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發生新冠肺炎疫情以後，第一波從武漢、湖北，再向全中國大陸擴延；第二波疫情繼續向中國周邊國家延燒；第三波更往歐美等西方國家擴散，不管是在北半球或是南半球，都沒有一個國家可以逃過病毒的荼毒。這種病毒擴散的速度雖然有緩有快，但也讓人真正體驗到全球確實是一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事實，誰也沒有比誰高尚，不管貧窮或富有，哪管有權無權，只要感染到病毒，都是一樣的症狀、一樣的治療方式。

但是有一個國家—美國，向來是以世界警察自居，自以為高於其他國家一等，當武漢疫情發生以後，並沒有從休戚與共的心理來看待受到病毒危害的中國人民，反而是抱持一種幸災樂禍、暗自竊喜的不正常心態來對待中國大陸，即使美國境內各地已經燃遍病毒的烽火，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仍然要以「中國病毒」來稱呼新冠肺炎（COVID-19）。

川普口中的「中國病毒」

先來看3月17日，川普一早就在社交網路推特（Twitter）上提到「中國病毒」。川普在推文中指責紐約州州長科默（Andrew Cuomo）要求所有的州獲得平等對待。川普說：「但是並不是所有的州都是一樣的。一些州遭中國病毒嚴重打擊，一些州幾乎沒有受到影響。紐約州是一個非常大的熱點區域，而西維吉尼亞州到目前為止病例數為零。」

這是川普第二次公開使用「中國病毒」一詞。一天前，也就是3月16日他在推特上發表推文，首次使用了「中國病毒」一詞，遭到中國強烈的反對。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3月17日回應說：「近來，美國一些政客把新冠病毒同中國相聯繫，這是對中國搞汙名化。我們對此強烈憤慨、堅決反對。」他還說：「世界衛生組織和國際社會明確反對將病毒同特定的國家和地區相聯繫，反對搞汙名化。我們敦促美方立即糾正錯誤，立即停止對中國的無端指責。」

川普當天在白宮的記者會上說，他之所以使用「中國病毒」是因為中國政府散佈病毒是美軍傳給中國的不實資訊，而他的說法指出病毒來源，這是「非常準確」的。他還說，中國說美國的軍隊把病毒傳給他們，這才是製造汙名。此外，川普3月17日在同旅遊業領導人會晤時，也多次提到「中國病毒」一詞。他首先就說，要談談「中國病毒」爆發以來，美國旅遊業的狀況。他還強調，一切都起源於中國。

只是，川普「中國病毒」的說法在美國國內也受到很多批評。批評者認為這種把病毒與國家、民族或地域結合在一起的名稱是汙名化，會助長針對華裔和亞裔的種族主義。美國疾控中心（CDC）的正式術語沒有「武漢病毒」、「武漢肺炎」或「中國病毒」這類的說法。疾控中心是將這種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稱為COVID-19。

川普會說「中國說美國的軍隊把病毒傳給他們，這才是製造汙名」，主要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先前在推特上說，美國疾病與控制中心主任羅柏特在眾議院的聽證會上承認，一些似乎死於流感病毒的美國人，在死後被診斷患有新冠病毒為陽性。中國於是要追究零號病人在美國到底是什麼時候出現的，有多少人被感染？醫院的名字是什麼？是否是美軍把疫情帶到了武漢等，希望美國公開相關資料。

中國的疑問是去年10月18日到27日，世界軍人運動會在武漢舉行，美方派出369名軍人參加。但弔詭的是，體育實力強大的美國，這次竟然沒有獲得一塊金牌。相反，在武漢街頭看到了幾百個四處遊逛的美國軍人，而首批病患集中的華南海鮮市場，就離軍運會美方賓館不遠。更大的巧合是疫情向西傳佈最嚴重的國家伊朗，卻是美國的死對頭。因此，中國不禁要問：「世上的事情沒有那麼多巧合。所有的巧合，都可能只是精心的佈局」。

美國初期的幸災樂禍

中國處理新冠肺炎疫情的一個轉捩點，是從1月23日武漢封城開始，這種不尋常的處置方式，隨即引起國際社會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同一天，世衛組織（WHO）秘書長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稱尚未決定是否將新冠肺炎疫情宣佈為「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PHEIC），因為這關係到各國對中國疫情所採取的反應，不可貿然下決定。

