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賴特使與兩岸的秘密接觸

 文/記者 段宇宏

　　在人們的記憶中，自從1959年西藏叛亂後，達賴便開始與中央政府誓不兩立，雙方在對罵和相互醜化中對峙至今。但在這種對峙背後，達賴派出的特使卻始終保持著與海峽兩岸頗為頻繁的秘密接觸。
　　1959年3月17日夜，達賴喇嘛化裝成一名普通士兵，在“四水六崗護教誌願軍”的護衛下離開拉薩，前往印度，開始了他的流亡生涯。在整個中國內部而言，達賴始終保持著與國共的接觸。1960年代，與達賴特使秘密接觸的另一端是臺北，1979年之後，轉移到了北京。
　　1990年代之後，達賴方面與臺灣的交往日益頻繁，但由於島內自解嚴後發生的巨大社會變遷，交往的性質與意義，與之前已截然不同。

　　身份獨特的“郵差”
　　達賴喇嘛的二哥嘉樂頓珠，一個頗具傳奇色彩的人物，在這些秘密接觸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中介角色。
　　嘉樂頓珠曾經與國共兩黨很多高層人物打過交道，從蔣介石、蔣經國到毛澤東、鄧小平、胡耀邦、胡錦濤……“文革”之後，與北京方面兩次開啟高層接觸，嘉樂頓珠都是其中的重要人物。
　　作為達賴的兄長，娶了漢族女性為妻，能說一口流利漢語，曾在達蘭薩拉“流亡政府”內閣任職，與國共兩黨、康巴遊擊隊、美國中情局、英國人、印度人接觸甚深，這種獨特身份，使得嘉樂頓珠成為各方力量博弈中的橋梁。
　　中共視嘉樂頓珠為藏獨勢力中的頭號人物；國民黨方面曾想把他培養成“心向中央”的地方領袖，後來又認為他意圖分裂西藏，對其心生厭惡；海外激進藏獨分子指責他拿了中共的錢，往北京跑得特別勤。而用嘉樂頓珠自己的話來說，他只是當了幾十年的“郵差”。
　　嘉樂頓珠比達賴喇嘛要早幾年離開中國。1952年，毛澤東希望嘉樂頓珠率西藏青年代表團進京，參加中國青年代表大會，然後加入中青代表團出席奧地利維也納的世界青年大會。但他卻取道山南地區流亡印度，這正是達賴幾年後出走的通道。
　　嘉樂頓珠畢業於國民黨南京中央政治學校。該校前身為1927年成立的國民黨中央黨務學校，是國民黨在“訓政”時期培養政治、經濟、外交人才的主要基地，1946年與中央幹部學校合並，改名為國立政治大學，1954年在臺灣復校。1947年之前，該校的名譽校長一直是蔣介石。
　　當年在南京讀書的藏人，有很多是貴族子弟。嘉樂頓珠入讀這所學校，國民政府用意不言自明。嘉樂頓珠在校期間學習政治與歷史，還拿到了蔣介石的獎學金補貼，並與其同學，漢族女孩朱丹結婚。

　　在各方勢力中穿梭
　　二戰後的中外局勢風雲變幻，註定了嘉樂頓珠的傳奇經歷和復雜的政治角色。
　　對共產主義的擔憂和恐慌，使得美國開始在全球采取遏制共產主義的措施。對於中國而言，則是積極幹預臺海和西藏事務。中情局與嘉樂頓珠的故事，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開始的。
　　西藏的叛亂並非始自1959年。1955年，因反對“民主改革”，最先在西康地區出現了由康巴藏人組建的“雪域護教誌願軍”和“四水六崗護教誌願軍”。這兩支遊擊團隊組織嚴密，尤以後者為甚，轉戰各地，與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遊擊戰。
　　嘉樂頓珠的出走，根據他自己的解釋，是不想跟著藏人反對共產黨，也不想幫共產黨做事得罪藏人。在當時，他的確是熱門人物，甚至蘇聯克格勃也與之有過接觸。一個具有特殊身份，才20歲出頭的小夥子，開始穿梭於各種力量之間。
