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介紹一本顛覆意識形態的好書 － 「八次危機」

                        吳俊宏 2014年7月 10日（本會顧問）

　　因此應對這次危機，就只能在城市“硬著陸”。而此城市“硬著陸”所推出的各項政府政策，就是至今被津津樂道的「改革開放」的起點。

　　這次的改革，被稱為“政府甩包袱”政策。具體政策如下：

1.     農村的改革：

1）「家庭聯產承包制」－

     由於農村已衰敗，再無多餘的剩餘價值可提取，且農村的嚴重虧損，已成了國家財政的包袱。於是政府推行以按戶內人口把土地生產經營權分配到戶的「家庭聯產承包制」。政府從最不經濟的農業集體化領域退出。農民獲得家庭承包權、生產自主權、經營收益權。也就是說，農民繳交一定的承包會後， 若有多餘收益，可留為己用。

   2）允許農村自辦「鄉鎮企業」－

      政府允許農民雇工或自雇，從事以往由國家壟斷的工商業，以增加非農收入和非農就業。

2.     城市企業的改革：

1）對城市大量失業人口，政府要求企業開大門，「五個人的飯十個人吃」，把失業的人安頓進企業免得造成社會問題。同時允許機關辦「三產(即服務業)」，另外成立服務業公司，讓幹部子女紛紛進公司，以安頓失業人口。這造成日後的「官倒」問題。

2）「撥改貸」－ 過去由國家全額撥給國有企業以開展生產的款項，改為貸款。

3）「經理承包制」－ 企業還完貸款付息後，剩下的資產歸企業所有，由經理承包，並允許搞獎金，以刺激生產。

4）「利改稅」－ 企業對政府交一定的稅額，剩下的利潤歸企業自己處理，即留利交稅。

　　中國政府應對這次的經濟危機所採取的改革，真可謂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

1.     市場經濟出現 －

   既然實行「承包制」，那留給農村及企業的部分，則需要一個市場，讓這部分的產品可以自由流通交易，中國的市場經濟因而誕生。此市場經濟與國家的官訂價格，形成「價格雙軌制」。

2.     利益集團因而誕生 －

此前不管中國如何變，其利益仍屬全民所有。但這次的改革，把上繳後的利潤留給企業及農村，於是乎出現了利益上的分配，利益集團應運而生，可以說中國解放後的「資產階級」正式誕生，中國走入被今日部分左派人士所深深詬病的「資本主義」的邪路了。

十、第五次經濟危機與「六四事件」

1988年中國爆發了第五次的經濟危機，這次危機屬於滯脹型經濟危機，即一方面出現通貨膨脹，一方面又出現經濟停滯。其背景如下：

　 1.通貨膨脹：

改革開放後，鄧小平領導的二代核心，為了解決國內經濟問題，遂借鏡戰後許多發展中國家對外開放的經驗，進一步引進外資，開放沿海特區，帶來經濟高速增長。

另一方面，生產力獲得解放的農村，其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快速發展。

以上兩項因素，帶來國家消費和投資需求兩旺，促使國家發行過量貨幣，通貨膨脹因而爆發。

而真正引爆這波通膨的導火線，則在於「價格雙軌制」下，「官倒」公司的倒買倒賣，所帶動的全社會大搶購。

　 2.經濟停滯：

      通膨出現後，中央採取緊縮政策，調高存貸款利率，遂帶來生產停滯。

　　這輪滯脹形態的全面危機誘發了反“官倒”反腐敗的群眾抗議浪潮，爆發「六四天安門事件」。此事件本質上雖為反官倒反腐敗的事件，然自從中國改革開放後，面對中共的官僚體制，西方自由主義的思想得以乘虛而入，從中央到地方，不少知識份子深受其影響，加上西方帝國主義的見縫插針，遂使得事件複雜化，造成不幸的後果。此次事件，中國之所以沒有像蘇東一樣的倒塌，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農民正處於「承包制」和「鄉鎮企業」的發展勢頭上，未參與這次的抗爭中。

　　這次危機最終在城市利益集團的主導下，還是向農村轉嫁來解決，要求鄉鎮企業退出國內市場，“兩頭在外”搞外向型輸出工業。

十一、第六次經濟危機 － 80年代以來由地方政府自主的第三次大規模引進外資

　　「八九風波」後，1990~1991中國經濟陷入衰退，於是類似於以往左右論爭一樣，改革與反改革的論爭也因之而起。1992年鄧小平南巡談話，確立“發展才是硬道理”，同年中共十四大確立市場經濟新體制的改革目標。同時國務院頒布“政企分開”的政策，推動國有企業市場化。

　　在這樣的背景下，由地方政府主導的大規模引進外資的投資狂潮出現，政府機關大辦企業，“官倒公司”和各種利益集團，紛紛借具有“政治正確”的改革之名，行引資投資之實。此外1992年開放的股票、期貨、房地產的市場，也成為投機資金追逐的標的。

