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60年日本人的中國觀

粵海風

由於中國和日本的漫長的歷史關系和復雜的利益關系，從古代到現在，日本在處理它自身在政治層面到文化層面的諸多問題的時候，始終有一個如何處置與中國和中國文化的關系問題。這關系到日本自身的命運。近百年來，作為日本國家發展的基本立足點和國際戰略的基本主題，無論是“脫亞入歐論”也好，還是“亞細亞主義”也好，其核心就在這裏。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即日本戰敗以來，正好滿了60年一個“甲子”周期。在這樣一個大周期中，日本人是怎麽看待中國的呢？

對於戰後日本的中國觀念，我以為大致可以分成三個時代加以考察：

第一個時代是從日本戰敗到中國文化大革命，也就是大概從1945年到1966年這20年左右；

第二個時代是文化大革命的10年，即從1966年到1976年；

第三個時代，則是從1976年“文革”之後，也就是從20世紀70年代末期到現在，也就是30年左右的時期。

每個時代又可以分出很多階段來，這裏我所談論的是我所體驗到和觀察到的這三個時代中日本社會占主流地位中國觀。日本社會像其他社會一樣，是立體的，多層面的，每一個日本人都可以有一種對中國的看法，我想講的是這些時期中主流層面上的那些中國觀念。

一

第一個時代從1945年到1967年這20年間，日本社會中所表現的“反省的和原罪的中國觀念”有相當強烈的層面。這主要表現為這個民族中以知識分子主流為代表的社會群體對於戰爭中罪惡的反省和追究。

在戰後的最初的20年間，日本知識界主流為什麽會形成原罪的和反省的中國觀呢？

第一個原因是日本發動了對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侵略戰爭。這場戰爭是以日本的潰敗而告終的。戰爭對亞洲人民造成了極其慘重的後果，同時對日本國土和國民本身也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後果。日本在戰爭結束的時候已經面臨著崩潰和滅亡的邊界了。

美國軍隊從1943年開始對日本國土進行持續的轟炸，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的時候，日本有119個城市幾乎已經被夷為廢墟了。比如像我生活過的名古屋市和仙臺市。當時除了火車站附近以外，整個城市都被夷為平地。1946年日本的鋼產量為80萬噸，相當於1941年的15%；煤產量是6330萬噸，相當於1941年的21%；石油的庫存量為494萬桶，是1941年的10%。全國當時除了空氣是可以自由供給的以外，完全實行了配給制度，每天每個日本人的糧食為290克，其中40%為豆類。他們生存在這樣一個已經完全破敗的環境之中。從1945年底開始到1946年，日本在海外的即在中國的、東南亞的潰敗的軍隊，有360萬人正在返回國內，隨軍家屬也有350萬人，而國內有400萬人曾經從事軍事工業生產，現在全部被停止了，他們被拋擲到社會上。日本本土當時尚有駐守的軍隊和警察250萬人也被盟軍解散，總加起來大約有1800萬人左右立時變得無家可歸。30年代的日本有將近6000萬人，減去戰爭中死掉的一部分人，這時候共有大約5300萬人，其中有1800萬人流浪在這樣一塊狹小的土地上。當時他們的條件極為困難，大學教授在馬路上撿拾垃圾，大學生們在美國軍營的邊上撿美國人吃剩的罐頭，然後用幾十個罐頭刮出裏面的殘羹，放上水在火上煮，半罐頭的雜物要吃上幾天。公園裏到處掛著醒目的標語：“禁止自殺”。因為遍地都是沒有辦法活下去的人。正是在這樣一種生存幾乎毀滅、民族遭到嚴重摧殘的情況之下，生存的實際狀況推動了一部分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日本人開始詛咒戰爭，開始意識到自己身負著一種歷史的罪惡，開始進入到反省的層面上來了。

第二個原因是在自己民族陷入如此潰敗狀態中的時候，原先在戰爭時期流亡在國外的反戰的民主人士開始回聚到本土上來。日本在法西斯主義專政日益嚴重和殘酷的過程中，一部分反戰的民主人士被投入了監獄，一部分人就流亡到了世界各地，其中有相當部分到了中國，比如說以野阪參三為首的民主人士就生活在中國的解放區。戰爭結束後，流亡國外的民主人士開始回國，而囚禁在國內保住性命的那些民主人士也得以釋放。

日本是亞洲地區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國家。“communisim” 、“socialisim”在我們漢語說成“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這些詞匯都是從日本語的漢字組合中引入的。毛澤東主席多次講到河上肇這樣著名的經濟學家，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在京都大學這樣著名的大學中長期開設有《資本論》講座。當時劇作家阪本勝還把《資本論》編成了17幕的戲劇。雖然沒有多少人能看懂，但是能夠把《資本論》這樣一部揭示資本主義生存與運作原理的巨著做成戲劇，在舞臺上演，我們就足以知道，那個時候的日本曾經有過一段馬克思主義傳播的時代。日本共產黨也曾經有過相當活躍的時期，隨著軍國主義的發展和國家政權日益法西斯化，共產黨分裂了。一部分人轉向了，一部分人流亡海外，一部分人入獄了。這個時候，流亡在國外的人士和出獄的民主人士結合起來，日本國內的反省思潮逐步有了領導的力量。

第三個原因是從1947年起，激進的民主人士開始在日本社會上重新傳播社會革新的輿論。1952年日本出版的《國民文庫》，總共有114種著作，其中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有20種，列寧的著作有22種，斯大林的著作有15種，毛澤東的著作有9種，劉少奇的著作有2種，此外還有我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胡喬木、胡華等等的著作加起來一共71種，占114種著作中的62%。馬克思主義系統的著作 在50年代初期，作為《國民文庫》，被強有力的社會激進派所推進，對他們的國民思想產生了相當的影響。除了這些理論著作以外，當時社會上開始流行起中國的“人民文藝”。何謂中國的“人民文藝”呢？按照1959年12月日本出版的《現代中國學》詞典的解釋，所謂“人民文藝”指的是現代抗日戰爭中，以延安為中心的解放區成長起來的人民文學。到1956年為止，日本翻譯出版的中國的人民文藝，比如說有周立波的《暴風驟雨》、馮雪峰的《回憶魯迅》、老舍的《四世同堂》、葉聖陶的《芳兒的禮物》、柳青的《銅墻鐵壁》、孔厥和袁靜的《抗日自衛隊》、趙樹理的《李家莊的變遷》等等。還有《太陽照在桑幹河上》、《白求恩大夫》、《八路軍》、《東洋鬼軍敗亡記》（此即馬烽的《呂梁英雄傳》）、《新中國短篇小說選》、《中國解放區詩集》等等。（關於人民文藝在日本的傳播，可參見我和王曉平先生寫的《中國文學在日本》這本書）這樣一些強有力的社會科學著作和人民文藝在日本流行，創造了特定的社會輿論和思想氛圍，使日本國民獲得了一種新的精神和思想，促進了他們觀念的變化。竹內實先生告訴我說，“1949年我從京都大學畢業，從這些著作中看到了中國的另一面，看到了光明的中國，受到很大的鼓舞。”1952年的五一勞動節，上萬青年學生和愛國者在東京的皇宮廣場前示威，要求日本民族獨立和政治民主，示威的群眾向警察扔了汽油瓶、燃燒彈等。這就是當時震動世界的“May Day 事件”。竹內實說：“我參加了遊行，看見了當時的現實，加上我從‘人民文藝’中得到的啟示。遊行回來，我參加了日本共產黨。”他自己也開始從事中國人民文藝的翻譯，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

