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介紹一本顛覆意識形態的好書 － 「八次危機」

                        吳俊宏 2014年7月 10日（本會顧問）

　　對於中共建國後60多年來的國家建設歷程，幾乎絕大部分的人都認為，改革開放前中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路線，改革開放後改走資本主義(或說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或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這種看法已成為人們約定俗成的共識，已成為人們既成的意識形態，很少人質疑過這樣的意識形態對或錯，只見到人們在這種意識形態的認定下，有人肯定當時的社會主義路線，批評現在的資本主義路線是走上了邪路；有人則認為當時的社會主義路線是犯了左傾的錯誤，認為現在的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路線才是正途。

　　對於這種既成的意識形態是否合乎客觀的事實，「八次危機」一書提出頗令人震撼的另類觀點，以下簡要介紹本書論述，或許有益於人們重新思考。

　　首先，本書指出，決定中國60年來國家建設路線的，不是什麼意識形態的左或右，而是國家建國後因應外部地緣戰略而急切需要的工業化，以及工業化過程中所面臨的一次一次的周期性經濟危機。這才是決定中國國家經濟政策走向以及政治劇烈動盪的原因。

　　以下依據本書獨特且科學的邏輯思考方式介紹其觀點：

一、     落後國家的工業化與「發展陷阱」

　　二戰後經殖民解放獲得獨立的幾個落後大國，如中國、印度、巴西….等國家，都急欲仿效西方先進國家，進行國家的工業化。然而工業化首先面臨的是原始資本積累的問題，沒有積累足夠的資本，就很難進行工業化，而一般剛被殖民剝奪過的國家，普遍都貧窮落後，沒有足夠的資本從事工業化。因此這些國家大都選擇引進外資來進行國家的原始資本積累。而這種「外資依賴」的路徑，就使得這些國家紛紛落入了「發展陷阱」裏。

　　這種「發展陷阱」來自兩個方面：

1.     對內剝奪 － 資本的原始積累本身就是一個剝奪的過程，早期西方宗主國主要是透過對外的殖民掠奪來累積資本，然而落後國家沒有這種本事，只能靠對內剝奪來累積資本。

   剝奪方式一般採行的政策是工農的不等價交易，壓低農產品價格，高估工業產品價格，以此交易來提取農業的剩餘價值，積累工業的原始資本。這種政策在中國大陸稱為「工農剪刀差」，在台灣則稱為「以農業輔導工業」。

2. 對外負債 － 表現在兩個方面：

   1）主權負債 － 既然要求外資援助，則外援國常會提出各種附帶條　件，最常見的是對受援國的主權要求，即要受援國成為其從屬國，像台灣一樣，將主權賣給了美國，國家的整體政策走向，完全聽命於美國，以此換取美國的軍經援助，來發展經濟。

2）財務負債 － 即對外援國，必須承擔還本付息的國家債務。

　　中共建國後面臨外部極為嚴峻的軍事威脅，迫切需要推行國家的工業化，來建立國防工業以防衛國家。

　　1950年韓戰爆發後，蘇聯在戰略的考量下，開始全面援助中國，中共第一次引進外資，進行國家工業化的原始資本積累。與此同時，為了配合此項工業化的原始資本積累，中國很快地放棄了原先構想的新民主主義政策，在城市進行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將民族資本改造成國家資本；在農村則展開農業的集體化政策，由初級農業合作社、高級農業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目的在於將農村的小農村社改造成規模經營，好讓城市生產的工業產品得以順利的賣到農村去，以提取農業的剩餘價值，進行對內剝奪的原始資本積累。

　　總的來說，這段期間在蘇聯資本的奧援下，中國的原始資本積累還相當順利。

　　然而當1956年，中國基於國家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要求蘇聯依中蘇條約規定，交還中長鐵路和大連特區，撤走在中國東北的軍事基地時，1957年蘇聯援助突然中輟，接著要求中國簽定軍事同盟，欲在中國構建聯合海、空軍指揮機構以及通信電台系統等等。中國斷然拒絕（為此毛澤東曾告訴蘇聯：你們把中國拿去，我上井岡山），蘇聯遂於1960年全面撤走對中援助。

二、     勞動力替代資本

　　蘇資撤走後，中國工業化的原始資本積累，隨即陷入「發展陷阱」裏，面臨極其嚴重的困境，為了持續原始資本的積累，中共中央遂將權力下放地方政府，透過地方政府發動幾乎全體官員、知識份子和廣大的人民群眾，參與到國家工業化的原始資本積累中來，透過大規模的人力投入國家工業化所需的大型基本建設中，再反過來形成對國有大型設備製造業的需求，維持工業部門的繼續運作，以及原始資本的繼續積累。

