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二・二八”與“三・二八”

最近看到了一份有趣的文件，就是1984年頒布的中國國家標準《家庭出身代碼》（GB 4765-84）。此文件列出了數十種“家庭出身”，供中國公民申報。其中53號是“農奴”，54號是“領主”。據說，這兩個詞是專門用於形容1959年前西藏的“大眾”和“精英”的。今年3月28日，身份文件中帶有這兩個數字的藏族人將共同面對一個特殊的日子——“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即一個慶祝五十年前“大眾”對“精英”取得勝利的紀念日。
五十年前的那個三月，對於年輕的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來說，也許是其一生中最難忘的一段時光。經過之前九年尷尬的“一國兩制”之後，擁護他的西藏上層人士與駐紮在西藏的解放軍之間的矛盾終於爆發，他不得不在一片混亂中離開西藏開始流亡。而支持他的武裝力量也在幾天內被解放軍擊敗。3月28日，中國總理周恩來簽署了解散達賴政府的命令，從此中共開始了對西藏的直接統治。在此期間，占西藏人口90%的農奴和奴隸獲得了自由和土地——這是他們祖祖輩輩從未得到過的權利和地位。壓迫他們的領主則只換來了一個數字——54。在社會主義體制下，這個身份意味著一種“原罪”，不僅是曾經擁有過、虐待過農奴的人，甚至他們的後代，都不得不為“舊西藏”付出巨大的代價。
五十年後的3月28日，將順理成章舉辦一個紀念“翻身”的慶典。在這一天，北京的民族文化宮開設資料豐富的展覽，拉薩的布達拉宮廣場上搭建起高大的講臺，西藏的大小城鎮都掛出兩種文字的“熱烈慶祝百萬農奴解放日”條幅，全中國的電視裏都開始播放令人同情的關於農奴命運的紀錄片……一切都令人感到很自然。除了一點：這是第一個，而不是第五十個正式的農奴解放紀念日。雖然過去官方當然也會紀念這一天，但作為一個正式的節日，“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是在強調和諧和團結的2009年1月設立的。在同期的中國，沒有任何一條新聞像這條新聞一樣帶有這麽濃厚的“階級鬥爭”背景。
許多人持有這樣一種看法，即現在的中國不再采用“階級鬥爭”，而是采用“民族主義”作為意識形態的基礎，是因為前者已不合時宜，不足以換取人民的支持。在我看來，事實正好相反。在任何社會裏，“階級鬥爭”的威力永遠是最強大的。當局之所以不搞鬥爭，恰恰就是因為它的“殺傷力”太大，容易破壞“和諧”與“穩定”。但西藏問題上卻是一個例外，當局幾經猶豫之後，終於重新撿起了威力強大的武器。這是為什麽？
或許在中國人眼中，根本沒有為什麽。作為一個兩千多年前就完全廢奴，近代又選擇“解放”作為生存方式的共和國，在它的領土上不應該有什麽農奴制。如果存在這樣的制度，就應該把農奴全部解放，狠狠地懲罰農奴主，然後要求“牢記歷史”。在中文網絡上看到的情況是，絕大多數的評論者都支持設立紀念日，反對聲音幾乎為零。在公關方面，西方媒體對節日的報道，與去年一樣，成為中文網絡上被批判的標靶。比如，CNN在發稿時沒有提到“百萬”和“農奴”這兩個詞，刺激了中國讀者的感情，破壞了中國人對西方媒體的信任，加強了他們對政府宣傳的支持。但是，政府理所當然能預測如此結果，卻耐心等待了這麽長時間。這又是為什麽？
著名西藏問題專家王力雄曾在其著作《天葬——西藏的命運》（1998年由明鏡出版社出版）裏談到過一種現象：舊西藏的農奴見到領主的時候，必須站在路旁，伸出舌頭以示尊敬；1959年後一下子反過來，變成領主見到從前的農奴時要伸出舌頭；在胡耀邦同誌的統戰政策下，領主的地位有所提高，於是農奴就又會主動伸出舌頭。這裏所描述的是90年代以前的事情，這種禮儀現在已經消失。
不過，從這裏反映出的認同問題仍然存在：作為藏族人和西藏傳統的繼承者，農奴應該向領主行禮；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公民，農奴主應該向農奴行禮以示“被改造好了”；但是當兩者都意識到自己是“人”，這種極為誇張的行禮方式就沒有理由存在，兩者都會有尊嚴地站著走路。在這裏，最起碼的尊嚴就是人權，是和諧的基礎。如果這種尊嚴沒有了，無論是基於“人權”的統治，還是基於“和諧”的統治，都會遇到深刻的問題，這恰恰就是為什麽整個中國都不願意回到階級鬥爭的根本原因。
