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團長我的團》真相：英雄團長流落臺灣賣煤球

1942年，中國遠征軍新三十八師一一三團在緬甸奇跡般地創造了“仁安羌大捷”，拯救了500余名美籍傳教士、新聞記者和7000余名英軍。然而，戰後大部分記錄仁安羌戰役的資料中，一度沒有關於當年那個“在槍林彈雨中面無懼色，露齒而笑”的團長劉放吾的影子，哪怕只言片語。
   
對我父親來說，投靠軍校就理所當然地應該報效國家，他率領一一三團擊敗日軍並解救英軍，也只是盡了一個軍人的本分。
   
    直到有一天，他看完電影《最長的一天》回家，獨自悶坐在屋裏，我探頭詢問時，發現父親眼眶裏閃著淚光，他長長嘆了一口氣，我才察覺父親心底深埋著委屈。往後，才陸續了解他這一生所遭受的不平。
   
    反敗為勝
   
    晚年談起仁安羌大捷，我父親就仿佛重返現場，他會滔滔不絕地講述當時受命攻敵致勝的過程。
   
中國遠征軍進入緬甸之前，日軍在1940年9月截斷了位於越南境內的滇越鐵路，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發生以後，日軍先後攻占了關島、文萊、香港、菲律賓首都馬尼拉及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還控制了新加坡等地，一路打過去，勢如破竹。到了1942年3月上旬，更進一步攻占了緬甸首都仰光。
   
     而日本軍隊一旦在緬甸戰場取得勝利，中國軍隊來自國外的援助就會完全斷絕。當時防守緬甸的英軍（兩個師）根本抵擋不住日本軍隊的猛烈攻擊，從緬甸南部的仰光一路敗退。第一軍退到仁安羌被圍困到油田裏面。“英緬軍由於糧水不繼，在烈日炙烤下幹渴難熬，原已精疲力竭，再受到日軍猛烈轟擊死傷慘重，實際上已瀕臨完全崩潰的地步。”當年英緬軍司令史萊姆在回憶錄《反敗為勝》裏描述道。
   
英國部隊要求中國軍隊去支援，中國指揮官要孫立人派部隊。當時就派了我父親一個團，中國遠征軍一一三團。在仁安羌附近的一個叫巧克柏當的城鎮，“面容相當清瘦，方正的臉上卻透出剛毅”的父親見到了史萊姆司令。
   
    史萊姆司令要求我父親率團立即搭乘已準備就緒的卡車，迅速到平墻河一帶，計劃在18日早晨渡河攻敵。這個命令的原稿現在還在我手上。
   
我父親的行動很快就有了明顯的效果，用史萊姆司令的話說簡直是無懈可擊。在往後的幾天，他相當激賞我父親的表現。“激賞”，這是外國將領對中國軍人非常高的評價，這也牽扯到我父親後來為什麽受委屈。
   
4月17日上午11時，史萊姆將軍親自發出手令：“致一一三團團長劉上校：茲派貴官率領貴團，全部乘汽車至平墻河地區，在該處，您將與安提司準將會合，他將以所有戰車配合您，您的任務是攻擊並消滅平墻河北岸約兩英裏公路兩側之敵。”這是史萊姆在《反敗為勝》上寫的。但是後來仁安羌大捷所有的功勞都歸於孫立人一個人身上。
   
史萊姆將軍深知這場戰役的成敗完全取決於團長的指揮，所以在18日攻擊前，還不放心我父親。他將這點疑慮告訴孫立人。兩人就一起去視察。我父親窺出他們來意，主動邀請他們到營部去看看。在相當近接近前線的營部，我父親通過孫立人的翻譯向史萊姆解釋連隊部署以及軍隊部署，史萊姆當時已經相當滿意，都準備退回去了，我父親又提出到連隊去看看，史萊姆的心裏其實是大吃了一驚，因為戰爭即將開始，連隊離前線更近，他並不確定是否有必要這樣做，但是面子上又過不去，所以他們就一同涉水到達連隊指揮所。剛剛到，周圍就響起了槍炮聲。我父親轉身看著史萊姆，史萊姆很擔心他會說再到排部去看看，但是我父親沒有再那樣提議，而是望著史萊姆露齒而笑。史萊姆後來在書裏談到這一段經歷，同樣給了我父親一個很高的評價：“只有優秀幹練的軍人，才能在槍林彈雨中面無懼色，露齒而笑。”