　　這股投資浪潮，促成中國GDP的高速增長，然而也在無規範的投資亂像中，1993年爆發了第六次的經濟危機，中央出現財政、金融、外匯的三大赤字，國家綜合負債率超過GDP140%，其嚴重性可媲美2010年出現的“歐債危機”，甚至可與1929 ~ 1933年美國的大危機相比擬。一時「中國崩潰論」甚囂塵上。

　　1994年被稱為“改革年”，朱鎔基被稱為“鐵血總理”，這年中國政府應對這次危機端出了以下大改革：

1. 外匯改革 － 人民幣一次貶值57%，以此促進出口，緩解國際收支惡化困局。

2. 信用擴張 － 大規模增發國債增發貨幣以應付高漲的投資需求。

3. 分稅制改革 － 改變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財政比重，從以往地方財政所占比率超過70%，調整為中央與地方各半。

4. 全面市場化改革 － 在嚴重的財務壓力下採取“政府退出”的手段。要求國有企業“下崗分流，減員增效”，即裁汰冗員之意；另外政府退出醫療、教育等公共事業，交由市場經營。

　　這次宏觀調控的改革，1997年終於完成“三年軟著陸”。

　　同時這次的改革讓城市與農村共同承擔了危機的代價，城市擁現了大量的下崗工人，農村則因地方政府財政所占比率突然縮減，造成地方政府“以地生財”的“圈地運動”，引發無數的群眾抗爭事件。

十二、納入全球化後更大規模的第四次引進外資以及兩次輸入型的經濟危機

　　1994年的大改革，改變中國持續半個世紀以內需和投資為主，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走向外向型經濟，對國際市場的依賴日益深化。

　　此外1997年中國出現了產能過剩(中國用了30年完成原始資本積累，用了20年完成產業資本擴張，正式“告別短缺，進入過剩”)，如此更加深中國的對外依賴。

　　1997年，就在中國剛宣布完成對上次危機的“三年軟著陸”的同時，東亞爆發了金融危機。這次危機使中國對國際市場的出口大幅下降，導致中國發生了以蕭條和通貨緊縮為主要特徵的經濟危機。是為第一次輸入型經濟危機。

　　應對這次的危機，中國採取：

1. 金融市場化改革 － 此次危機，中國可謂因禍得福，它當頭棒喝地打醒了中國對國內銀行大量不良貸款的巨大隱患，因而啟動國有金融機構市場化的改革。2002年此項改革完成，中國具有獨立運作的商業銀行。從此中國金融走向“股改上市”之路，進一步異化於實體經濟，參與了國際金融資本的競逐。

2. 擴張性的財政投資 － 大規模增發國債，投資於基礎建設，拉動內需以彌補外需之下降。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彌補中國的東西、城鄉及貧富的差距。

3. 進行住房、教育、醫療的產業化改革，帶動國內公共物品的消費

4. 提高出口退稅率以加強中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以上改革終於讓這次危機化險為夷。

　　隨著對外依存度的加大，中國於2002年加入WTO，加上這次改革大量基礎設施的建設，使得外資全面大舉進入中國。中國也更深一步地融入美國金融資本主導的全球化中。

　　這段期間中國GDP每年以10%以上的增幅高速增長，2008年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一大外匯儲備國和美國第二大債權國，相應之前的“中國崩潰論”一變成為“中國威脅論”了。

　　2008年的金融風暴，再次對中國造成輸入型的經濟危機，然而因中國早於2003年就啟動建設農村的惠農政策，因而農村作為調節功能的“蓄水池”再次獲得修護，吸納了無數關廠倒閉的城市失業人口。同時中國政府再次啟動新一輪的國債投資。中國幾乎獨一無二安穩地度過這場風暴。

十三、中國問題與解決之道

　　60年來中國在歷經四次引進外資、八次經濟危機，顛簸驚險的完成國家工業化初期的原始資本積累，以及工業化中期的產業擴張和結構調整階段。經濟上取得巨大的成就。「中國崛起」、「中國模式」、「中國道路」成為當今研究的顯學。

　　然而在這些顯學的背後，中國仍然逃不開依賴外資的「發展陷阱」的魔咒，外資從來是中國的“兩面刃”，中國仍然問題叢叢。

在國際方面：

1. 外資在中國經濟所占比率已高達30%，其在中國的進進出出，勢必引發中國國內政治經濟的連鎖反應。而且中國國內的戰略產業和高附加價值產品的出口及利潤，都極高比例的被誇國公司所控制。

2. 中國雖已完成工業化中期的產業資本擴張階段，然與西方先進國家已進入工業化末期的金融資本階段相比，位階還是相對不平等，中國還處於從屬依附的關係。此種依附的關係，使中國成為西方先進國家轉嫁危機的載體。

　　納入全球化的中國，對先進國家的依附主要表現在：一方面中國對先進國家(主要是美國)輸出龐大的廉價商品供其消費，另一方面，再以獲得的巨額外匯購買先進國的國債，以支撐其金融資本體系的運作。如此對先進國的雙重輸出，勢所必然的造成中國國內日益嚴峻的資源環境困局和社會矛盾激化。

