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個七年級的年輕記者找我訪談，問我當初如何進入媒體，以及記者生涯中有哪些難忘的事。當我把回憶拉到剛當記者的生涯時，我卻對眼前的年輕記者未來，有著莫名的感慨。

我是五年級生，當初步入社會時，正逢報業解禁、各產業蓬勃發展，那個時侯，新聞和傳播科系的學生很容易找工作、很容易跳槽；但如今，七年級的年輕朋友們，你們找工作可能處處碰壁，畢業就是失業。更可怕的是，六、七年級生，從小經歷台灣富裕，但對於未來，到底是「有夢最美」還是會「美夢成空」？

今天，我問眼前的年輕記者「現在傳播科系是不是很難找工作啊？」年輕的臉龐上，浮出無奈的苦笑。經常有朋友跟我說，現在的七年級是草莓族，但是，政治人物難道不應該捫心自問，對於年輕朋友和下一代，到底留給他們什麼呢？是債台高築的財政赤字，蕭條空轉的經濟環境？還是任令銀行濫發信用卡、現金卡，然後讓年輕人未來數年都得拚還債？

很多政治人物和政黨派系靠著年輕朋友支持，取得權力，但是卻從未關心年輕朋友的未來競爭力。試問，當陳水扁和他的家人濫用國務機要費時，他有想到這種吃相會吃垮國家財政，債務要由下一代償還嗎？當蘇院長提出軍購預算大躍進的預算時（政府每多支出一百元，有七十七元是用於軍購和國防支出），政府到底有什麼資源挹注經濟和教育呢？難道年輕人只有去從軍和維修大砲、戰艦的機會嗎？

我的小孩是八年級生，當我看到七年級生的困境，我更擔憂起八年級生的小朋友。我們的上一輩，是從苦日子熬過來、打拚進入好日子；我們的下一代，難道要從好日子愈過愈苦，我們於心何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