18日淩晨，我父親指揮一一三團在英軍的掩護下向平墻河北岸的日軍開始發動攻擊，他們不僅對日軍施以兩面夾攻，還向敵人正面反復搏殺，到午後4點，日軍傷亡慘重，最後放棄陣地，四處逃跑。當天晚上孫立人又下達命令，要我父親即刻渡河接應英軍。19日的戰鬥比18日更激烈，直到傍晚6點左右敵人才最終敗退下來。當天一一三團救出英軍7000多人，還有美籍傳教士、新聞記者近500人。

但後來，（仁安羌大捷的）戰功被孫立人拿走，我父親沒有講話的余地。連我父親當初應該拿到的獎章都沒有拿到，還是50年以後我爭取來的，通過各種方式爭取來的。
   
聽我父親說，仁安羌大捷之後，他帶領一一三團奉命掩護英軍撤退，在卡薩轉戰多時，終於翻山越嶺，突出重圍，望到一江之隔的印度。我父親說在渡江之前，他發出了兩封電報，上面寫著： “劉團今夜渡江，不成功便成仁”，然後全團趁著黑夜，準備橫渡大江。但因為無線電在渡江時浸水受損，團隊渡江後音訊全無。我母親後來聽說父親全軍覆沒的消息，當場就昏迷過去。
   
我父親到了印度後，官兵都極度疲勞，我父親耗盡精力，也生了一場重病。千辛萬苦，沒有人知道，沒有人能夠體會得到。後來住了醫院，跟孫立人在言語上有些沖突，因為兄弟出生入死，那麽辛苦卻沒有工資。我父親說那我回國念書去了，我父親回來後念了陸軍大學。那時我還沒出生，有哥哥姐姐，家裏生活非常困難。上有老母，下有妻兒。我父親即使在讀書，也要為家計愁苦。
   
    後來他在1943年7月18日給孫立人將軍寫了一封信，裏面描述了我父親母親當時的景況：
   
    仲公師座鈞鑒：
   
    別後已逾三月之久，時在孺慕之中。六月間曾數次函稟，迄未見示，未識收到否。
   
    ……現家中有七旬余老母在堂，素乏奉養，每以忠而忘孝以為搪塞之口實，午夜捫心，自深知於人子之職責多愧，心痛不已；下有妻兒數口，大者尚不盈十歲，正在求學之中，小者尤在懷抱，嗷嗷待捕，年來全賴幾鬥軍米勉強維持生命以度活……
   
     父親生於1908年4月17日，在家排行老四，共有兄弟姐妹子侄等18人。年幼喪父。祖居湖南桂陽五美鄉雙領新村，世代耕讀勤儉持家，頗能自足。晚年在臺灣回憶兒時的家庭教育時父親曾說：“先父在日，法朱子家訓及曾文正公治家之道，尤其側重誠信與服從，吾母繼其遺誌，倍加嚴格。長兄習工業，服務於粵漢鐵路廣韶段；二兄習軍事，卒業於潮校一期，三兄亦服務於軍中有年，級至中校；五弟服務於桑梓，聲譽卓然。吾母對兒輩婚事必經兒輩同意而後行，吾妻柳氏祖籍湘鄉，寄籍南京，一九三二年結婚，生有子女各二。家中經濟情形秉勤儉之家訓，刻苦之精神，量入為出勉可支持，惟內子患宿疾甚以為苦。”
   
好在我們一家人都平安度過難關。我父親學成之後，又因時局變遷，重新跟隨孫立人，並且到鳳山練兵。追隨孫立人多年，我父親盡心完成所交付的使命，絕口不再提仁安羌大捷中戰功被隨便抹殺的委屈。後來孫立人遭遇軟禁，我父親也不能對外提起他和孫立人之間的淵源，即使孫晚年被解禁，父親也把對孫立人的感情放在第一位，認為他依然值得尊重，多年來被軟禁的遭遇也讓人同情，就更沒有想到再提仁安羌戰功一事了。
   