 1月30日，譚德塞再次露面，確認全球進入公共衛生緊急狀態，但聲明不建議實施任何旅行或貿易限制。此時，已經有18個國家出現了新冠肺炎病例。但是，不管世衛組織如何建議，這種定性幾乎立即引起世界各國的連鎖反應。

美國把對中國旅行的警告提升到「紅色」，即不要前往，1月 31日宣佈美國進入公共衛生緊急狀態，並禁止14日內到過中國的非美國公民入境，所有來自中國的航班都只能在紐約、芝加哥和舊金山等三個機場降落，大量航空公司宣佈暫停前往中國。俄羅斯也在這一天關閉遠東地區和中國接壤的邊境線，並暫時禁止中國人入境。

在中國大陸全力抗擊疫情之時，以美國為首的一些國家，已經從國家利益的角度來思考問題。特別是美國，在世衛組織還沒列為公共衛生緊急事件之前，美國就率先宣布新型冠狀病毒是「國家公共衛生緊急事件」，更最早祭出對從中國大陸返美的美國公民實行隔離。

儘管如此，但是當民主黨人批評川普對疫情反應遲鈍時，他還指責有人歪曲誇大了病毒的規模。川普表示，每年美國死於流感的人數在2.5萬到6.9萬之間，「驚呆了我」，相比之下，只有2700人死於新冠肺炎。他還表示，目前尚不能確定冠狀病毒的致死率是否高於流感。

川普的反應可以看出美國政府輕忽疫情的態度，一直到3月中美國新冠肺炎快速擴延以後，川普政府開始顯得束手無策，導致美國股市也跟著驚慌失措，道瓊指數在3月中的幾天內接連大跌一、兩千點，甚至跌到一開盤就觸動熔斷機制。

美國政治人物對疫情的輕忽之外，有些甚至還抱持幸災樂禍的心態。例如，美國商務部長羅斯（Wilbur Ross）就表示，「中國武漢肺炎疫情可能加速工作回流北美」；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Peter Navarro）則視疫情為是，「對美國允許太多工廠遷到美國以外地方生產的嚴酷提醒」。尤其是在中國經歷SARS、非洲豬瘟等疫情，現在又爆發新型冠狀病毒，這是企業必須考量的供應鏈風險。

另外，美國對中國疫情抱持偏見之處，還可以從病毒的命名看出，在世衛組織已經將新冠肺炎命名為Covid-19之後，美國的官員還是以「武漢病毒」來稱呼這個疫情。包括國務卿龐皮歐(Mike Pompeo)在內，一些保守派政治人物和官員仍在使用「武漢病毒」。共和黨參議員科頓(Tom Cotton)在參議院會議中更是頻繁使用這個詞，另一名共和黨眾議員戈薩爾(Paul Gosar)在宣布他和幾名幕僚，曾在保守的政治行動大會上接觸一名檢測陽性的與會者時，所用的也是「武漢病毒」。

事實上，世衛組織定名為Covid-19，主要就是為了避免對起源地武漢刻意的汙名化，但是這個關於冠狀病毒的推薦術語，並沒有擴展至政界的各個角落。反而是廣泛使用「武漢病毒」的美國政客，在網上引發一陣批評，稱他們是排外和種族主義者，將一個最初在中國武漢發現的病毒與地域捆綁起來，導致對華人的持續汙名化。

輿論戰的啟動

媒體的全球性語言，向來是美國操控出來的，所以只要美國想「汙名化」那個人或國家，就會以媒體戰使出「媒介操控」手段對付。例如，美國總統雷根稱利比亞領袖格達費為「中東瘋狗」；小布希稱北韓、伊朗、伊拉克「邪惡軸心」、「流氓國家」，川普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則稱中國是「修正主義國家」。

再以2003年美伊戰爭時期為例，由於全球主戰與反戰陣營出現嚴重的價值對立，美國於是利用「語言戰略」逐步透過「價值塑造」來進行全球的「媒介操控」。美國的操控方式，就是以「道德語言」作為全球的價值判準，以便充分掌握全球公共領域，作為支援自己主戰的後盾。