　　康區出現叛亂後，美國中情局認為這是一個機會。他們找到身在印度的嘉樂頓珠，希望其能聯絡康巴人，物色人員出國受訓，策劃藏區針對中共的遊擊戰爭，並承諾給予大力援助。
　　據“雪域護教誌願軍”頭領普巴本多年後回憶，西藏軍區政委譚冠三在與之交涉時曾警告“不要和美帝國主義分子嘉樂頓珠等人聯系”，但這一警告反而啟發了普巴本，他開始不斷派人到印度去找嘉樂頓珠。
　　不久之後，印度噶倫堡派人前來接洽，並帶來了嘉樂頓珠的一封信。嘉樂頓珠要求他們選派一些人出去受訓，並向他們打聽1957年第一批空投到大陸的受訓人員下落。
　　在與“雪域護教軍”接觸之前，嘉樂頓珠已物色了一批康巴人送往塞班島受訓。國民黨到臺灣後，發起“反共抗俄，光復大陸”的運動，其情報人員頻繁與康巴人聯系，希望組織他們赴臺接受訓練。
　　根據第一批赴塞班島藏人的回憶，他們之前打算去臺灣，嘉樂頓珠與他們聯絡後，建議他們去美國，他們才放棄了赴臺計劃。1957年3月21日晚，嘉樂頓珠驅車將一些康巴人送到印巴邊境，渡過西裏古裏河進入孟加拉，之後飛往塞班島。
　　1958年，受訓後的洛才和阿塔被空投回藏，想通過帕拉（達賴管家）與達賴進行私人會面。他們帶著CIA交予的任務，希望達賴能公開表態要求美國援助，使得美方的介入更加名正言順，但這一任務未被完成。
　　美國方面的文件則顯示，由於無法獲得達賴的公開表態，中情局最後繞過了達賴，與遊擊隊之間建立直接合作關系。
　　對於嘉樂頓珠來說，借助“國際力量”幫助“西藏抗暴運動”是他的目的，只要於此有利，都可交往。但美國人似乎並不在意“西藏獨立”，只想在共產黨國家進行滋擾，影響穩定。達賴多年後回憶此事時也承認，美方對“藏獨”並不關心，關心的只是“反共”，並感慨美國後來對他們的“出賣”。而臺灣方面，國民黨也以“反共復國”、“五族共和”、重建“大中華民國”等作為原則與嘉樂頓珠及遊擊隊接觸，對其“藏獨”主張也毫不關心。
　　除了“反共”這一共同點外，各方的目的南轅北轍，這種合作無比詭異。“四水六崗護教軍”被解放軍圍剿，撤退至尼泊爾木斯塘建立基地。1970年代，在毛澤東的主導下，北京與華盛頓的關系得到改善，遊擊隊因此失去援助，後在與尼泊爾政府軍發生沖突中被剿滅。達賴出走到印度後，其訴求從“抗暴”日益明顯轉化為“藏獨”，又與臺灣的目標嚴重沖突，雙方也斷絕了聯系。

　　從秘密訪臺到秘密訪京
　　嘉樂頓珠當時看重的是臺灣在聯合國的席位。他曾經寫信給“中華民國”駐聯合國代表，希望借助其在聯合國的發言權和投票權，幫助西藏獨立。
　　1959年3月，蔣介石在臺發布了《告西藏同胞書》的文告，這份文告成為國民黨各部門處理西藏問題的最高原則。但達賴與嘉樂頓珠等認為文告對“西藏地位”表述並不明確。
　　達賴與嘉樂頓珠等人日益強烈的“藏獨”訴求使得臺灣方面疑慮重重，態度越來越猶豫。嘉樂頓珠等人也對臺灣方面在宣傳中把他們視為“反共愛國（指中國）”的“難胞”非常不滿，他們反對臺灣把西藏問題稱為中國內部問題。
　　1960年，國民黨中常會討論：“達賴喇嘛與嘉樂頓珠旨在宣傳西藏並非我國領土之一部分，為將來策動西藏獨立鋪路之陰謀……西藏問題，我們的立場，當然堅持是國內問題。”
　　會議上說，嘉樂頓珠願受臺灣的援助，但匯款必須寄給達賴。對於嘉樂頓珠，因為其一貫主張西藏獨立，且為從事西藏獨立活動最強烈之人，奉蔣介石指示，不再與之聯絡。當時臺灣方面已很不信任嘉樂頓珠，也為後來雙方爭奪流亡藏人埋下伏筆。
　　與印度、美國、臺灣方面的聯系，嘉樂頓珠偏重於政治接觸和爭取“外援”，而木斯塘“康巴遊擊根據地”軍事方面的工作則由他的助理拉莫才仁具體負責。
