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末，紐約甘迺迪機場出境大廳的行李輸送帶轉動不停，身旁的黃面孔多半衣著端整，表情冷靜。已經不再看到幾年前攜家帶眷，將托運行李堆滿幾台相連的推車，行李上頭坐著孩子，大人們嘴裡嚷嚷著接下來去哪堂吃的中國南方移民；他們大多來自福建省，操持流利方言，自在地穿梭大廳，無視他人眼光。偶爾幾句交談從人群溢出，仍能辨識不講究捲舌、溫文低調的台北腔。兩位身著淺色運動上衣、卡其色和深咖啡色休閒長褲的年輕人低低討論著從中央車站搭火車前往上州的計畫，言談中他們比較著坐灰狗巴士的便利和價錢；他們讓我想起台灣長大從小貫於隨父母出國旅行的新精英世代，獨立而謹慎地冒險。輸送帶旁協助旅客並維持秩序的一位非裔站務人員似乎細心地聽著兩位，我好奇她是否懂得中文，她卻開口用南方口音英文向兩位年輕人說著：「火車路線靠哈德遜河谷開展，快入秋了，夏末的風景還是很美的。如果是我，我會選搭火車。」其中一位青年禮貌地回說：「是啊！我想我們也會選擇火車。」「你們是來留學的嗎？」非裔站務員問。兩位年輕人點頭之餘，前後說了他們即將赴學報到的兩間州立大學。站務員從黑糖般的兩頰中露出白淨的兩排牙，她的眼神靜定、溫煦，沒有再進一步交談的意圖；我感覺有種說不出的淡漠，一種缺乏文化連結的失落，一種由無措淡出的無謂。

兩位年輕人從行李輸送帶上各拉下一件黑色硬殼中型行李，整整肩上輕薄的手提電腦袋，安靜地離去。那位非裔站務員手叉腰間來回跺了幾步，便移向另一位結實中厚個頭不高的男性非裔站務員，說：「這幾年亞洲留學生大多是中國來的，聽說大體上是減少的，很多都選擇到歐洲去，還願意來美國，我們就還有希望。」眼光晶亮膚色仙草般光亮的男站務員回答說：「向世界行銷教育是件光榮的事，只是不知道我們還能做多久。」「若能回學校讀書你願意嗎？」她接著問。「百分之百！若是能回老家阿拉巴馬去讀，我就感覺像是上了天堂一樣！」他說。她笑了，好似心裡明白透底，可也帶著點耶揄地。

一般美國民眾不一定會去細分中國來的或是台灣來的差別，許多人對華語圈人民的了解逐漸在中國是美國國債的最大債權國這樣的架構下，帶點受傷地重新評價。一年前我在兒子的鋼琴教室外等候他下課，一位帶著孫子去學鋼琴的老先生，在等候區裡壓著低低的卡其探險家帽子對我說起美國大幅向中國舉債的隱憂；今年春天兒子同學的母親金髮高大的凱洛琳也曾向我提及中國持有美國過半數國債的事實；他們的語氣都帶點無奈，言談流露著放低身段後的溫平請益。我問身旁在紐約州立大學執教的外子，他倒是告訴我，這幾年中國大陸學生變多了，比起來自波蘭、土耳其、巴西或其他歐洲國家的學生要多出許多；但來自香港、南韓、日本、台灣的學生相對地少了許多。

望著旋轉不停的輸送帶，腦子有點暈了，轉盤上反射的灰濛銀光仍像那年我初來乍到，將我的兩大箱行李喀啦甩來，一抹螢光揪眼後，便就無心地轉走了。

那年，兩千零一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剛發生不久，十二月底，我帶著兩箱行李、一隻台灣土狗出國到紐約上州讀書。當時拿學生簽證到美國讀書得通過嚴格的審查。記得我到美國在台協會(AIT)辦美簽時，櫃檯人員很客氣地要我在美國校方所發的入學許可證明書之外，另外提出一份由我所申請的研究所出具的正式信函，寫明我被該研究所錄取一事正確無誤而且仍然准許入學報到。若是利用國際快捷書信往返，取得簽名彌封正式信函的時間至少需要一個禮拜。當時沒有經驗，機票先訂了，出國在即，必須及時辦好簽證。於是，我決定打電話請我所申請的研究所博士班導師(Director of Graduate Study)幫忙。

紐約州立大學寄來的入學許可文件中，有一封所上出具的製式歡迎信函，上頭寫著入學和修課相關問題都歡迎向博士班導師諮詢，信末列明他的辦公室電話、家裏電話、電子信箱等資訊。在收到這封歡迎信函高興之餘，我曾上網查詢了一下這位薛佛森教授的資歷。發現他是一位十分傑出的正教授，曾多次獲得博士後研究獎金、國際學術研究大獎、著名資深研究院（布朗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獎金等，在精神分析文學理論領域有許多文章和著作，頗為活躍，甚有名望。這樣一位成功的教授一定非常忙碌，如今我這個外國學生為了一點小事要麻煩他，不知道他會不會理我？當時我心中忐忑不安。

學校在紐約州，時差十二小時，我利用晚上時間打電話到薛佛森教授的辦公室，他不在；打到他家，也不在；於是我在他的答錄機裡留言，說明我的身分，所需要的文件、緣由，希望他能撥空及時將文件傳真給美國在台協會，讓我順利出國成行。打完電話，我深深覺得，哎呀！真是不好意思，麻煩人家。

這一通電話，改變了我的一生！

隔天，美國在協會人員通知我，他們收到了美國校方傳真文件，我的美簽辦好了，而且一簽就是五年。怎麼也沒想到，這一離家，便是許許多多年，學生簽證換成了綠卡，我在留學的地方――紐約首府奧本尼落地生根。當時那位素未謀面卻連夜幫助我取得美簽的博士班導師，許多年之後，成了我的先生，我們在奧本尼共同養育兩個小孩，每年夏天飛回台灣，讓孩子學中文、接觸台灣文化，我先生還長期在台灣客座演講。

夏末，二零一二年，帶著四大箱行李，兩個經過一夏天已經滿口國語的孩子，跟著先生回到紐約。沒有非裔站務員找我們搭訕，他們看都不看我們一眼，好像我們跟其他在地的美國人沒有兩樣。拉著行李，拉著滿滿而沉重的台北記憶，我的冒險地圖從年輕時的西洋文學研究拓向在異鄉養育願意認識台灣的兒童心靈版圖。好在我一皺眉，兒子馬上察覺，他問我：「媽，妳擔心，因為美國不是妳的家嗎？」望著他深咖啡色的圓亮杏眼，我說：「哪裡有你，就是我的家！」他笑了，牽著我的手，撒嬌地說他要坐在推車裡的行李箱上。外子沒有說話，抱著女兒，輕拍我的肩，撫順我在台北剪短的肩上直髮，扶著我的背，我感覺他的手溫正穿透我因久站而發酸的腰脊。也許該走快一些，開著網上租好的車，兩個半小時後，就可以進到家門了。那裡，總有許多「未來」等待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