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7月08日 04:10中國時報 潘華生

　　每次到北京，導遊總是介紹頤和園的精美宏大，若問起頤和園與台灣有何關聯？卻多不知。然而稍有近代史知識的人，都知道這座園和中國近代海軍的關係。1885年，慈禧太后挪用海軍軍費重修頤和園，導致北洋海軍的戰備整訓發生困難，訂購英國軍艦的計畫也被迫停止，反被日本購進，導致日本擊敗中國，強割台灣。如此，頤和園不單是中國海軍的恥辱柱，更是割讓台灣的紀念碑。

　　因此，台灣人看待七七，有著更多複雜感慨的情緒。我們應當反思的是國家體系的進步性問題、後殖民問題，以及政權的正統性問題。

　　首先，國家體系的進步性問題：國力強大與否，絕不是幾艘軍艦多寡的問題，更多的是不同國家眾多系統間的能力較量。19世紀60年代日本明治維新後，在經濟、軍事、以及科學管理的發展上便迅速超越腐朽僵化的清王朝。例如，頤和園的整修更多是國家預算制度的缺失；甲午戰爭的最終失敗可能與國家的動員能力有關，反映出的是深層的國家管理的制度問題。乙未割台是落後挨打的祖國被迫拋棄了台灣。

　　進入民國年間後，當軍閥忙於內戰與搜刮的時候，日本逐步蠶食鯨吞當時中國最富庶的東北，於是，中日在經濟和軍事方面的差距越來越大。在1936年，民國的產鋼不過4萬噸，日本卻達580萬噸。民國政府的年財政收入只有3.7億美元，僅相當於日本的八分之一和美國的八十分之一。可見日本對中國的蔑視是有充分的事實基礎的。

　　其次，是逆選擇與後殖民問題：乙未割台之後，台民眼前的選擇有限：武裝抗日雖然愛國但可操作性甚低，日本能在甲午戰爭中擊敗中國，何況台灣游勇？因此，大多遭到殘酷的鎮壓而旋即失敗；協力者則是日本推行同化政策的樣板，很多更與日本的近代國家資本主義下的拓殖政策相結合，因而成為巨富。

　　較有條件的官民約6000多人選擇內渡回國，其後還有更多台民陸續回歸中國抗日，然而，迎接內渡台灣歸僑的，卻是軍閥混戰兵燹連天的中國。對比留台成為巨富的協力者，逆選擇的結果是動盪的中國對不起忠節內渡者。

　　一般台民只能成為順民，在日本的殖民教育中接受改造而進入近代社會，這是台灣的「脫中入日」的起點。要解脫殖民地心態，更重要的是省思在我們身邊無所不在的日本文化霸權，力圖使自己的民族文化從邊緣狀態回歸到其應有的位置，甚至成為新的文化中心。這點韓國已經完全脫去了被殖民心態，而台灣沒有。

　　最後，政權的正統性問題：許多親歷過抗戰的一代，不能原諒國軍抗日歷史功勳被政治需要而劫奪。過去歷史是由勝利者所書寫。大陸宣傳共產黨領導抗戰，但除了稍具規模的平型關與百團大戰，就只剩下游擊戰、麻雀戰、地道戰、地雷戰。國民革命軍抗日的部分，則只宣傳19路軍以及李宗仁的臺兒莊大捷。坦白說這樣的抗日歷史與「金日成抗日游擊隊」的歷史一樣不可信。刻意突出19路軍以及李宗仁是因為他們後來都站到了蔣介石的對立面，其他的國軍的抗日歷史，則因為政治宣傳的需要，全部淹沒在歷史的荒煙蔓草中。

　　所幸，在這個資訊相對充足的時代裡，歷史不再是一家之言。再加上近年來國共的和解，創造出回歸歷史的寬鬆大環境。才能漸次破除虛偽的政治正統性問題，走出簡單的標籤法則（領導抗日、人民的共產黨vs.消極抗日、反動的國民黨），才還原歷史的全貌，才能與犧牲奉獻的抗日國軍及其後代和解。

　　其實，歷史上的甲午年也包括了明成祖朱棣的大破瓦剌，以及南宋的滅金雪恥。因此，省思甲午的七七，最重要的是總結教訓，進而創造中華文明與體系的進步性。改革開放解放了體系的生產力，連續30年的高速成長，更成為世界最重要的製造業大國，也是動員能力最強大的政府。更要發揚創造力，使其在文明軟實力上也能煥發出旺盛的生命力，才可以真正完成心態上的去殖民化。

　　如今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是日本兩倍以上，遠超過日本。中華文明體系的進步就是對日本在120年前以及現在對中國挑戰的最有力回應。（作者為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副教授）