　　這種「以勞動力取代資本」的原始積累的方式，本書稱它乃中國對馬克斯主義的創新。這種中國創新的積累方式，使得中國的原始資本積累得以持續進行。但當時也因地方缺乏工業化的經驗，出現了至今被看似荒唐的“大煉鋼鐵”、〝大躍進”等運動。

三、     週期性的經濟危機

　　蘇資撤走、中國中央沒錢繼續原始積累，遂放權地方發動群眾「以勞動力取代資本」，地方財政支出占全國財政支出比重大增，中央則大幅下降，中央只得以增發貨幣為手段繼續工業化的基本建設。另一方面，由於中國的工業化主要以軍重工業為主，軍重工業需投入大量的資本及技術，但卻無法適時創造就業增加稅收來償還對外債務，並化解對內剝奪所累積的城鄉矛盾。

　　因此1960年中國第一次爆發了經濟危機，國民經濟快速滑落，中央爆發了嚴重的財政赤字，城市則出現極高的的失業率(失業人口8000萬，失業率高達65%)。

　　此其間，由於農業的剩餘價值被剝奪用於工業化的原始積累，農業的大量青壯勞動力被徵調投入國家的基礎建設上，導致農業生產的荒廢。加上中國還得以農產品及稀有礦產償還對蘇聯約54億美元的援助債務。如此遂造成1960~1962所謂三年「自然災害」，餓死了約2000萬人。

四、     成本轉嫁論

　　危機一旦發生，造成危機的制度成本，就必須尋求轉嫁。

　　當西方資本主義出現經濟危機時，其危機代價往往向落後國家轉嫁，早期殖民時代如此，這些年來，歐美推出的「量化寬鬆」政策，亦是如此。

　　然落後國家如中國，無力對外轉嫁，只能對內向農村轉嫁。中國改革開放前發生的三次「上山下鄉」運動，即是因危機發生時，城市爆發了大量的失業人口，只得將這些失業人口往農村送，將危機的代價轉嫁到農村。1960年第一次的經濟危機，促使中國第一次推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此外，中國政府在危機壓迫下，1961年作出農村集體化政策的調整，允許小農村社制的傳統經濟，從服務於國家產業資本的高度集體化經濟中部分退出，改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為“隊為基礎”的村落經濟，允許農民在生產隊內搞“三自一包”。由此農業生產逐漸恢復，農業稅收逐年提高，此次危機得以逐漸消解。

五、     城鄉二元結構體制論

　　危機要向農村轉嫁，則農村必須具備足以承載轉嫁的體制，否則難以轉嫁。而中國剛好具備這種承載的體制，其原因：

1.     長期解放戰爭和均分制土地改革過程中，建立起來的國民動員基礎。

2.     農業集體化的完成 － 這是蘇聯資本援助時期，為能順利的將工業產品賣到農村去，進行「工農剪刀差」，以提取農業剩餘價值所建立起來的農村集體化，如「農業合作社」「人民公社」等。有了這種集體化，才可以大量的接納城市危機的代價。讓城市危機軟著陸。

　　這種城鄉二元結構體制，是中國所特有的體制，也是中國雖經歷種種動盪，最終仍然艱苦的完成內生性的工業化原始積累的原因。印度、巴西…等大國則因缺乏此體制，而無法完成工業化。

以上是本書，對中國工業化原始資本積累階段，所遭遇的問題以及解決方式所提出的邏輯論述。

六、              第二次經濟危機 － 中國的“三線建設”與“文化大革命”的爆發

　　60年代中國與蘇聯及西方國家處於冷戰時期的”熱戰”邊緣。

　　1964年蘇聯在中蘇邊界陳兵百萬，並派兵進駐蒙古，一部分戰略導彈指向中國幾個大城市和重要軍事設施。

　　美蘇先後多次策劃對中國進行核打擊，企圖摧毀中國正在發展中的核設施。

　　美軍艦飛機多次侵略中國領海。

　　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企圖“反攻大陸”，派遣武裝特務，妄圖在中國東南地區建立“游擊戰走廊”。

　　1962年爆發中印戰爭，印度尋求美蘇介入。

　　1964年美軍開始轟炸北越。

　　戰爭的威脅，逼使中國於1964年制訂了兩個決策：

1.     要搞原子彈(毛澤東說：要飯的也得有根打狗棒)。

2.     要搞“三線建設”(沿海稱一線，中部稱二線、西部及西北部稱三線) － 將東北及沿海的重要工業移往當時美蘇軍力尚打不到的西部及西北部，以避免萬一爆發戰爭，受到重創後無力反擊。

　　 “三線建設”最終形成中國對美蘇強權的威慑力，達到防衛國家的效果。然而此項建設只將沿海工業平移至西部及西北部，政府耗費巨資卻不產生收益，如此徒然造成政府巨大的財政赤字。