「媒體戰」發展至此，似乎已經不只是當作宣傳戰、心理戰的效用來建構戰爭工具，而是轉變成一種「意識建構」，或是「價值塑造」的工具，這種工具已經不限時空，是任何時候媒體操控者意圖掌控民意的最後工具。

至此，2004年以後中國解放軍便把「媒體戰」改稱「輿論戰」，以更適合「價值塑造」的戰爭效果。他們更把輿論戰和心理戰、法律戰結合成為「三戰」，以作為無硝煙戰爭的重要工具。

而美中兩國在新冠肺炎疫情還在延燒之際，就開啟輿論戰，目的無他，就是要把責任推給對方，避免自己背黑鍋遭到國際社會的排斥。而輿論戰的意義，從廣義來說，是指圍繞國家發展戰略、安全戰略，以國力為基礎，通過運用傳播學、心理學等學科原理，利用各種傳媒，進行有針對性的資訊滲透，從而影響公眾信念、意見、情緒和態度，有效控制輿論態勢，爭取輿論強勢的政治戰樣式。

從狹義的面向來看，是指戰時新聞「輿論戰」，即交戰各方綜合運用報紙、廣播、電視、網路等新聞傳媒，有計劃、有針對性地向受眾傳播有利於己方作戰的資訊，達到鼓舞己方軍民的戰鬥熱情，瓦解敵方的戰鬥意志，引導國際輿論、爭取廣泛支援之目的。

通常中國是採用「輿論戰」的說法，美國則是通稱「媒體戰」。「輿論戰」強調媒介操控的「結果」，「媒體戰」則強調操控的過程。「媒體戰」在美方的使用下，是一種加強戰時資訊作戰的手法；但「輿論戰」強調的，卻是在平時就形成價值塑造的有利環境。況且，一旦對媒體進行有效封鎖，「媒體戰」的功效就大打折扣；而「輿論戰」卻是一經塑造就會自動散播出去，人正是傳播輿論的最佳工具。

1955年12月，毛澤東就向新華社提出要求說：「新華社要把地球管起來，讓全世界都能聽到我們的聲音」。對中國而言「輿論操控」的意義，有它比較狹義的解釋，這是一種「把信息內容和信息傳播手段作為一個系統，自主進行掌握的方法。也就是力求做到掌握信息內容，壟斷信息來源，控制傳播手段，壓制有害信息，牢牢把握戰場輿論宣傳主動權」。這種強調掌握輿論主動權的觀念，一方面既可掌握公共領域的發言權，另一方面則可避免公共領域遭到對方輿論的渲染，造成己方價值的混淆。 

廣義的解釋來看，當代文化工業的快速發展，最突出的特點是在多重權力場域的共存，多重經營成熟技術的增長，引起了權力的集中，使得文化工業的世界、意識型態權力世界、政治經濟世界和生活實踐的世界，紛紛透過商業運作、價值訴求、輿論操控、公眾參與等表現出來，它更突出成為整個國家戰略對全球範圍的「軟權力」(soft power)建構。

輿論戰的戰爭模式

一般，輿論戰的發動還是以語言作為戰爭的重要模式，其中尤以「標籤化語言」與「情緒性語言」影響最大。

所謂「標籤化語言」通常是從符號互動的角度來看，也就是人類行為是依照人們對於各種事物所賦予的意義而做；而人們對於各種事物所賦予的意義則來自個人與他人的互動。因此，標籤化除了強調社會情境角色對個人行為的影響以外，也強調社會情境對個人的反應、解釋，以及個人與這些情境相互互動的結果。可以說，人是他們環境的創造者，同時也是他們環境的產物。

而標籤化理論認為，犯罪可以說是一個社會的產物，是那一些擁有權力者執行法律的影響。社會上一些擁有權力者對偏差行為，或觸犯法律的行為，所採取的態度，所做的制裁，所做的反應，犯罪行為是這種反應的產物。社會學家貝克（Gary S. Becker）認為，一個人一但被標籤化之後，他就很難擺脫受到這種標籤的影響。

