家打了一場舌（筆）戰，在文藝界造成一點小風波，最近其中的一位作家湯姆沃爾夫（Tom Wolfe）出了一本新書《Hooking Up》，舊帳重提很可能再燃戰火．

沃爾夫對時事常有獨特的見解，文筆帶有犬儒作風，從一九六五年起寫了許多文章，深刻地描寫當代社會文化的（尤其是非主流的）各種奇情怪狀，一時聲名大噪，被稱為「New Journalism之父」，他的作品中最為人知的當是一九七九年講五 和六 年代美俄太空競賽初期的《The Right Stuff》．這本書在一九八六年被改編拍成同名電影（台譯《太空先鋒》），雖然稍稍脫離了原著的精神，但也算是八○年代少有的好電影．沃爾夫的評論是這個電影和他的原著毫無關聯，可能是他認為電影對太空人的心路歷程描寫得不夠深入，而那是原著最精彩的部分．一九八七年以後他開始寫小說，出了兩本暢銷書：一九八七年的《The Bonfire of the Vanities》和一九九八年的《A Man in Full》．一九九一年好萊塢一位素來眼高手低的導演Brian De Palma將《The Bonfire of the Vanities》拍成一個不倫不類的鬧劇（港譯《夜都迷情》）．

另一位作家是我最喜歡的小說家約翰厄文（John Irving），曾經有人將他獨特的說故事風格和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相比．我幾乎看過他所有的著作．我最喜歡的是他故事中的人物常有美國六十年代知識分子悲天憫人的胸懷．去年他改編自己的作品《The Cider House Rules》成為電影劇本（港譯《總有驕陽》），得到奧斯卡最佳改編劇本獎，讓我在電視上一睹風采，令我十分興奮．因為電影中主角主張墮胎合法，當他領了獎走入後台時大明星梅爾吉勃遜（Mel Gibson）正要上台頒下一個獎，思想保守的梅爾吉勃遜給他一個視而不見的冷面對待，是冗長的電視轉播中少有的趣景．

話說一九九八年沃爾夫出了他第二本小說《A Man in Full》後，文壇老將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在一篇書評裡說那本書只有娛樂效果而沒有一點文學價值．一個月後另一位著名作家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也參一腳，譏笑說讀那本書就像是和一個三百磅（大概是暗示它又臭又長）的女人做愛，隨時有被壓在下面而窒息的危險．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五日，沃爾夫展開反擊，發表文章說這兩位作家雖然在文學界有地位，其實已經時不我予，只剩下空架子了．

同月十七日厄文上加拿大電視推銷他的新書《My Movie Business：A Memoir》（敘述他參與拍攝電影《總有驕陽》的過程）．節目主持人問他對那件事的意見，厄文激動地說沃爾夫在文學界只像是西洋棋裡的小卒，相對之下梅勒和厄普代克像是國王一樣，意思是兩位大師不需與他一般見識．他還說沃爾夫既不懂塑造角色又是個二流作家，他的文章和大學英文課的劣等生文章一樣，令人不忍卒讀．

沃爾夫聽到這個批評後，馬上寫了一篇文章把厄文與其他兩人掃入一籮筐，將他們與早期電視上以誇張的鬧劇取勝的三個丑角相比，說他們雖有才華，作品卻與現實脫節，而且他們的批評是基於嫉妒，尤其是厄文最崇拜狄更斯，一向以能與他相提並論而自豪．但是近來文學界有人說他（指沃爾夫）才是現代的狄更斯，這使厄文老羞成怒．沃爾夫又說這三人如不即時覺悟面對現實，他們的英名將毀於一旦．他特別建議厄文走出他那遠離人間煙火的佛蒙特鄉下去增廣見聞．

凡事見仁見智，我對沃爾夫對梅勒和厄普代克的批評沒有意見，但是厄文的故事情節一向不落俗套，即使是與我們日常生活無關，總是導自他個人的經歷，讀書本來就不只是用來肯定自己的經驗，同時也是吸收他人的經歷．英國十九世紀名人Samuel Johnson就說過「We read because we cannot live fast enough.（讀書的目的是因為我們無法活得夠久去經歷世上所有的事）．」我看厄文的小說就好像讀張愛玲寫二、三 年代上海的社會，一旦開卷後，一切時空上的遙遠距離就消失得無影無蹤．

沃爾夫精於描寫真實人事，他小說中的人物的確不夠深入，但是我欣賞的是他藉文章來間接批判社會的能力．至於他獨特的寫作風格，也許有學問的人會覺得他的文章不合章法，但是脫除傳統文法的束縛本來就是他的特色，而且文法是死的，文章是活的，不應以文害義．一個作家的寫作風格尤其不應以常規來衡量，海明威曾說他開始寫作時總覺得某些地方寫得很笨拙，很想改卻改不好，他成名之後那些「笨拙」的筆法就被稱為他的風格．

這場論戰雖然稍稍改變了我對這兩位作家的看法，但是自古文人相輕，孔夫子說「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只要他們保持原有的寫作水準和風格，我仍然會繼續讀他們的作品，只會把這事當作一個茶餘飯後助談的話題罷了．（吳怡仁寄自加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