第四個原因是，促使日本人形成原罪心理的還有中國政府在戰後采取的對日本的兩項重大政策。雖然現在我國國民中間對當時采取的這些政策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在當時，從遠東發展的歷史來看，這兩項政策是具有戰略性意義的，是高瞻遠矚的：

1、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對日本軍國主義的重大戰犯實行了懲罰和教育相結合的方針。

日本戰犯是日本軍國主義的核心成員，他們都是罪惡累累，其中罪行特別巨大的必須判處死刑。我國政府在遠東軍事法庭和國內軍事法庭上都是遵守這樣一個基本原則的。在我國軍事法庭上，對其中大部分成員放下屠刀之後，只要表示悔改之心，也堅持以教育為重的原則。1956年6月1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法庭對 17 名戰爭罪犯依罪量刑；同年6月21日，又宣布對 335 名日本戰爭罪犯認定罪行；接著在同年的6月到8月，分批宣布，中國政府本著最深厚的人道主義精神，對1017 名已經認罪的日本戰犯予以特赦，遣返回國。這個舉動在東亞地區和整個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在今天來看，可能很多人會對這樣一個處置提出各種各樣的異議。但對當時促進日本的反省和原罪是起了相當的積極作用的。這樣一些舊軍人在回國以後，其中有不少人公開懺悔自己的戰爭罪行。藤田茂是一個戰爭罪犯，被我國軍事法庭判處18年徒刑，後來以特赦的方式遣返回國。他回國以後，組織“中國歸還者聯絡會”，提出“揭發日本軍國主義侵華罪行是日中友好運動的起點”。他自己向記者熊澤京次郎講述了他所指揮的第59軍團在中國土地上所犯下的各種各樣的罪行。提出“加害者としての記録の必要性”（記錄加害者的經歷是必要的）。書裏面詳細記錄了他的部隊是如何虐殺中國民眾的，同時也表達了他的懺悔之情。熊澤京次郎以《天皇的軍隊》為名，向世界揭示了“天皇軍隊”的真面目。1974年秋天經周恩來總理批示，北京大學“社會科學訪日團”6人訪問了日本8個城市14所大學，我是其中的成員，“中國歸還者聯絡會”提供了許多真誠的支援，受到我國駐日本大使館高度的評價（當時的大使是陳楚先生）。1975年9月藤田茂組織了“日本舊軍人訪華團”訪問中國，周恩來總理在重病中接見了這些日本舊軍人。9月30日，他們還訪問了北京大學，看望了“訪日團”的成員。50年代同時被特赦的還有一名叫遠藤三郎的日本陸軍中將，他在1956年被釋放後同年底就申請訪問中國，毛澤東主席接見了他，他把一把日本軍刀親手交給了毛主席，表示日本軍人從此永遠不再和中國打仗了。毛主席在接受了他的軍刀以後，送了他一幅齊白石先生的原作，上面有毛主席的親筆題詞“承遠藤三郎先生惠贈珍物，無以為答，謹以齊白石畫一幅為贈”。遠藤三郎回國後於當年寫了一本書，叫做《舊軍人所見之中共——新中國的經濟、政治、文化、思想的實際狀況》。1972年遠藤三郎再一次以“日中友好舊軍人之會”會長的身份訪問中國，受到了周恩來總理的接見。他回去又寫了一本書，叫做《日中十五年戰爭和我》，裏面講了他是怎麽樣作為一個將軍級的人物參與了十五年的侵華戰爭的，反省他本人和他的軍隊在對華戰爭中的罪惡。這無疑是具有重大積極意義的。

21世紀初期，日本老兵史東郎揭發了日本軍隊在南京犯下的罪惡，對於他的揭發與懺悔，中國人民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但是，我們的新聞媒體把史東郎的懺悔稱之為“第一個日本侵略軍人的懺悔”，顯然與歷史事實不相一致。在此之前30多年，藤田茂、遠藤三郎等這樣一批日本的戰犯，從將校軍官到一般士兵，已經有過自己的懺悔的表述。

2、現在爭論最多的，則是中國政府從中日兩國最深遠的戰略意義考慮，從未來遠東發展的最長遠戰略著筆，正式表示放棄政府間的戰爭賠款。根據遠東軍事法庭的計算，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起，日本對中國的15年侵華戰爭給中國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在800到1000億美元左右，間接的經濟損失在2000億到4000億美元左右。兩兩相加將近5000億美元。1946年日本的外匯結算只剩下20億美元，以它庫存的20億美元，要向中國賠償5000億美元，假如說以每年賠償10億美元來計算，需要500年才能基本償清對中國的債務。按照這個計算辦法，日本這個國家五年之內在經濟上就會解體。中國政府從整個東亞地區的戰略考慮，在確保日本民族生存的條件之下，宣布放棄了戰爭賠款。這件事情在今天引起了很多的議論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其中有人說，因為美國、英國、蘇聯和中國對日本可能的賠款“分錢不均”，所以就主張幹脆不要，這一說法不過是當代人生活的有趣經驗的表現罷了。如果站在遠東的戰略位置上考慮，我想這些戰略家們所做出的行動是具有深遠的戰略意義的。這些戰略意義的支點在哪兒呢？憑我粗淺的體驗，我認為這是基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戰勝國處置德國的歷史教訓，就遠東格局乃至整個世界格局來說，保持日本這個國家的生存條件和保持其民族的完整性，對穩定東亞乃至世界的長久的和平是有極為重要的意義的。1965年5月31日，中國政府代表趙安博先生會見日本議員宇都宮德馬時有這樣的表述：“中國不想靠別國的賠償進行建設，像第一次世界的戰敗德國那樣支付巨額戰爭賠償對和平是有害的。讓沒有戰爭責任的一代支付賠償是不合理的……”中國國家這一具有偉大戰略意義的決策並不能為一般的國民所思索和認識，但在60年間世界格局的巨大運動中卻事實上顯現了巨大的歷史價值。

我以為正是由於上述這樣的復雜的多層面原因，促成了日本在戰後20年原罪和反省的中國觀念。那麽這種原罪和反省的中國觀表現在哪些方面呢？我想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種是他們的原罪意識，他們承認自己是有罪惡的；一種是謝恩意識，感謝中國保存了他們的民族；還有一種是追求的意識，即以新中國為日本未來的榜樣。這三種意識是互相融合在一起。

上面說到的竹內實教授在1953年隨日本輪船“黑潮丸”護送在日本殉難的中國工人的衣物回國，擔任隨船翻譯。在天津大沽碼頭，中國廖承誌先生講話，竹內實擔任翻譯，他涕淚滿面，以致無法工作。當時的中國，對日本的這一代人來說，既是沈重的，又是炙熱的。它是新生、和平、人道的象征，是神聖的形象。現在早稻田大學的一位老教授是我的老朋友，她在50年代中期第一次歷盡千難萬險從香港取道來到中國。她告訴我說，在當時日記上她寫道：“啊，這是自由的國度，神聖的國度！我實現了我的目標——到中國去！我要實現我的追求——創造一個如中國這般自由幸福的日本！”我們在今天作為一個中國人讀起來還是很感動。