在新冠肺炎疫情擴散初始，中國就淪為國際社會的圍觀對象，遭受偏見、歧視和各種陰謀論的指責，「武漢病毒」、「亞洲病夫」、「中國病毒」等標籤化語言頻繁出現在美國政界、媒體之中。如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長期熱衷於以「武漢病毒」代指新冠病毒。川普多次使用「中國病毒」也是意圖對中國進行標籤化作用。

至於，情緒性語言是指在說話者的詞句中含著某種情感或態度，或者是說話者意在表現一種情感或態度；近似通常所謂之「情見乎詞」的另一面，是由詞的意義中見到情。而情緒性意義常見於同樣語句中，所含的情感或態度即有若干種。同一句話，因為 「語氣」不同，或者意存輕視，或者意在威脅，或者顯示熱情，以至表示讚美與崇敬。如此語氣便有譏諷、命令、鼓勵等等功能截然不同的意義；如果「意在言外」時，其中的情感作用便更為複雜。

事實上，在美國媒體使用標籤化與情緒性語言稱呼新冠肺炎之後，中國外交部特別對《華爾街日報》使用「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標題相當感冒，於是採取了嚴厲的做法，驅逐了該報北京分社的3名記者。川普政府為了報復，也對中國5家主要官媒（包括新華社和中國環球電視網）在美國的中國籍僱員人數進行限制。這反過來再次激起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指責美國虛偽，並暗示中國將採取更多針鋒相對的行動。她在推特上寫道：「現在美國開玩了，咱們就玩一場吧。」

這種從標籤化語言，演變成情緒性的反作用力越演越烈，於是3月18日中國外交部又要求「美國之音」、《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時代週刊》等5家美國媒體駐華分社，必須向中方申報在中國境內所有人員及資產，同時要求《紐約時報》等三大報年底前記者證到期的美籍記者，10天內交還記者證，今後不得於包括港、澳在內的中國境內繼續採訪工作。

另外，針對美方對中國記者在簽證、行政審查、採訪等方面採取歧視性限制措施，中方將對美國記者採取對等措施。

中國外交部表示，中方上述措施完全是對美方無理打壓中國媒體駐美機構被迫進行的必要對等反制，完全是正當合理防衛。近年來，美國政府對中國媒體駐美機構和人員的正常新聞報導活動無端設限，無理刁難，不斷升級對中國媒體的歧視和政治打壓，特別是要求有關中國媒體駐美機構註冊為「外國代理人」，將5家中國媒體駐美機構列為「外國使團」，又對5家媒體駐美機構採取人數限制措施，變相大量驅逐中方媒體記者。

對此，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美國國務院的記者會上表示：「他們的聲明暗示這是我們此前在美國所採取的行動引發的。」蓬佩奧沒有說美方會採取什麼新措施。他說：「這是不幸的。我們剛剛看到這個消息。我希望他們將重新考慮。」

美中雙方啟動輿論戰和媒體戰之時，也有一些大陸媒體呼籲，應該《停止妖魔化外國抗疫，國人「世界觀」別被行銷號毀了》，文中指出一些自媒體在妖魔化西方防疫時存在三個特徵：其一，「信源可疑，不是自己採寫，不明來源，缺乏核實，沒有公信力背書，隨意截取某個片段就成文」；目的可疑，「用某種畸形的價值觀選擇性地截取矮化他者的資訊，迎合和消費輿論場上某種自大、自媚、傲驕的不健康情緒，從而成就一筆流量生意」；其三，結果可怕，造成資訊繭房，導致一些國人「形成洋洋自得的固化認知」。這很明顯的是在對美國才是新冠病毒來源消毒。

其實，不管病毒的起源在哪裡，在沒有任何科學證據證明出處，就不該胡亂誣指是源自哪裡。尤其是美中已經形成相互依賴的大國，不管那個國家出現疫情，誰都撈不著好處，就像美國股市因為疫情擴散，造成一週內觸發了三次熔斷機制。所以在一個「人類命運共同體」已經形成的國際社會，誰汙名化誰，都不是可取的行為，特別是大國更應該謹慎處置，才不會在疫情之外又節外生枝，釀成大國間的熱戰，否則將帶來人類的浩劫。

（本文刊登於祖國雜誌，2020年4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