     如果我父親在仁安羌大捷結束後要求去英國念書，英國肯定同意，但是他沒有那樣選擇。一個軍人在外面終究還是會懷念自己的家人，落葉總要歸根。回來後，部隊說改編，我父親給編掉了，什麽職務、工資全部沒有了。當時我父親根本沒有榮譽的念頭，只認為那都是天職，有口飯吃都不錯了。
   
唯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生下了我。我是1944年出生的。我母親，作為一名軍人的太太，和我父親過的是聚少離多的生活，家裏的許多事情必須由母親來承擔，還要照顧小孩子，景況非常困難。她一度回到娘家，依靠家人接濟，在外給人洗衣服。
   
    後來我父親在東北，又多了個妹妹。經過這些，有多可憐，外人是難以想象的。我母親身體很不好，渾身都是病。1988年8月8日，我母親去世。永遠也忘不掉。她老人家這一輩子都沒有享過一天福。

    真假將軍
   
英緬軍史萊姆司令曾經清楚地指出：劉放吾團長在仁安羌率領一一三團攻擊日軍。但是在後來的史料及博物館資料中卻鮮有提及到我父親這名團長，對於許多人來說，就無從知曉這段歷史的真相了。所以1963年才會出現轟動一時的“冒牌將軍案”。
   
“冒牌將軍”林彥章原來的身份有許多說法：有曾經與他一起做過事的國民黨官員說，林彥章曾是前國民黨的一個軍官；他的老鄉說，林彥章是高要縣樂隆區馬鞍鄉人，沒有很高的文化水平，本質上是個粗人，嘴裏冒出來的話經常是“炒蝦拆蟹”一類，太平洋戰爭前，經常來往於省、港及高要、肇慶等地，幹的都是“巡城馬”（水客），信譽非常差，所以也沒做多久。
   
林彥章當時住在昆明，結識了許多人。其中有一位名叫吳待旦，是新一軍團長，曾經在滇緬戰線中救過一名叫菲士廷的英軍團長。這件事給林彥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位菲士廷在戰後的1950年，成為了一名中將，並且是香港的三軍司令。當時他在香港，每天要見到很多中國人，就時常想起那次戰役中救他命的人，他說那個人叫林國章，而且四處打聽這個叫林國章的人。
   
     林彥章到港後聽到這個消息，在冒充將軍之前也是花了很多心思的。他先是得知曾經在新一軍擔任過副師長的人當時正在開茶樓，就想方設法和他打交道，熟悉以後就把對方當副師長時的軍服勛章等可以代表身份的物件全部借來，充為己用，同時還搜集了相當多的關於新一軍的歷史，尤其是滇緬戰線中所發生的事情。就這樣，居然把當事人菲士廷瞞過去了。菲士廷以為眼前的林彥章就是當年的林國章，不僅幫助他做很多事，還和林彥章拍了很多照片，這些照片就成了林彥章四處活動的 “金字招牌”。
   
    1963年3月，林彥章在新界聲言要集資1000萬，說是要在當地開辟菲士廷新村，很多人信以為真，但是林彥章在招股方面惹來了麻煩，當局開始認為他是個不受歡迎的人。
   
    就是因為這件事，林彥章的真實身份引起公眾的懷疑和討論，再加上媒體的不斷參與和暴光，慢慢地就真相大白了。林彥章的謊言無法自圓其說，倒是引起了公眾對仁安羌大捷這一歷史事件的極大興趣。
   
    1963年10月15日，林彥章被遣往臺灣，臺北《民族晚報》的記者采訪了林冠雄，他曾經和菲士廷在緬北並肩作戰，因為菲士廷曾經在1945年稱過他為“正牌將軍”。但是林冠雄卻擺手說，他並不是解救菲士廷的昔日恩人，雙方只是盟友關系。
   