反省中的日本知識分子，表現了可貴的覺醒，實藤惠秀先生在1960年把當年從中國強行取走的文獻書籍歸還了中國。他自己寫道：“日本侵略軍以查禁‘危險文書’為借口，從中國淪陷區各大學搶走大批圖書雜誌，運回日本……我以整理為名，接受了一些資料。今日細想起來，真是無法無天的罪行啊！”他於1960年訪問中國，他說：“我把自己從中國用不正當手段拿走的40余冊圖書送還中國。中國方面由對外文化協會會長楚圖南先生接受。當時，我全身出了冷汗。”（實藤惠秀《日本中國留學生史》）。

這些都是很偉大的舉動，它向中日兩國的國民，也是向世界顯示了懷抱有正義感的日本知識分子的真誠懺悔的良心。

所有這些都表示在戰後的最初20年間，兩國國民的心靈正在逐漸溝通，日本民族中具有良心覺悟的社會階層正與中國人民一起努力推進日中友好，在當時美蘇對立的險峻的“冷戰”格局中，中國艱難地創造了東亞的和平，並增進了中國在世界的地位。

這樣一種由民間發生的對中國的“原罪與反省”的中國觀，在日本的各種政治勢力中也產生了實際的回響。1954年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5周年，當時雲集北京的日本眾議院和參議院議員就有近40位 ，比日本國會內一個委員會的成員還要多。他們中有在參加了斯德哥爾摩世界和平大會繞道蘇聯來訪的“日本議員團”，成員包括當時改進黨成員櫻內義雄、園田直、松浦周太郎，自由黨的西村直己，勞農黨的黑田壽男，共產黨的須藤五郎，右派社會黨的今澄勇；還有從香港入境的“日本各黨派知名人士議員訪華團”，包括自由民主黨山口喜久一郎、小川平三、宇都宮德馬，左派社會黨鈴木茂三郎、佐佐木更三，右派社會黨河野密等人。

如此眾多的日本政治家和社會知名人士聚集北京，表現了新中國的強大的吸引力，也表明了尋求“日中友好”在當時日本的多層面中成為無法抵禦的潮流。在這些人士中，如圓田直後來成為福田內閣的外務大臣，在1974年與中國合作完成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宇都宮德馬長期擔任“日中友好協會”會長；黑田壽男、櫻內義雄等，一直是強有力地主張日中友好的上層政治力量的中流砥柱。

當然，這並不表示在日本國內就沒有敵視中國的勢力了，只是當時在強大的民主民族運動下，這種戰爭殘余勢力被壓抑下去了，而沒有被顯現出來。所以雖然當時國家之間並沒有正式的外交關系，可是民間友好的渠道卻是越來越寬闊了。1972年中日之間建立正常邦交的時候，周恩來總理說道：“這基本上是由於兩國在民間的友好運動而推動和獲得的。”

二

第二個時代，從1966年開始中國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這是一個對世界歷史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的社會運動，而且對於世界民主運動所產生的影響和隨之而帶來的打擊是無可比擬的。中國這麽大的國家和這麽多人口經歷了這樣整整十年的運動開始改變了日本人對中國的一些基本的看法。在這樣一場文化運動中，日本知識界主流的反省和原罪的中國觀逐漸開始分裂。

我把這一時期的觀念稱為“‘文革’的中國觀”。文化大革命對日本社會的沖擊是非常大的，由前20年間中日民間友好運動造成的巨大慣性迫使日本知識界對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產生這樣或那樣的評價。今天假如我們做一個形而上的分析，也就是做一個絕對性的分析，無非就是兩種觀念。一種人贊成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一種人反對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按照我們通常的邏輯認為，贊成文化大革命的觀點是錯誤的，而不贊成的那種人很可能是深謀遠慮的，或者思想境界是很高的。這一階段中的“日本人的中國觀”，我以為不能以我們現在關於“文化革命”的判斷的立場作為評判他們的標準，而應該以“日本”自身的“文化語境”作為考察的基本點，實際情況則是非常復雜的。

依據我的觀察和體驗，贊成中國文化大革命的人主要是三個層面的。

第一個層面的人是在理論上信仰馬克思主義，對於中國是充滿了信仰的。註意我說的不是一般的友好而是一種信仰，是一種“中國信仰”。這樣一些知識分子在年輕的時代就是在日本以及世界其他地區從事馬克思主義的運動，他們曾經為馬克思主義理想在國內和國外堅持過抗爭或進行過鬥爭。但是他們沒有在日本實現馬克思主義，卻在中國看見了馬克思主義國家的誕生，所以他們認為中國就是馬克思主義成功的實例，所以就幻化成認為中國的一切都是馬克思主義的表現。然而他們沒能了解中國歷史的復雜性，也沒有能夠了解中國革命進程的復雜性。他們向往中國的道路卻沒有能夠完全理解中國的道路。我所尊敬的日本歷史學家井上清教授，他是日本傑出的歷史學家，他的一生是極其偉大的，他剛剛去世不久。在釣魚島問題上，他是第一站出來公開主張“釣魚島是中國的領土”，直到2003年去世始終堅持認為釣魚島是中國的領土。他經常收到子彈、刺刀這樣一些東西，但他還是堅持認為歷史的基本事實。他年輕時代就追隨馬克思主義，他把新中國看成是馬克思主義的象征。所以在中國文化大革命剛開始的時候，他就歡欣鼓舞，他認為中國的文化革命運動是為了保持馬克思主義的純潔性，是在亞洲地區最重大的示範。他是抱著一種真誠的、善良的心來理解中國的事務的。周恩來總理曾經先後14次接見他。這些人對於中國的執著，不免妨礙了他們更加深刻地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他們在中國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在日本受到很多的譴責，我真的為他們很難過。

第二個層面是有不少日本知識分子相信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從自己生存的實際情況出發而產生的思想情緒。例如很多日本人對自己生存的現實和日本的教育制度不滿。他們從自己的狀況出發，從中國的革命中看到了很多新鮮的因素。我認識的一位非常有名的日本老先生，在1974年的時候他對我說：“我聽說你們的教育革命很有意思。你們把學生全部集中在學校裏，每天晚上11點要熄燈睡覺，每天早上6點鐘起來跑步。多麽健康的年輕一代呀！而我們的學生晚上不睡覺，早晨不起來，是爛掉的一代！”他不明白中國的“教育革命”到底發生了什麽，但是他從外觀上看，覺得這樣的訓練充滿了朝氣，是健康的一代。像他這樣的人還有很多，他們沒有經歷過文化大革命本身，所以覺得中國文化大革命是很有意義和價值的。

