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這是一個大象在房間裡跳舞，集體選擇當作沒看到而保持沉默的心痛故事。

與陳昭如的訪談過程，她一直希望自己不要成為聚焦所在，她也不斷強調，對於一年來的採訪報導集結出書，沒有任何期待。但我必須說（我想她看到我這樣詮釋，可能會覺得刺眼）：陳昭如是很熱情的，而且與書名《沉默》相反的是，她其實是在吶喊！

不只她吶喊，那些特教學校遭受性侵的孩子與家長，都在吶喊。只是多數人選擇沒聽到，漠然以待。陳昭如應該要期待的，至少要期待《沉默》像滾雪球一樣，可以有擴散效應。

你可以說，不知道啟聰學校發生大規模且由來已久的性侵，但當你知道有這件事、看到這本書時，是不是就不要再以沉默當作不知道？

 
沉默臉書

讓文字打破沉默。陳昭如《沉默：台灣某特教學校集體性侵事件》

（採訪原文刊登於博客來OKAPI，圖片博客來提供） 

「2005年秋天，南台灣的小鎮充斥著逼人的暑氣，將近三十度的高溫，熱得人直冒汗……婉柔獨自坐在教室裡，因早起的疲倦而感到些許睡意……她模模糊糊睜開雙眼，站起來想把窗子關上，突然被人蒙住面孔與嘴巴，一路跌跌撞撞被拖進教室外的男廁……對方摀住她的嘴，連打她幾個耳光，用腳踢她肚子，使勁把她的褲子往下扯……。事後，她呆坐在廁所地上，像個被撕爛的破布娃娃。」

這段文字不是小說，而是陳昭如新書《沉默：台灣某特教學校集體性侵事件》拉開序幕〈夢魘的開始〉的主角。人本基金會在2011年9月召開記者會，揭露台南啟聰學校大規模校園性侵案；該說巧嗎？那時，南韓暢銷作家孔枝泳的小說《熔爐》電影版正熱映，孔枝泳因為得知光州聾啞學校發生性侵事件，而那些加害老師竟可以回學校繼續教書，在憤怒之下寫了小說《熔爐》，引起極大迴響，這起校園性暴力在她的改寫後、加上電影推波助瀾，激起民眾的怒火，也迫使南韓政府修正性侵害防治法。


回到台灣南部，在人本那場記者會之後呢？


連媒體都沉默？

「情況比我想像得嚴重太多，而且媒體上看不到，我很震驚、也很好奇：為何媒體都不報導？」離開媒體崗位多年的陳昭如，讀著監察院的各種調查與彈劾報告，相當不解：為何沒有記者去追蹤？

原先，人本基金會希望能把這整起事件拍成紀錄片，透過影像，也許會更有說服力，但基於受害者不能曝光的前提下，製作影片變得不可行，因此只能透過文字敘述。在《油症：與毒共存》紀錄片導演蔡崇隆的引介下，陳昭如主動找上了人本。

與人本毫無淵源、對教育界也不熟，陳昭如決定接下這份吃力又不愉快的任務，只因「事實擺在眼前」。雖然她在撰寫《沉默》的過程裡，一直保持自己站在一個比較疏離的角度，不摻入過多個人情緒，但提到媒體的「集體沉默」時，她就有情緒。從2011年那場記者會之後，任何有關這樁性侵事件的後續，見報率微乎其微，「就算有寫，也是三、五百字，非常跳躍，單看任何一篇報導，我自己都看不懂！」

曾有同業告訴她，看完《沉默》之後，有人在臉書號召媒體一起做這題材，結果有人回應：「太複雜了，沒有觀眾想看。」談到這件事，陳昭如迸出了難以置信的眼神，隨即顯露無奈，「大部分民眾獲得資訊的方式都是透過電視新聞，如果連他們都不做，民眾要知道就更困難了。」