　　國民黨逐漸察覺，嘉樂頓珠接觸的目的是想借助美國和“中央”支持而達到“藏獨”，於是開始繞過他，在木斯塘遊擊隊中進行策反工作。
　　拉莫才仁在接受臺灣記者采訪時曾透露，1963年，臺灣“國防部”第二廳一個叫格德仁波切的人來到木斯塘遊擊根據地總部大吉嶺，建議藏人跟臺灣合作，由臺灣支援，委派指揮員。
　　嘉樂頓珠寫信給“中華民國”駐聯合國代表後，得到的表態是，對方對“西藏獨立”不關心。因此嘉樂頓珠開始在藏人中宣傳，不需要臺灣的支援，不要臺灣派人。木斯塘方面隨後便槍斃了格德。
　　但是臺灣方面的情報人員仍然陸續滲透進來，策反了很多“四水六崗護教誌願軍”的藏人參加國民黨。入黨那天，這些藏人都站在蔣介石照片前宣誓，拍了照片寄回臺灣。以安多藏人貢唐催成為首的十三部被臺灣策反成功。他們不向“流亡政府”納稅，不服從其管理，並大罵其為“流亡政府”。
　　與此同時，臺灣方面還接走一些噶倫，在臺成立了另一個噶廈政府。這讓嘉樂頓珠等人非常頭疼，以至於當時在木斯塘遊擊隊的訓練中，臺灣被列為“抗暴”的次要對象。
　　1963和1964年，嘉樂頓珠三次秘訪臺灣，與蔣經國會面，參與會面的還有國民黨秘書長唐縱和情報單位的負責人。會晤的目的主要是“溝通關系”，解決雙方的“沖突”。嘉樂頓珠希望臺灣停止在他們內部搞“破壞”，應該承認和支持達賴領導的政府，並向全世界進行呼籲。
　　但這一溝通沒有取得成效，嘉樂頓珠只帶回了一封蔣介石給達賴的親筆信。信中，蔣仍然把西藏問題視為“反共抗暴”，這自然不能令達賴滿意。此後，達賴方面斷絕了與臺灣方面的任何官方聯系，直到李登輝時代才逐漸恢復。
　　達賴出走後，與北京方面的官方接觸完全中斷。大陸“文革”結束，撥亂反正，1978年的一天，鄧小平委派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李菊生在港找到嘉樂頓珠，主動提出和解意願，並希望他能去北京看看。此時的嘉樂頓珠已在“流亡政府”中任職。
　　嘉樂頓珠後來在接受采訪時說，他當時聽到這個消息，異常興奮，李菊生告訴他，“可以當天去當天回”。嘉樂頓珠回印度請示達賴並得到同意後，以私人身份訪問了北京。
　　1979年元月，在李菊生的陪同下，嘉樂頓珠赴京，住在圓明園附近一處招待所。鄧小平與他在人民大會堂見面時，像老朋友一樣握手說：“百聞不如一見，我們歡迎住在世界各地的西藏流亡人士，為了解西藏的真實情況而前來。”
　　中斷了20年聯系之後，達賴方面與北京重新開啟高層接觸，建立對話管道，並最後促使達賴提出“中間道路”。

　　嘉樂頓珠頻繁赴京
　　嘉樂頓珠接觸過無數國共兩黨領導人。被視為“藏獨”重要人物的他，對這些領導人都頗具好感。嘉樂頓珠曾對媒體說，他最崇拜孫中山和蔣介石，鄧小平的爽直率性令他感動，胡耀邦的開明務實讓他印象深刻，胡錦濤對西藏情況了如指掌，令他驚奇。
　　“大家往前看啊，希望達賴喇嘛能早日回來”，鄧小平與之會晤時告訴他，除了“西藏獨立”，什麽問題都可以談。鄧小平坦誠地說，以前在西藏的工作有很多錯誤，很多人受到迫害，但不光是西藏，其他地方也一樣，包括他自己也不能幸免。鄧小平還扭頭問了一下在場的烏蘭夫：“你被關了幾年？”烏蘭夫答：“坐了9年牢。”
　　嘉樂頓珠在會晤中向鄧小平提出三個要求：開放中印邊境，使流亡藏民可以回去探親；恢復班禪的自由；由達蘭薩拉方面派遣藏語教師回藏搞教育。
　　這3個要求鄧小平很爽快地答應了：“我馬上派人去處理，恢復班禪的職位，我們委任他做政協副主席。”派遣教師一事，嘉樂頓珠只說初次派幾十人，以後逐年增加，但鄧卻豪爽地稱，應該派1000人來。