　　更諷刺的是，先進國家不僅如此從中國借債消費，還借債到中國投資，控制中國戰略產業；更離譜的是，還向中國借債增強其軍事力量，圍堵中國，干涉中國的主權，並主導對中國意識形態上的話語權。

在國內方面：

1. 失衡的經濟結構 － 中國國民經濟的對外依存度高達66%，相較於先進國家的14%~20%嚴重偏高。中國的經濟結構，如兩匹“野馬”(投資和出口)拖著一匹“瘦驢”(國內消費)極不協調地快速行進。

2. 社會階級的分化 － 隨著外資的大舉進入以及中國在地的“權貴資本”的更進一步發展，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在市場化、私有化的催動下，私人資本進一步擴張，社會階級的分化也日益鮮明，它表現在：

   1）暴增的農民抗爭事件 － 從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地方政府採行“以地生財”的“圈地運動”起，農民的土地就逐漸被侵奪，其後加上由地方政府主導的外資投資狂潮以及由中央政府救市所進行的基礎建設，這些都極大地傷害到農民的土地權益，導致農民抗爭事件迅速暴增，據網上搜到的資料，2009年群眾事件已達20萬起之多。其中1/3為農民維權事件。

   2）邊緣化生存的龐大工人階級 － 目前中國城市聚集著龐大的處於邊緣化的新生代打工者，他們生活在邊緣化的處境中。這批工人階級是國際工人運動史上最大規模、最有組織性、最具階級自覺性的“新工人階級”。一旦中國政府處理不好，則對國家將產生致命的影響。

   3）精英聯盟的出現 － 相對於農民與工人階級之上，則是中國產業資本階級與新生中產階級結合而成的“精英聯盟”－ 政治精英、經濟精英與知識精英聯盟。這個聯盟主導中國社會利益的分配，與被剝奪的大眾間形成矛盾與對立。

　　面對以上國內外的問題，中國的解決之道在於未雨綢繆，改變已往“親資本”的政策，改採“親民生”政策，利用中國幅員遼闊、城鄉差別顯著、吸納投資空間大的條件，大力投入中國的中西部建設以及新農村建設，如此一方面可降低對外的依賴，逐漸擺脫西方必然再次爆發的金融危機的對中國轉嫁；另一方面緩解中國國內的對立衝突，建立一個“和諧的社會”。

十四、感想

　　以上是個人閱讀「八次危機」這本書的心得筆記，寫出來供有興趣閱讀本書者參考，本人才疏學淺，若有誤讀之處，還請見諒，並予指正。

以下是個人閱後的一些感想：

1. 閱讀本書後，有豁然開朗的釋懷感，中國的這段歷程原來是這樣顛仆的走過來的。而其間所導致的政治與社會的動盪與不幸，原來是其來有自，把它怪罪到某某領導人的私心或錯誤，並不那麼合乎事實。而恰恰是在那段動盪的時期，奠定了中國日後的發展基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工業化的初期，也都經歷一段段動盪的時期，美國在1870~1945年間，也面臨經濟社會的巨幅波動，這是世界的規律，中國難以避免。溫鐵軍說：「若否定那段動盪的時期，就好比一個人先吃了一個窩窩頭後再吃了一個饅頭，然後否定前面那個窩窩頭。」

2. 對於那些成天臭罵中共，鄙視中國，看不起中國人的台灣人，閱讀本書後，看到中國在歷經百餘年的帝國主義的侵凌下，由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在堅持國家主權下，如此艱辛的走出一條國家自力自強的道路，應該要肅然起敬。而對於台灣依附在美日帝國主義之下，卑躬屈膝取得小小經濟成就的優越感，應該要收斂些了。畢竟中國已完成完整的工業化體系，其未來的發展勢頭，必然優於台灣的淺碟又跛腳的經濟體系。

3. 從這本書看來，改革開放前中國之所以被稱為「社會主義」，是因其出現類似社會主義的政策和現象，然而這些政策和現象，是因應國家工業化的迫切需要而提出的，若僅依據這些政策和現象，就說當時中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似乎有點牽強。

至於改革開放後被稱為「走資本主義」，恐也不太貼切，蓋當時的領導人不見得就有走資的心態，只是遇到一次一次的危機，根據具體的情況，提出解決方案而已。確切地說中國走的是落後國家工業化的「摸索主義」。中國一直在摸索中前進。

4. 本書是由溫鐵軍教授領導的集體研究團隊，透過對中國具體經驗的實際調查解析，擺脫既成意識形態的價值判斷，提出許多創新的觀點，堪稱是唯物史觀佳作。它點出當前中國思想主流界盲目扈從於西方「發展主義」的意識形態。

   也因為如此，溫鐵軍似乎飽受攻擊，他說：“「臣以險衅，夙遭閔凶」…，每有創新，均遭詬病，… 惟願尚未自殘到閉目塞聽地步的讀者引為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