第三個層面，我們看到，在日本支持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的人中，有一少部分極端的個人集團者，是投機取巧者和謀取私利的集團。這是日本人中的政治投機分子。他們知道依附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身上會有好處，於是他們就組織各種各樣的社團或者莫名其妙的黨派發表聲明來支持中國文化大革命。比如在我們的《人民日報》上發表的什麽“日本勞動黨聲明：日本勞動黨全黨堅決支持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這個勞動黨在日本什麽地方呢？這個勞動黨就是六七個人組織起來的，還不如我們的一個“戰鬥隊”。他們發表聲明，而我們的《人民日報》也刊登他們的聲明。因為當時的中國“領導集團”也需要獲得全世界的支持。這是一種政治投機。我們常在報紙上讀到日本的一個什麽團體聲明支持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你仔細去調查一下就會發現它是一個很小的、沒有根基的、是希圖利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來造就他們自身力量的投機取巧式的小集團。

當時也有相當的人是反對文化大革命的，而且這種反對在後期是越來越強大的。我想他們也有各種各樣的情況。

第一種反對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是一些執著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學者或文化人。他們對中國的傳統文化非常尊敬非常喜歡。當他們看到文化大革命是以傳統文化為革命的目標，是以打倒文化為幌子的，他們感到非常不理解，而且感到非常反感和憤怒。1974年12月1日，京都大學舉行一個學術報告會，報告人是日本研究中國學的巨擘，著名的吉川幸次郎先生。他當時擔任日本外務省顧問、京都大學名譽教授、日本藝術院院士、東方學會會長。他報告的題目是《物茂卿與其他日本先哲對中國諸子的研究——日本江戶時代的儒法思想鬥爭》，他以講述日本江戶時代儒法思想鬥爭為由頭，批評中國對於孔子和對於儒學的批判。 他一上臺就拿了一本書揮一揮，這本叫做《論語新註》。他說這本書是他做的，已經印了16次3萬本了，一次一次重印說明有很多日本人在讀它。他說“一個日本人可能不了解中國，可是他讀了孔子，讀了魯迅就了解中國了”。我想他對中國充滿了激情，只見他把書又揮了揮，把我叫了起來，他說這本書我送給你了。各位要知道這是非常危險的舉動。在中國正在進行“批林批孔”的高潮中，一個外國人在公開的場合向一個中國人贈送一本中國要批判的最高的代表《論語》，這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啊。當時我有點害怕了，但我還是思路清晰的，硬著頭皮把這本書收了下來，當天晚上打電話給我們大使館的文化參贊李連慶先生，他是個非常豁達的人，讓我把這本書送到北大圖書館，現在這本《論語新註》還在北大圖書館保存著哩。吉川幸次郎在這個講話裏面，盡情地嘲笑了中國進行的“批林批孔”。我想吉川幸次郎因為執著於中國的傳統文化，由此而對這場“革命”很反感，有相當一批日本學者是這樣的。

第二個層面上對中國文化大革命持批評態度的是一些對中國歷史的發展和中國社會的真實情況比較了解的學者。他們在自身的生存過程中，對中國的歷史和現實有很多的把握。所以，他們認為這個革命是假借文化而進行的一場政治革命，而在革命進程中間對中國的很多優秀學者和知識分子以政治的罪名進行迫害。比如說竹內實先生，他在報紙上寫文章說：“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紅衛兵要打倒資產階級，這或許是對的，可為什麽卻要從肉體上消滅作為共產黨人的像翦伯贊這樣一些對中國民族非常忠誠的學者呢？”他說：“我看到各地紅衛兵亂紛紛，背後有各種勢力的支持，我擔心中國會像北洋軍閥時代那樣分裂吧？”在這種深刻的思考當中，他們對中國文化大革命持批評態度。當時的中國統治階層對他們也采取了很嚴厲的制裁。

第三種狀態來自對中國的革命精神感到恐懼的日本人。日本長期以來在某些階層對中國有一種恐懼感，一方面他們覺得自己非常有實力，但另一方面在骨子裏知道自己不過是亞洲東部的一個小國。他們覺得一個強大的中國必然會對他們造成威脅。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以非常“革命”的姿態，把自己作為全世界革命聖地表現出來，這些日本人就有一種非常恐懼的感覺。有一位日本先生跟我說，他看見毛主席檢閱紅衛兵，一卡車一卡車的紅衛兵經過天安門廣場，揮動著毛主席的語錄，喊著震耳欲聾的口號，感到自己頭昏腦漲，萬分恐懼。他確實有一種非常可怕的心理感覺。他們對中國有一種神經質的感覺，老覺得強大的中國對他們構成危險，所以對中國總是保持一種不贊成的態度。在文化大革命中間，他們雖然看到的不是中國的經濟力量強大，而是政治力量的強大，但這種強大的政治形象讓他們感到害怕。現在，他們又對強大的經濟力量感到害怕了。

第四種反對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力量是一些長期敵視中國的日本人。比如“青嵐會”，由日本的國會議員們組成。這些人不是因為中國有了文化大革命他們才反對中國，而是因為大革命發生在中國他們才反對，他們對於中國發生的任何事情都要非議，加以反對抨擊。他們是一批敵視中國的“職業反華”者，對中國長期以來心懷不滿，在這個層面上，積聚著很多後來膨脹發展成為具有日本國家主義、民族主義以及日本皇國國家觀念的分子。

第五種是從完全不同的層面上展開的。我們知道日本共產黨是堅決反對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的。這有著他們特殊的原因。

三

“文革”以後日本人的中國觀就進入到第三個時代，到現在也將近有30年左右的時間了。“文革”以後日本的中國觀呈現一種非常復雜的狀態，我稱它為“變異的中國觀”。是什麽促使日本人從70年代後期到現在30年之間觀念發生很大變化呢？

按照比較文化的理論，則是“文化語境”發生了變化，生存條件發生了變化，東亞的經濟文化和政治格局發生了變化。

第一，從1964年日本舉行奧林匹克運動會以後，這個國家的國力有了重大提升。這個時間，正好與中國發動“文化大革命”相前後。在20年中日本經濟力量逐漸發展成為亞洲最強大的國家。一個曾經面臨快要崩潰的民族，以20年的時間變成了亞洲經濟最強的國家，他們在經濟力量上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而在科學技術層面上也有了很大的提升。從1949年京都大學教授湯川秀樹先生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以來，日本連續獲得物理學、化學、生物化學、醫學和和平獎的12個諾貝爾獎。科學昌明的思想、科學領先的思想也急劇上升，這對於日本國民的精神形態有重大的刺激。從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期左右，他們的民族主義情緒有了明顯的成長。

第二，隨著國內力量的提升，強化了日本在國際關系中的地位。盡管日本這個國家在東亞國家中的名聲不很好，但是在整個國際事務方面卻有某種不可替代的作用。到今天為止，所謂世界七國首腦會議，亞洲只有日本作為世界七大強國之一參加了。這種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促使大國主義感情由復蘇到迅速膨脹和急劇上升。

第三，70年代中期之後，日本無論在地方政治的層面中，還是在國家政治的層面中，保守中庸的勢力有很大的增長。假如我們把“自主黨”作為一個保守的聯盟，從1958年到1974年間，它在議會的得票率呈現下降趨勢，而1975年以後，卻上漲看好。依據《朝日新聞》的材料，自民黨在眾議院的席位比率是這樣的：