　　經過首次接觸，到1980年，達蘭薩拉方面先後派出三批訪問團到達西藏。達蘭薩拉方面稱，訪問團赴西藏後，到處遭到群眾包圍訴苦，令他們無比震驚。嘉樂頓珠將情況告之李菊生，李向中央匯報了情況。
　　1980年3月，胡耀邦主持召開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提出了非常開明、著名的“胡六條”。座談會紀要以中央31號文件下發全黨。胡耀邦和萬裏5月又親赴西藏進行實地考察。此後，座談會形成了慣例。
　　1981年7月，胡耀邦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嘉樂頓珠，交給他“關於達賴喇嘛回國的五條方針”。“五條方針”邀請達賴回國定居，要求達賴不要再糾纏歷史，1959年的事，忘掉算了；允諾達賴回來後，其待遇不變，可以讓他當“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和“全國政協副主席”，西藏就不要回去了，西藏的職務就不要兼了；達賴何時想回來，只要發個聲明就行，如取道香港到廣州，派一名部長去迎接，坐飛機回來就舉行歡迎儀式。
　　這次會談中，嘉樂頓珠向胡耀邦提出“大藏區”問題，胡耀邦答道：“這個你是第一個提出來，以後慢慢再研究。”
　　1989年的拉薩騷亂後，嘉樂頓珠去北京，鄧小平希望他與胡錦濤見個面，胡錦濤時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正在北京養病。嘉樂頓珠與胡錦濤聊得很多很細，從政治、經濟一直到拉薩的公廁和野狗，胡錦濤一一給予解答。
　　“很不錯，很謹慎，很務實。”這是嘉樂頓珠對胡錦濤的評價。

　　交鋒和矛盾
　　鄧小平邀請達賴回國一事，嘉樂頓珠在接受西方媒體采訪時表示，當時很多人都不主張達賴馬上回國。此後達蘭薩拉方面聲稱，在實質問題沒有解決之前，達賴不便回國。
　　“五條方針”中提到，達賴可以回國，但是不要去西藏了，這一句引發了很多風波與爭執，出現了“達賴回國會遭軟禁”的傳言。時任統戰部長的閻明復後來補充了這一說法，表示達賴是宗教領袖，可以自由選擇居住地。中央政府方面多次聲稱，歡迎達賴回國是真誠的也是急切的。
　　而達賴認為，中央政府有意把問題縮小至“達賴個人安排”，而不是與之商討西藏問題。達賴回應，西藏問題不是他回去和地位的問題，而是藏人的“自由”和“人權”問題。在達賴寫給中央領導人的信中，也一再重申他的這一立場。兩邊的目標完全不同，初期接觸毫無成效。
　　通過嘉樂頓珠與北京的接觸，達蘭薩拉方面急切想知道北京對達賴方面所提要求將作何安排。1981年3月，新華社香港分社通過過嘉樂頓珠向達賴作出回應：原則上同意達賴在拉薩設立聯絡辦事處以及派遣教師，但開設聯絡辦的事最好暫緩，雙方應通過香港或中國駐印大使館進行接觸；擔心達蘭薩拉派來的教師不習慣物質貧乏的西藏生活，建議此事也暫緩實施，但部分老師可先暫時派到國內的民族學校，然後再逐步進入西藏。
　　達賴方面後來同意不在拉薩開設聯絡辦事處，但對於派遣教師一事卻甚為殷切。為了打消中央政府的疑慮，達賴方面作出保證：“我們希望你能重新考慮這件事。老師們將只專註於教育事務而不會從事任何的政治活動，因此沒有必要擔心這件事。”
　　雙方都在“小心翼翼”地建立信任感，達賴還於1981年3月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