　　另一方面恰在此時，中國爆發了“文化大革命”，其背景為：

　　蘇聯援助期間，為了能順利操作蘇聯援助的設備，在蘇聯專家指導下，中國建立史達林模式政府官僚體制，此種官僚化的「蘇式上層建築」，在蘇資撤走後，遂與依靠發動群眾進行以「勞動力取代資本」的原始資本積累路線，產生了矛盾， 反映到政治上，則是被稱為十年浩劫的 「文化大革命」的爆發。

　　文革的政治動亂，反作用於國家經濟上，也加深國家的財政赤字。

　　1968年中國第二次“赤字 + 失業”的經濟危機爆發。其解決方式仍然是往農村轉嫁，1968~1970年成千上萬的知識青年再次「上山下鄉」。

七、     第二次引進外資 － 第三次經濟危機

　　1972年尼克森訪問中國，中美關係解凍，毛澤東、周恩來親自主持制訂了「四三方案」，引進43億美元的西方設備和資金，把中國過份偏向軍重工業的經濟結構轉向偏重民生的經濟結構。然而這次引進西方更為昂貴的設備和服務，很快的中國再次陷入「發展陷阱」裏。

　　1974年國家財政赤字突增，國家再投資能力嚴重不足，城市又出現大量失業，第三次經濟危機爆發。解決之道仍然是向農村轉嫁，1974~1976出現第三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八、中國的「社會主義？」

　　改革開放前這段期間，中國的國家體制，如上所述，基本上是因應國家工業化原始資本積累的需求建立起來的，確切的說它是「國家資本主義」的體制。

　　之所以被稱為「社會主義」，除了中共是以社會主義理念革命建國外，這段期間出現了一些「似社會主義」的現象：

1.     農業的集體化 － 這是為了進行「工農剪刀差」的政策。

2.     全民所有制的工商業體制 － 改造民族資本服從於國家資本主義的原始資本積累。

3.     「貧窮但相對公平」的分配體制 － 必須如此，才能號召群眾參與「以勞動力取代資本」的原始資本積累。

4.     「階級鬥爭」、「繼續革命」…等政治口號 － 這也是為了動員群眾參與「以勞動力取代資本」的原始資本積累。

　　在這個被稱為「社會主義」期間，中國在「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情況下，基本上完成了國家工業化的原始資本積累，為改革開放後產業資本的調整與擴張鋪下紮實的基礎。

　　這段期間，中國基本建立了小而完整的工業體系，鋼鐵、能源、運輸、航空、化肥、水泥….等工業基本建成，農田水利設施也大面積興建。當然還有核爆的成功以及衛星的上天，確立國家的防衛力量。

　　而以上的成就，是全體中國人民，在無物質刺激，無私人利益，無貪汙，無腐化，一切為國家為人民的意識驅動下完成的。這也是有些左派人士至今仍然深深懷念、高度肯定的人類理想社會。

　　然而這段期間中國也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三年的所謂「自然災害」、看似荒唐的「大躍進」「大煉鋼廠」、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是人民生活水平的長期低落…等等。這些正是部分左派人士，深深詬病，認為犯了“左傾”錯誤的原因。

九、第四次經濟危機、改革開放與中國的「資本主義？」

　　1980年中國爆發了第四次經濟危機，其原因有二：

1.     1972年引進西方外資導致的政府財政赤字，尚未來得及扭轉的情況下，1976~1978新任的領導人華國鋒及其領導班子，又引進西方82億美元的外資(稱八二方案)，執行的結果，仍然是「發展陷阱」下政府財政赤字的加大。

2.     1978年後，處於過渡時期的政府，為維持基本穩定，取得社會的支持，採取休養生息的政策。在城市對國營企業增加補貼、給職工發放獎金、改善職工住房條件…；在農村則農產品提價、貧困的區免稅….。

　　以上最終導致1980年“赤字 + 失業(失業率高達40%)”的第四次經濟危機的爆發。

　　然而這次的危機，已不能像前三次危機一樣，將大量的失業人口往農村送，因為：

1.農村長期被城市工業過量提取剩餘價值，農村已衰敗。所謂“大鍋飯”即是因農村已窮到無法實現“多勞多得”的分配制度，不得不採行的方式。

 2.城市經濟已成為政府主要財政收入，農村集體化已完成服務於國家原始資本積累的歷史任務。

 3.文化大革命已結束，毛澤東已過世，已無足夠的號召力，再次動員「上山下鄉」。

　　因此應對這次危機，就只能在城市“硬著陸”。而此城市“硬著陸”所推出的各項政府政策，就是至今被津津樂道的「改革開放」的起點。 時間是在1980年，而非一般所說的1978年。

　　這次的改革，被稱為“政府甩包袱”政策。具體政策如下：

中國的「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或「摸索主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