1976年為 41.8%， 1979年為 44.6%，1980年為 47.9%， 1986年為49.4%。

從世界各國文明的進程來看，國民年收入愈多，保守黨得到的支持就愈多。美國的情況也表明了這一特征，而70年代中期以來，日本中產階級已經成為社會中的“中央集團”。同時，在歷史自然的進程中間，隨著戰後代際更替，新的兩代人在一種既傳統又西化的教育環境當中喪失了歷史的記憶，在幻覺中間提純日本的文化，在民族意識中開始形成一種錯位的大國文化意識。

第四，則是在戰後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整肅中，由於當時在50年代初就發生了美國和蘇聯的“冷戰對立”，形成了冷戰格局。美國投入到朝鮮戰爭，把日本變成了支持這場戰爭的“後勤基地”。這樣，二戰中的同盟國已經完全分裂和對立了，沒有時間也沒有能力對於日本舊天皇國家體制進行徹底的整肅和改造。這樣就產生了至少三個方面的後遺癥。隨著時間的推進，這些後遺癥便開始發作，表現出來了。

第一個後遺癥，沒有對當時參與戰爭的所有戰犯進行整肅。戰後，同盟國與新建立的德國政府，無論是東德還是西德追查的“戰爭責任者”據說有38萬人之多，其追捕的有效期直到今天。中國在抗戰勝利後追捕“漢奸分子”，在國民黨統治地區，被起訴的漢奸有30382人，定性為漢奸而免除刑法的有20718人，通緝負案在逃的漢奸有7600余人，共計僅僅在國民黨地區追查“中國人戰爭責任者”為 59000余人（至今還沒有公布解放區的懲罰人數）。但是，追捕和懲罰的日本戰爭責任者不僅遠遠少於德國，而且連中國一個地區懲罰的幫兇的人數都不夠，這就留下了嚴重的後遺癥。大批對戰爭負有直接責任的漏網分子，先期在民主勢力的沖擊下潛伏下來，在合適的政治文化氛圍中開始在各種舞臺上活躍起來。被研究者經常作為典型案件提出的，則是被認定為 A 級戰犯的岸信介竟然於1948年被釋放，在50年代兩次出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岸信介為首的日本內閣，是戰後中日正式恢復邦交之前最為“反華”的政府。又如參與了戰爭實際活動的中曾根康弘在80年代中期擔任日本首相，提出所謂“戰後總決算”，開啟了日本政府首腦參拜已經供奉了東條英機等甲級戰犯亡靈的靖國神社的惡劣先端。

第二個後遺癥則是沒有能夠改造日本軍國主義國家的象征性符號，如《君之代》國歌、“太陽丸”國旗等等。與德國不同，日本至今也沒有新的國旗，沒有創造出一個新的國歌來。當然作為現在日本所用的國旗和國歌，我們在所有公眾場合都應該保持對它的嚴肅性，這是出於對一個主權國家的尊嚴的尊重。但是我們從追求戰爭責任的角度來說，它仍然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符號。因為這面國旗當年是隨著殘酷的征服戰爭插遍了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的所有的土地上的，因為《君之代》這首歌也是奏響在亞洲太平洋所有被占領地的上空的。最嚴重的是，作為戰爭國家的總體制符號——天皇制國家組織形式被保存至今，從而成為日本所有國粹主義、皇國思潮的寄生性的總基地。

第三個後遺癥是由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德國、意大利這些國家結束戰爭的形態是不同的。比如說德國是由盟軍共同攻入而被占領的，日本卻只是被一個國家也就是被美國獨家占領的。這樣在日本的國民中間產生了一種不可逆轉的“癔想性意識”，即所謂日本並沒有敗給同盟國各國人民，沒有敗給盟軍，當然也就沒有敗給中國，日本僅僅是敗給了美國。這是一種歷史的錯覺。日本國民認為日本既然是被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打敗了，那麽日本也就是世界上的第二強國。這樣，在戰前和戰爭中形成的對亞洲各國，對中國、朝鮮和東南亞的蔑視意識，在合適的土壤中又舊病復發，造成的後果是極為嚴重的。

這個時期中日本對中國觀念的變化中有三種觀念迅速膨脹和變異。

第一種變異觀念是神國觀念。即鼓吹日本是一個神的國家，一個最優秀的國家。20世紀90年代森喜郎在擔任首相以後多次講到“日本是一個神國”。他每次說的時候，日本的民主力量和亞洲各國都對他表示抗議，但他還是說，也就是說這個概念對他來說已經根深蒂固。這句話最早出自14世紀的《神皇正統記》。這本書第一次把日本皇譜的形式按照神話編織起來，論證日本的天皇是神的後裔。此書的第一句話說“大日本國乃神國也”。神國觀念是戰前“大和魂”三大構成內容的核心成分。

1946年11月30日戰後修改的日本憲法已經明確確定天皇是人而不是神。當時通過的憲法確定了“主權在民”，而不是“主權在君，皇權神授”了。可如今他們的行政首腦還一而再，再而三說日本是神國，這有什麽含義呢？為什麽叫做“神國”呢？20世紀90年代日本有一些極右的組織組織了一個“日本民族文化運動派”。 1997年11月他們應我國外交學會的邀請訪問了中國，在北京大學，這個團的團長、日本“祖國防衛總隊本部”本部長角野周二有一個講話。他在講話中闡述了皇國主義的“神國”觀念。他在講話中介紹了明治初期，也就是1890年有個英國人叫做　Lafcadio Hearm，他來到日本以後，被日本的傳統文化和歷史精神所感動，加入了日本籍，改名叫“小泉八雲”。角野周二說，鼓舞這個“小泉八雲”的日本傳統文化和歷史精神是什麽呢？這便是“萬世一系”。

什麽是“萬世一系”呢？按照神的旨意，日本的天皇是太陽神的後裔。太陽神把自己的孫子派到大地，和“Wani”（鱷魚）的女兒結了婚，生下的孩子就是神武天皇。從第一代的神武天皇到今天的明仁天皇一共是126代天皇。126代天皇代代相傳，構成為“大和魂”的核心。“萬世一系”體現出日本國家制度的無比優越性。與中國三百年姓李兩百年姓趙、不斷改換朝代是完全不同的。我們知道，“大和魂”是日本原來的國粹主義發展到國家主義，後來到軍國主義的核心精神，它包含三個層面的內容，第一個層面是以“萬世一系”為核心的無比優越的國家體制；第二個層面是以《古事紀》和《萬葉集》為核心所體現的“kotodama”（言靈）、表現為日本文化的絕對優越性；第三個層面是以全國為一個大家族，天皇是一個大家長的無比優越的家族體制。當今“神國觀念”的提倡者所追求的價值目標，就是讓世界仍然像19世紀末期的英國人Lafcadio Hearm那樣仰望日本。