　　1987年，嘉樂頓珠訪問北京的時候，拉薩發生騷亂，當時的統戰部長閻明復對他說，“這是受你們指使發生的”，並通過他向達蘭薩拉遞交了一份措辭嚴厲的備忘錄。達蘭薩拉方面也不甘示弱，回了閻明復一封辯解信，同時發泄了頗多“怨氣”，比如1981年達賴寫信給鄧小平，沒有回復；向鄧小平提出的要求也沒得到滿足……
　　中國社會從改革開放後處於大轉型時期，不安因素非西藏獨有，但涉及民族問題，所以格外敏感。據稱，胡耀邦當年辭職時，曾被指責在西藏搞“貴族主義”。
　　鄧力群在他的回憶錄（《十二個春秋》）中批評胡耀邦在處理民族問題上有問題，走“上層路線”，“胡耀邦、萬裏到西藏，闖了一個亂子”。鄧力群說，胡耀邦到西藏考察後，得出一個錯誤結論：中央每年給西藏的五六個億，80%用在漢族幹部身上了，並且胡還點名批判了工作搞得不錯、但是有點左的陰法唐（曾任西藏自治區區委第一書記）。
　　1980年代以來，藏區常有“事件”發生，都對雙方的接觸產生不良影響。每當有不穩定因素出現，中央政府便強調“達賴集團”策劃煽動、借接觸之機到西藏搞分裂活動；達賴則要求中央政府公示證據，並指責中央政府缺乏誠意。一方面在友好地秘密接觸，一方面公開對罵不斷，在國際上的角力從未停止。即使在1989年，西藏實施戒嚴後，達賴還建議雙方在香港會談。
　　隨著中國內部局勢的變化，中央政府與達賴的接觸和對藏政策與1980年代初相比，有收緊的趨勢。

　　接觸再度開啟
　　達蘭薩拉方面，希望與中央政府直接“談判”，而北京卻只願意“接觸”，不願進行達賴方面要求的“談判”。達賴派出的考察團和代表團，北京只當做是回國訪問的海外藏胞，可以受到高規格的禮遇，立足點是希望他們回國了解祖國和西藏的發展，盡量不涉及政治對話。
　　中共領導人也在極力尋找解決西藏問題的新思維。1988年9月，中央政府向達賴傳遞出願意“談判”的信息，並表示時間地點由對方定奪。
　　據海外媒體的報道，後來因為達賴方面提交的“談判代表”名單中有一個荷裔美籍國際法教授瓦爾特，使得這次原本定於日內瓦舉行的談判最終夭折。瓦爾特從小就參與“國際支持西藏運動”，並成立了相關組織。
　　班禪1989年1月28日圓寂，北京於2月7日向達賴喇嘛發出邀請，望其在2月15日來參加班禪追悼儀式。本來這也是一次機會，但達蘭薩拉方面推脫稱，由於時間倉促，達賴不能成行。
　　從1979年至1993年，據達蘭薩拉的統計，達賴共派出4個考察團，兩個代表團回國訪問，而達賴的私人代表，更是經常性地前往北京，與中央政府會晤。1993年，中央政府與達賴因分歧過大、缺乏互信，中斷了正式聯系。
　　1980年代中後期，達賴開始加大推動西藏問題國際化的力度，並赴美國和歐洲，公布了其解決西藏問題的新方案，並取得“成效”。
　　中央政府在各個場合均宣稱，只要達賴放棄分裂祖國的企圖，公開宣稱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談判的大門永遠敞開；達賴方面則聲明，早已提出中間道路，不追求獨立，緊抓住當年鄧小平“除西藏獨立，什麽都可以談”的承諾，指責中央政府。這成為了雙方最大的矛盾。
　　1990年代中後期，雖然達賴一直熱衷推行西藏問題國際化，但處在經濟巨大發展中的中國，中央政府對與達賴進行接觸，似乎不像以前那麽熱心了。
　　倒是2001年，達蘭薩拉開始著手恢復聯系的工作。最終還是嘉樂頓珠再次出山，第2年他以個人的名義回國訪問，並在藏區參觀了一個月，再次敲開了達賴與中央政府之間關閉了多年的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