就在那個月，曾經畢業於中央軍校第十四期的方寧，在香港出版了《孫立人將軍與緬戰》一書，書裏提到了“冒牌將軍”一事。他在書裏寫到：“新三十八師團長級以上的長官姓名中，固然無‘冒牌將軍’某某人，即香港報道所載‘林國章’團長雲雲，在全師的營連長中亦無此名。至於當年由孫將軍親率解仁安羌之圍的劉放吾團長，於部隊到達印度後，即由孫將軍報送考入陸軍大學特七期受訓，畢業後調新七軍為少將高參。一九四九年後，消息不明。假如他也能到香港的話，則名利兼收的新人物，應該是他，而不是什麽冒牌某人了。”
   
     後來，有一家報紙也刊登了我父親的專訪，主標題是“光榮戰史從頭說起，真假將軍揭謎底”，而副標題是“緬甸平墻之役我部馳援英軍，劉放吾任團長救出了菲士廷”。曾經在一一三團擔任第一營營長的楊振漢也站出來說話，他說，雖然菲士廷對我父親非常感激，但是因為是在戰場上，各方陣營的移動性都很大，所以他（菲士廷）和我父親始終未曾見過面。為什麽會出現“林國章”這個名字？楊振漢回憶中好像說過，當時英、美軍中常常提到我父親的名字，而外國人口中的“劉團長” 三字被誤以為是名字，而事實上在中國遠征軍中並沒有一個叫林國章的團長。

    “將軍煤球”
   
我父親到臺灣後被派了閑差，不僅閑著做不了事，錢也拿得非常少，少得甚至不足以養家糊口，所以就必須要想著另謀出路，做一些可以賺錢的活，補貼家用。他先是找了一個做文具的朋友商量，但是做文具行需要本錢，我們家裏那時候拿不出錢，而楊振漢那時已經在經營打煤球的生意了，看起來還挺不錯的，我父親就去找他了。於是楊振漢就教我父親哪裏買煤灰，怎麽做煤球，漸漸地，我父親就開起了煤球店，人稱“將軍煤球”。

“冒牌將軍案”發生時，我父親做煤球生意已經有七八年光景，那時候的家境不像外界傳言的那樣苦，雇了一些人在做，而且我們四個孩子也在逐漸長大懂事，可以幫忙。“冒牌將軍案”之後，我父親的事跡也開始被媒體報道，臺灣本地很多人就逐漸知道我父親過去的歷史，都沒有想到我父親竟然曾經是一位英雄，所以都願意來幫幫我父親。我印象較深的是做液化煤氣生意的李宜榮先生，他對我父親說，讓我幫幫你，你太辛苦了，我幫你做專業的液化煤氣生意。當時在臺灣這個行業才剛剛開始，有很大空間。父親做了液化煤氣的生意後，我們家裏的生活馬上得到改善，後來生活都還不錯。
   
    撥雲見日
   
1993年，仁安羌戰役50周年。許多媒體再度提起當年的英雄事跡，而我父親那一年已經93歲高齡。
   
那一年，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在美國芝加哥緊緊握住了我父親的手，對50年前解救英軍一役表達感謝。
   
美國總統布什在致函中表示：“很高興從你兒子羅伯·劉處獲悉，二次大戰仁安羌戰役中，你領導中國遠征軍一一三團的英勇事跡。雖然不少勇士為戰役捐軀，在戰役大捷50周年，我願意再代表國家，感謝你解救500余名美國記者、傳教士及數千英軍的英勇行為。”
   
美國加州州長致函表達了高度贊揚之情，信中寫道：“我很高興與你同慶祝二次大戰緬甸仁安羌大捷。我知道你親歷大戰，且對50年前這一段歷史記憶深刻。只有熱血忠誠的人，能領軍在戰爭中致勝，或奮不顧身加入戰鬥，你已經證明自己出類拔萃的能耐。”
   
    那一年，臺灣“國防部”終於決定專門為我父親開模打造一枚遲來的獎章。事隔50年，我父親的遺憾才算稍獲彌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