1989年，昭和天皇去世，明仁天皇繼位。歷代天皇繼位都要舉行一個儀式，叫做“大嘗祭”。就是說神武天皇的祖先從天上降臨人間的時候，太陽神送他三樣東西：一把劍一塊玉和一面鏡子，叫做“三神器”。文化學的研究認為，這是依托神話表現的日本國家雛型時期象征權力構成的一組文化符號，“鏡、玉、劍”所表現文化象征其實是從中國華夏文化中所取得的助學智慧。每一代天皇即位，都要舉行一個從上一代處繼承“三神器”的儀式，這個儀式只有新天皇一個人參加，具有高度的神秘性。在這個儀式之後，新天皇便接受了這三個神器，在人和神之間取得了聯系，得到了太陽神的承認。從今天的文明知識來說，“三神器”本身是一個有趣的神話，而“三神器”在歷代天皇中的傳遞，則是“神道信仰”政治化的表現。在當代社會中，如果把“神話”作為“事實”推出，這就是有意行騙。1989年明仁天皇繼位的時候，圍繞著是否進行“大嘗祭”，日本國內經歷了政治層面和意識形態層面的激烈的沖突，有兩部分人反對，一部分是具有民主思想的人，他們認為不能通過神話來強化皇國觀念，另一部分人是宗教界人士，日本有相當強大的佛教勢力和基督教勢力，1946年的日本憲法破除了神道教為“日本國教”的地位，規定所有宗教的平等權利，所以他們反對把神道教的儀式以國家權力的形式表現。但是，後來日本內閣、宮內人士和國家主義者仍然讓天皇舉行了“大嘗祭”，於是明仁天皇從“神道”的觀念上說就是“半人半神”，是神的附體。這是明顯的違背日本先行憲法的。

“神國觀念”構成為“大和魂”的核心，是當代幾乎一切超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總體寄生地。

第二種變異觀念是“亞洲解放論”的發展。“亞洲解放論”是日本發動二戰的核心理論，戰後很長時間這個理論被民主勢力壓抑下去了，但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時候又開始復活。

1985年8月15日，當時的在職首相中曾根康弘率領18位大臣以內閣首相的身份參拜存放了戰犯牌位的靖國神社，這是所謂“戰後總決算”的行為表現。靖國神社的核心並不是世界各國國民包括中國在內是不是理解日本民族的“文化承傳”和“民族信仰”的問題，現在的靖國神社是作為戰爭的象征符號而存在的。從最近公布的材料，可以看出當時的昭和天皇都已經明白把戰犯牌位放入靖國神社，對於靖國神社意味著什麽，所以，天皇從1975年之後就不再參拜這個神社了。

以中曾根康弘參拜靖國神社作為標誌，“侵略亞洲的戰爭有理論”即“亞洲解放論”開始復活了。在中曾根康弘參拜後十年，1996年首相橋本龍太郎也以私人身份參拜了靖國神社。從2001年開始，現在的首相小泉純一郎也不定時地、遊擊式地參拜靖國神社。這樣，由日本的行政首腦主演的參拜的醜角戲，至今也沒有閉幕。“侵略亞洲的戰爭有理論”便愈來愈囂張了。

參拜靖國神社是一種挑釁，是日本最高行政首腦為“曾經作為侵略者的日本”的公開的翻案。從1985年以來，日本的內閣大臣不斷地“放言”。有的大臣一上臺就“放言”，比如：

1988年4月，國土廳長官奧野誠亮 “放言”：“白種人將亞洲當作殖民地，是日本給亞洲以解放。”他還說：“由於大東亞共榮圈，亞洲才得以獨立。”

1994年5月，法務大臣永野茂 “放言”：“將大東亞戰爭定義為侵略戰爭是錯誤的。”他還說：“日本為了解放殖民地而建立大東亞共榮圈。”

1994年8月，環境廳長官櫻井新 “放言”：“日本並不是想進行侵略戰爭而戰鬥的。”他還說：“日本沒有想發動侵略戰爭，與其說侵略戰爭，毋寧說亞洲所有的國家都托它的福，從歐洲殖民統治中解放出來。只不過半個世紀，亞洲各民族的經濟就繁榮起來了。”

1995年6月，副首相兼外務大臣渡邊美智雄 “放言”：“‘日韓條約’中的合並，並不是殖民地化，也不是殖民地統治。”他認為關於“殖民地”和“侵略”等用語的爭論都是沒有必要的。

1995年8月，文部大臣島村宣伸 “放言”：“我不認為那次戰爭可以使用‘侵略戰爭’這樣的詞。”

這裏面表達的都是“日本侵略戰爭有理”的經典性思想。它的核心在於放言日本對亞洲國家的恩惠。這就是日本當年發動戰爭的最基本的理論表述 —— “亞洲解放論”。

從80年代後期90年代以來，日本新一代的知識界開始在政治層面上表現出他們受到這種“亞洲解放論”毒害的癥狀。

順著歷史的線索稍稍往前推的話，我們會發現，這個“亞洲解放論”的最基本的蘊含，便是領土願望。從東亞文明史上考察，“大和魂”對海外領土的欲望，首先來源於早年武士的領土野心。豐臣秀吉在1591年發動對朝鮮的戰爭時，這一個目的是很明確的，他說：“此次戰爭的目標就是直搗大明國，占領天竺。”後來，由於當時武士之間的鬥爭，而且明朝已經出兵朝鮮半島，就抵制了他們的進攻。在江戶時代，有一個博物學的研究者叫佐藤信淵，他在19世紀的時候提出了一個叫做 “宇內混同秘策”的報告，陳述日本未來的出路。他認為日本應該“提舉國力，雄飛世界”。他認為，“在當今萬國中，土地最為廣大、物產最為富饒、兵力最為強盛的莫過於支那，而由皇國征伐支那，如果機制得當，不過五七年間耳，其國土必土崩瓦解矣，故皇國要攻伐他國，必以先並吞支那為起始也。”這件事情，大家都覺得很奇怪，一個小小佐藤信淵，怎麽膽敢說只要七八年就可以使中國土崩瓦解呢？江戶時代是一個閉關鎖國的年代，而在這樣的閉鎖的狀態中，佐藤信淵就鬥膽敢言令中國滅亡，這說明武士對領土的欲望在內心是極為活躍的。這種欲望到了幕府末年也就是明治開國前，則集中地表現在諸如吉田松陰這樣的“革新”人士身上，他30歲被幕府殺掉，日本一直把他作為開國烈士來加以紀念。今天要是從領土掠奪的角度來看的話，我以為吉田松陰是日本後來“大東亞共榮圈”最早的創始人。他在《幽囚錄》中講到的日本未來的建國方案，提出“北割滿洲之地，南收呂宋諸島”，吉田松陰認為要實現日本強國目標，首先便是要占領中國東北，否則就難進中國大陸和東南亞。日本有些學者總和我們辯論，說：“你們這樣說他是不合適的，他是一個30歲的優秀青年，被幕府殺掉了，你們竟然說他是侵略的原主，請你們把侵略二字打上括號吧。”其實就日本建國的理論思維來考察，那麽吉田松陰確實是侵略的原主，他的“北割滿洲，南收呂宋”的建國的遠景是由他的學生們繼承下來了。吉田松陰有37個學生參加了開國維新，得到過開國勛章，其中就有著名的伊藤博文，還有山縣有朋等人。他的37個學生在明治維新中策劃著他的國家計劃。其實，20世紀30年代開始的所謂大東亞共榮圈其實就是按照這個基本模式進行的。