然而，在西藏問題上，中國政府已經失去了繼續維持“曖昧”的耐心。北京在西藏問題上的政策，其目的顯然是避免矛盾、確保穩定。至於手段，支持者指出北京不拿西藏一分錢，還投資數百億人民幣，反對者則批評當局的政策太嚴厲以至於侵犯了人權。數百億是政府給的，嚴厲治理也是政府執行的，在軟和硬“兩手”上，政府都做到了底。這種情況已經持續了幾十年，卻被2008年的拉薩事件證明並不成功。盡管官方的論調是“拉薩事件是達賴集團指使一小撮人幹的”，但是從公開的錄像上不難看到，當時參加示威和施行暴力的人數都不少。死亡的18名平民中雖然漢族藏族都有，但襲擊者的目標卻明顯是漢族的商店和住宅。已經形成的民族矛盾確實不可否認。
既然實態已經到了令政府如此失望的地步，就必須檢討和采取新的措施。問題是，措施究竟從何而來？
在中國有“兩個T”的說法，即臺灣（Taiwan）問題和西藏（Tibet）問題是並列的。最近有一篇文章中談到，中國有24個部門負有在西藏反分裂的責任。我專門數了一下，其中13個部門同樣負責對臺灣的反分裂工作。不難想象，兩種“反分裂”的思路肯定會相互啟發，臺灣發生的一切對於這些部門來說也不陌生。
90年代，臺灣曾經處於“和諧”的狀態，內部沒有什麽嚴重的族群沖突。而八年來由於所謂“藍綠之爭”，國民黨和民進黨從爭奪選票出發，把全體臺灣人分割成了“本省人”和“外省人”兩大族群。隨即兩大族群就開始清算、討伐，互相隔離。當新上臺的領導人試圖結束這一切的時候，臺灣人內部的認同感以及對大陸的“同仇敵愾”，已經被嚴重消耗了。臺灣之所以沒有走向獨立，是因為它內耗嚴重得根本沒法走路。
本著上述思路，向臺灣學習，向某位“前地區領導人”學習就順理成章了。“三•二八”紀念日本身就是“二•二八”紀念日的“山寨”。在每年的“二•二八”，民進黨、國民黨和北京都加以紀念，但每次都是民進黨大力攻擊，國民黨出於“政治正確”而忍受尷尬，北京則盡量把事件與自己聯系起來。如果此現象在“三•二八”重演呢？我估計，到時候大力攻擊的是北京，無比尷尬的是達賴和舊農奴主，西方則將扮演並不重要的第三者角色。
對於西藏人來說，即使是在政策最溫和的時代裏，53和54這兩個數字仍然在人口登記系統中存在著。每個人還是只能獲得兩個數字中的一個，而且不能挑選，就像現在的臺灣人沒法決定自己是“本省人”還是“外省人”一樣。由於如此區別的存在，對於目前在西藏生活的居民來說，無法把五十年前的事情視為單純的歷史，而只能視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可以說，“階級鬥爭”在西藏比在臺灣更有基礎。更重要的是，這種鬥爭恰恰有助於加強當局的合法性。在不考慮出身的情況下，政府面對反對者只能就事論事。而考慮出身以後，農奴主出身的反對者自然就成了“反攻倒算”，可以更加嚴厲的加以對待。而據我所知，雖然達賴在印度的流亡政府也已經沒有農奴制了，但它的主要幹部仍然是農奴主出身的。中國國內的許多一直批判政府政策的博客作家，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比如王力雄的妻子唯色，就是農奴主出身的。只要強調這一點，這種“原罪”勢必帶來對他們行為動機的懷疑和反思。
“紀念日”的確定同樣反映出了北京對達賴的反擊。十幾年以來，北京對達賴的態度並不太明確，譴責與接觸是同行的。但是，“紀念日”標誌著西藏問題已經走向深化，在一個重視階級出身的社會裏，北京對達賴這位最大的農奴主是不可能有興趣的。雙方的接觸將再也不會取得任何進展。這是一種“釜底抽薪”的做法。2008年“藏青會”的確是依靠宣傳“達賴很快就會迫使北京讓步，很快就會回拉薩”的說法，才組織起大規模的抗議活動的。但目前顯而易見的是，只要現存體制不變，北京一定不會歡迎達賴回到西藏。只要有這個信號在，任何人都不用考慮“如果不參加抗議，萬一達賴回來了，我怎麽辦”。
未來西藏的抗議活動還會繼續存在，但它很難像2008年一樣吸引那麽多人參與。可以說，即使有一天達賴支持者的活動力度超過2008年，也肯定是達賴去世的時候。而到那時候，當局只要熬過短期的混亂，就能宣告西藏問題的最終解決。這對達賴本人來說無疑是一場悲劇。他已經與中共鬥爭了接近六十年，這段時間長得令人難以置信，但終究不是永遠。我認為，他必須早點做出抉擇。
此文發表於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2009年3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