寫到身心具疲，想棄守⋯⋯

與人本接觸後，陳昭如才知道人本根本是「聲名狼藉」，教育界很多人都以為人本又再找機會修理學校，還有關心陳昭如的人擔心「是不是被人本利用？」或質疑她為何要幫人本背書？這些反應，都讓陳昭如啼笑皆非。她說，如果這麼多調查報告擺在眼前，大家視而不見，還硬要把她當成是幫人本說話，那她也認了。

不同一般新書發表，對陳昭如來說，《沉默》一連串的新書分享會，都是不舒服的經驗。「每場發表會之前，我都會再翻一次這本書，每看一次就心煩一次，這不是開心的事。」去年孔枝泳造訪台灣，陳昭如也與她有一場對話。她後來直接問孔枝泳：為何撰寫《熔爐》時健康出了狀況？「當時她語焉不詳，這一年我才知道，我的身體也一直有問題，因為一直處在負面狀態。」

「在大量查閱與事件相關的公文、報告、會議記錄、新聞報導等資料的這段期間，發現有那麼多（大）人不斷睜眼說瞎話，想盡辦法卸責，讓我感到很不舒服。很多時候我幾乎不敢看，看不下去……」這是陳昭如在撰寫過程遇到令她難以忍受的「邪惡」；另一方面，她只要想到這些受害孩子所承受過的苦痛，就會讓她連覺都睡不好，甚至一度覺得寫不下去了。

但也因為認知到這些受害事件需要被知道，加上負責整個案子的靈魂人物－－人本南部辦公室主任張萍的不屈不撓，在翻攪的情緒中，陳昭如終於還是沒放棄。「這些孩子與家長，都是因為信任張萍而信任我，不管再怎麼煎熬，我都要幫張萍完成這件事，也要回饋他們對我的信任。」

文字存在，就會有力量

過去的陳昭如，以撰寫評論起家，她把這種寫作喻為腦力鍛鍊，寫了很多年以後逐漸倦怠，「因為那些文字像是告訴別人自己有什麼想法、讀過什麼書，我提出見解，但我不在任何部門、不隸屬任何團體，光靠文字，改變不了任何事，這讓我很沮喪。」

後來，陳昭如轉向報導文學寫作，從關起門來到開始與人接觸，轉折關鍵只因為「有空了！」她的老友、也是紀錄片《油症：與毒共存》導演蔡崇隆找上門，希望她幫片子寫一個關於「油症」的小冊。小冊子隨著光碟發行，但陳昭如覺得可以寫得更完備，於是決定重新採訪、重新寫作，最後有了《被遺忘的1979：台灣油症事件30年》。

從以前不喜歡與人接觸，但從《被遺忘的1979：台灣油症事件30年》到《沉默》，陳昭如都必須蹲到多數社會底層的家庭，她覺得這個轉變並不難。一來，「誠意」是先決條件，「我是有誠意的人，而我相信受訪者能感受到這份誠意。」再者，她採訪時不錄音、不拍照、不列訪題，只專心當個傾聽者，「很多資料一查就有，不太需要問，我在現場只想了解這人的狀態，並試著從他的角度來經歷跟理解事件。」

陳昭如坦言，《沉默》的出版，她並不奢望能發揮多大的力量，因為這些受害者都是弱勢中的弱勢，「全台灣多少家庭有特教生？要理解這件事已經很難，再加上能見度低、成就感低、獲得掌聲的機率也低……」不過，完成《被遺忘的1979：台灣油症事件30年》這些年來，倒是有很好的鼓舞，過去她上網查「油症」二字，資料寥寥無幾，現在則有數不清的文章，這都是好幾十場演講累積下來的成果。

不願期待，也許是因為不願失望，但《沉默》的分享座談仍在持續中，透過一次又一次重新解說事件始末，陳昭如也看到聽眾從疑惑到表態支持，這些反饋，讓她在一片沉默中找到立足點，因為「只要有文字存在，就會有發聲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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