20世紀之初期，日本在軍事和政治上的欲望開始塑造成意識形態表現出來，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便就是“法西斯思想魔王”北一輝，和“大東亞戰爭論客”大川周明。作為構成北一輝日本國家主義思想支柱的核心是：他認為 “英國是跨越世界的大富豪，俄國也是世界北部的大地主，日本以星星諸島，成為國際上的無產者，日本豈無堂堂之名向他們開戰，向他們奪取他們獨占的權利嗎？”所以北一輝說，隨著日本國家改造的完成，“亞細亞聯盟”時代便可以到來。日本便可以執世界之牛耳，宣布四海同胞皆是佛的子弟，而垂功於東亞。大川周明發揮了北一輝的理論，說“日本更加長遠的目標是把日本、支那、滿洲共同化的經濟圈加以鞏固，以此而實現從東南亞各國到印度，到中亞的整個領土的解放。舊歐洲必須革命，被壓迫的亞洲必須復興。” 大川周明還有一段很有詩意的表述：“舊天國總是存在在劍影之中的，日本與歐美以性命相拼賭的決鬥是歷史安排為新世界的誕生所不可避免的命運。”這具有很大的煽動性。

“亞洲解放論”是由這樣一個系統發展過來的。從它的源頭說，根本就沒有任何“解放亞洲”的影子。由於在日本沒有得到應有的整肅，所以在年輕一代當中有著很深刻的影響，而且是越來越深刻了。令我們非常吃驚的是，最近日本有個叫做川勝平太的教授正在像明星一般升起，提出所謂“海洋的日本文明論”蠱惑人心。在1997年11月出版的《文明的海洋史觀》中，他把結尾的一章的標題設置為“21世紀日本國土的構想”，並畫了一個圖，在西太平洋，從日本列島出發，經由朝鮮半島、中國松遼平原、華北東側、北京、天津、渤海灣、山東、江蘇、上海、浙江、安徽、湖北、湖南、廣東、福建、臺灣、廣西東側、海南島、香港，囊括黃海、東海與南海全境，東進菲律賓，南進越南、柬埔寨、泰國、緬甸、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一直到澳大利亞北端，他畫了一個半月形，並把它稱之為“豐饒的半月圖”，就是美麗的日本的“平原之島”。這個“21世紀日本國土的構想”是一個及其嚴重的警告，引起了我們的震驚。地圖和話語是我們非常熟悉的，這張地圖就是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的全境圖。當然我想，像川勝平太這樣的人不會很多的。但出版社出的書，電視臺請他制作專題，要宣傳就會有人相信，相信21世紀日本的領土會是這個樣子。

第三種變異觀念是明顯生長的“文化優越論”。日本的文明是一個混合的文明，現在日本的一些知識分子在努力擺脫這個說法。他們認為，作為一個經濟大國和政治大國，他的文化大國的形態應該是“純粹的日本文明論”。他們想了很多辦法，從福澤諭吉開始提出“脫亞入歐”。也就是說雖然地理上分不開，但觀念上要和中國、朝鮮告別了，雖然以前是分不開的，以後分開好了。我覺得福澤諭吉還是有點現實精神的，因為他承認以前是分不開的。可發展到了20世紀90年代，以川勝平太為核心，以政策大學院大學的明石隆這樣一些教授為呼應，卻提出“海洋的日本文明論” （Concept of Oceanic Japanese Civilization）。

1995年，當時在早稻田大學任職的、現在在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任職的川勝平太，在《早稻田政治經濟學雜誌》上刊出《文明の海洋史觀》，1996年他出版了《海から見た歴史》（從海洋觀察歷史）（東京藤原書店刊）一書。1997年川勝平太在日本具有“國家電視”性質的NHK以“人間講座”的形式，連續三個月講授“近代はアジアの海から”（近代起源於亞洲的海洋），同年，中央公論社出版了川勝平太的《文明の海洋史觀》，從而在20世紀行將結束的時候揭起了“日本的海洋文明論 ”的旗幟。

2000年9月現任日本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副學長的白石隆，由中央公論社出版了他的《海の帝國 アジアをどう考えるか》（海洋帝國：如何思考亞洲）一書，以呼應川勝平太教授的“海洋的日本文明論”。2001年川勝平太又出版了《海洋連邦論》（東京PHP研究所刊）一書， 此後，2003年，川勝平太又和東京大學教授濱下武誌合編了《海と資本主義》（東洋経済新報社刊）。日本學術界在較為寬闊的層面上彼此呼應。於是“海洋的日本文明論”終於形成極為時尚的“學術”潮流。在當今日本社會愈來愈擁有自己的市場。

那麽，川勝平太各位所提倡的所謂“海洋的日本文明論”包含什麽樣的內容呢？

依據川勝平太的闡述，“海洋的日本文明論”的核心觀念認為，所謂（古代）“文明”和“帝國”，本來都是以“大陸世界”為舞臺誕生的，但是，“大陸世界”代表的則是“農業文明”，是已經“過去了的時代”，而“近代國家”則是從“海域世界”產生的。

這一說法本來是沒有什麽新鮮的，它不過是歐洲近代“資本主義帝國”主流文明史觀的翻版。歐洲人說，由於16世紀歐洲人的“大航海”，開拓了世界史上“近代文明時代”來臨；當然，對於中國而言，其實也包括日本在內，所謂“大航海”的開始，則便是預示著歐洲資本主義對亞洲、非洲、大洋洲、以及加勒比海地區和南美洲的世界性的殖民地時代的來臨。

現在，川勝平太諸位先生，在21世紀來臨的時候，在他們對“日本文明”的起源、形成和發展的考察中，重新揀起“歐洲帝國的文明史觀”的話語，提出了所謂“近代國家”是從“海域世界”產生的這一觀念，並不是為了幫助我們回憶17世紀以來痛苦的世界歷史，而恰恰相反，他們需要暗示我們：正如世界的近代是從歐洲的海洋航行開始的，“亞洲的近代文明”也是從“海域世界”產生的。他們強調“海域世界”就是亞洲近代文明的“引路人”，就是亞洲近代文明的“標尺”。那麽，誰是“海域世界”呢？這就是“海洋的文明論”的最基本的出發點和歸結點。川勝平太、白石隆等等告訴我們，所謂亞洲的海洋世界，當然就是“日本”！

白石隆在《海の帝國：アジアをどう考えるか》中提出了一個幾乎令所有的正常人匪夷所思的問題：“日本究竟是不是屬於亞洲？”白石隆問道：我們現在說的“日本”，“究竟是亞洲中的日本呢，還是與亞洲並列的日本？” 他又說道，“大陸亞洲”是農民與鄉紳的亞洲，是農本主義的亞洲，中國至今還維持著這種反“海洋亞洲”的生存秩序，因此，“海洋亞洲”是中國以外的亞洲。[1]

“海洋的日本文明論”為了論證他們的這一觀點，張揚起所謂的“世界史”作為這一理論的“文化語境”。他們煞有介事地說：假如說，兩千年老歐洲的歷史是擺脫“伊斯蘭化”的“脫亞”的歷史的話，那麽，兩千年來日本的歷史就是擺脫“中國化”的“脫亞”的歷史。

這是一個關系到“日本的海洋文明論”生死存亡的至關重要的命題。設置這一命題的最基本的意義便在於試圖引導人們從根本上“重新認識東亞文明史”的所謂“事實”。他們為了“證明”他們意念中的所謂兩千年的日本歷史，就是不斷地擺脫“中國化”的歷史，於是，就提出了所謂“兩千年的歐洲的歷史，就是擺脫‘伊斯蘭化’的歷史”的這樣一個虛假的偽命題作為比照，從而妄圖把“日本的海洋文明論”安置在他們虛構整個歐亞文明史的“全球框架”之中。

我們如果把這些命題結合起來考察，那麽，依照這些“海洋的日本文明論”者的說法，兩千年來的歐亞大陸的歷史，就是整個對抗“伊斯蘭”和“中國”的歷史；兩千年來歐亞大陸的文明，就是在對抗“伊斯蘭文明”和“中國文明”的過程中形成的。由此而引出的必然的結論則就是“伊斯蘭”和“中國”，以及“伊斯蘭文明”和“中國文明”就是“歐亞文明”的“對立面”。

問題已經非常的清楚，所謂“日本的海洋文明論”，就是一種試圖從文明史上重新對“日本”進行世界性定位的“文明史觀”。這種“文明史觀”以強烈的民族沙文主義的“絕對優越感”為基本宗旨，完全抹殺兩千年來的“東亞文明”形成和發展的歷史真實，虛構日本文明脫離接受亞洲大陸文明滋養的基本事實，制造“孤島文明”的虛假幻影，扭曲日本國民和世界民眾關於“東亞文明構建”的心理認知的狀態。

從根本上說，這樣的“文明史觀念”是當前日本學術界一群極端保守主義的文化人針對人類文明特別是針對中國文明的一種挑戰性宣言。它所顯示的“現實政治價值”就是要在日中歷史關系和現實關系中不僅推行“疏遠感”，而且試圖制造“了斷論”。它構成為當前日本國家主義意識形態的一種文化基礎。

我以為，這是在未來中日關系中非常具有破壞力的一種理論形式。

四

日本當今“中國觀”的多種變異，造成了東亞地區政治層面的不穩定和多方面的緊張狀態，但我們仍然應該對日本國民、對東亞未來懷抱有足夠的信心。因為“和平主義”仍然在日本社會相當的層面上流動。

那麽，當前日本的社會和平主義思潮的精神核心和追求是什麽呢？

1.由於歷史的承傳，一部分日本國民仍然對中國懷抱有不同程度的認同感，這種認同感是基於1500百年來“東亞漢字文化圈”持續不斷的“文化傳遞”、“文化融合”和“文化再生”的歷史傳統。

我在這裏插一個小故事。

1994年11月7日 ，經我國有關部門批準，日本明仁天皇接見了我和王家華先生。這是日本天皇在日本本土第一次會見中國的大學教授。當時為紀念京都建都1200周年，明仁天皇會見了10位日本教授和6位研究日本文化的外國教授，每人談話7分鐘。

天皇問我：“先生研究日本文化，對什麽問題最感興趣？”

我回答說：“我對日本的古代文化和文學很有興趣，對當代的日本社會文化思潮也很有興趣。”

天皇問：“請問先生為研究這些問題，最喜讀什麽著作呢？”

我回答：“我覺得像《古事記》、《萬葉集》這樣的著作，是我必須經常閱讀的，當然還有其他了。”

天皇說：“先生閱讀《古事記》、《萬葉集》，我感到很高興。但是讀這樣古老的著作，對於我們日本人來說，也是很困難的，先生覺得怎樣？”

我說：“作為構成日本文化與文學的最具有經典意義的文本，每次的閱讀都感覺到進入了一個充滿美意識的世界。它們的古老和豐厚，或許造成了我們閱讀中的困難。但是，《古事記》、《萬葉集》不僅是以日本本土文化，而且是以東亞文化，其中包括中華文化以及人類共同的思維作為它們的廣闊的文化語境，所以一個中國人讀《古事記》、《萬葉集》，他可能在某些層面上可以超越日本人讀書的難處，並且獲得一種獨特的思考。”

天皇說：“的確是這樣，我們日本文化一直得到中國文化的滋養，京都的建築構思完全是依照貴國的長安城，前年我訪問了貴國，參觀了長安，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記憶。”

作為日本天皇制國家的最高象征，想不到他作為“個人”，在文化問題上具有超越日本眾多的“國文學家”的見解，其中的核心，則是他清醒地意識到，日本文化是在超越日本本土的多元文化語境中發生的這樣一個最基本的文化事實。

我以為，明仁天皇表達的“日本文明史觀念”與“海洋的日本文明論”是非常不同的，他尊重文明史的事實，並且表述得極為清晰。在日本社會中與天皇具有同樣文明史觀的存在著一個相對豐厚的層面，東亞漢字文化圈的歷史成為心靈連接的一種橋梁。

2.能夠以理性思考日本前景的一部分日本國民，他們已經意識到21世紀世界格局的新的發展和變化，一個在經濟上已經獲得巨大成功的中國，一個在國際關系中在堅持基本原則的基礎上采取“溫和主義”立場的中國，已經形成並且正在發展，從而成為在世界上決定人類命運的基本力量。因而他們認為，日本的未來不可能在與中國相對抗中實現，相反切實地解決歷史遺留的問題，正確地認識中國，促進對中國的理解，加深相互的信任，才是日本的“自生之路”。

3.戰後日本自身的發展，已經造就了龐大的中產階級隊伍。在當代“變異的中國觀”的強勁思潮中，無論他們持何種立場，他們擔憂“對抗”的勢態一旦失去控制而造成可怕的後果則是一致的。因為這樣的後果將使他們失去優越的生存環境和生存方式，所以，他們希望“和平”。

4.中國的發展向世界開放著一個巨大的市場，這是國際資本最為動心的場所。目前的中日關系在表面上雖然還在說“政冷經熱”，但日本的資本集團從許多實際的經歷中，例如在關於中國高速列車的修建中已經深刻地體驗到的痛苦，使他們意識到，不遏止國內的對抗中國的“變異觀念”，日本資本在中國將失去更多的機會，從而在國際競爭中敗於歐洲美國。因此，他們要求主政者在中國問題上尋求出路。2005年由日本資本集團中的一些核心力量，如日本銀行聯盟、全日航等等共同參與建立的“言論 NPO”的出現是非常具有代表意義的。

上述精神層面表現出的“和平主義”，在日本社會生活中有著許多具有積極因素的表現：

第一，我們可以感受到，日本仍然有相當一部分國民在孜孜不倦地、精誠地追求日本的戰爭責任。舉個例子，中國的受害者在一而再、再而三地上訴，有慰安婦的上訴和日本勞工的上訴，在這個過程中，得到了相當一部分有正義感和良心的律師的支持，在日本有陣容強大的律師團在支持他們提出進行賠償；

第二，仍然有相當的知識分子在追查日本的戰爭行為和戰爭責任。井上清先生在1998年編輯了《日本軍は中國で何をしたのか》（漢文可以譯為《日本軍隊在中國做了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